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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3页）

“简罗是在1984年打电话给你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哦，”格兰特说，“你看到我们在这里的活动了。5万美元能维持整整两个夏季的挖掘工作。我告诉他，我会尽力去做的。”

“所以你答应替他写一篇论文。”

“是的。”

“关于未成年恐龙的饮食习性？”

“是的。”

“你见过简罗吗？”

“没有。只通过电话。”

“简罗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需要这些信息？”

“有，”格兰特回答说，“他正在筹划建立一个儿童博物馆，希望能陈列幼年的恐龙。他说他聘请了好几位学术顾问，并报了他们的名字。其中有像我这样的古生物学家，有一名得克萨斯的数学家，名叫伊恩·马尔科姆，还有两名生态学家、一名系统分析家，阵容很强。”

莫里斯点点头，在做笔记：“那么你是同意进行咨询了？”

“是的，我答应把我们的工作总结寄给他：我们对我们发现的那些鸭嘴龙习性的了解。”

“你们寄去了哪方面的信息？”莫里斯问。

“全都寄去了：巢居习性、分布范围、饮食习惯、群居行为，所有的一切。”

“简罗的反应如何？”

“他不断打电话来。有时半夜还打来。恐龙吃不吃这个？恐龙吃不吃那个？展览是否应当包括这个？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是说，恐龙当然很重要，但不至于重要到这种地步吧。它们已绝种6500万年了嘛。你会觉得，他完全可以等到清晨再打电话来的。”

“哦，”莫里斯说道，“5万美元？”

格兰特摇摇头：“我对简罗感到厌烦了，便不再提供任何信息。我们以12000美元结束了关系。那肯定是在1985年六七月左右。”

莫里斯做了记录：“那么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呢？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从1985年起就没有联系了。”

“哈蒙德基金会是什么时候开始资助你的？”

“我得想一下，”格兰特说，“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80年代中期。”

“你认为哈蒙德只是个有钱的恐龙迷吗？”

“是的。”

莫里斯又做了记录。

“喂，”格兰特说，“要是环境保护署如此注意哈蒙德和他的所作所为——北部的恐龙栖息地、琥珀交易、哥斯达黎加的小岛——那你们干吗不去问他本人？”

“眼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做。”莫里斯回答说。

“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关于他越轨的证据，”莫里斯说，“但是我个人认为，哈蒙德很明显正在触犯法律。”

莫里斯解释说：“最初来找我的是技术转移局，技术转移局对可能具有军事价值的美国技术装备出口进行监视。他们打电话来，说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在两个方面可能进行非法技术转移。首先，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把三部克雷公司的XMP运往哥斯达黎加，并把它看成是公司内部部门之间的转移，还说他们不会转售。但是技术转移局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人需要在哥斯达黎加使用那么大功率的机器。”

“三部克雷公司的XMP，”格兰特说，“那是一种电脑吗？”

莫里斯点点头：“是功率十分大的超级电脑。确切地说，三部克雷电脑的功率大于美国任何公司所拥有的电脑。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却把机器运往哥斯达黎加，你不得不对此感到纳闷。”

“我承认。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没有人知道。而HOOD更让人操心。”莫里斯继续说，“HOOD是一种基因自动程序装置——自然破解遗传密码的机器。这种设备太新了，因此还没有被列在禁运清单内。但是任何遗传工程实验室，只要有能力支付5万美元，都希望拥有一部。”他翻动着笔记簿，“唔，国际遗传技术公司似乎运了24部HOOD去他们在哥斯达黎加的那个小岛。”

“他们再次说，那是公司部门之间的转移，而不是出口。”莫里斯说，“技术转移局对此一筹莫展。他们不能正式干涉该公司对这些器材的使用。但是很明显，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正在一个偏僻的中美洲国家——一个不重视法律的国家——安装起世界上最有效的遗传工程设备。这种事情过去曾发生过。”

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一些生物工程公司迁往另一个国家，这样就可以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莫里斯解释，最臭名远扬的例子就属生物合成公司的狂犬病案。

在1986年，古柏蒂诺生物合成公司在智利一家农场试验一种狂犬病疫苗。他们没有通知智利政府，也没有告诉有关的农场工人。他们就这样把疫苗释放出来。

这种疫苗的成分是活的狂犬病病毒，通过遗传工程处理使它失去毒性。但是他们没有对它进行毒性试验。生物合成公司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否仍然会导致狂犬病。更糟糕的是，病毒已经被改变。本来人是不可能患狂犬病的，除非你被动物咬伤。但是生物合成公司改变了这种狂犬病病毒，使它能穿透肺泡，人吸入病毒就会受感染。生物合成公司的职员搭乘商务直飞班机，用旅行袋把活的狂犬病病毒带进了智利。莫里斯常想象，要是在途中胶囊破裂，那会产生什么后果。飞机上的每个人也许都会感染狂犬病。

这样做令人无法容忍，这样做毫无责任感，这是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然而生物合成公司的做法却没有受到任何制裁。那些不知情冒着生命危险的智利农夫只是一群无辜的农民；智利政府操心经济危机还忙不过来呢，而美国政府又鞭长莫及。因此路易斯·道奇森——负责这项试验的遗传学家——还在生物合成公司做事呢。生物合成公司仍然和以往一样肆无忌惮。美国公司都忙着在其他国家建立设施，因为这些国家对遗传研究缺乏经验。那些国家认为遗传工程和其他高技术开发工作一样，对它隐藏的危险毫不察觉，举双手欢迎它来到自己的土地上。

“这就是我们调查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原因，”莫里斯说，“是从三个星期前开始的。”

“那你们发现了什么？”格兰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