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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大法官托马斯莫尔是否犯了反叛罪托马斯莫尔审判案1535年英格兰（第2页）

莫尔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之后也受过残酷的磨炼。1504年亨利七世向议会要求征收子女结婚和骑士授职的特别税，莫尔在下议院说服同事将国王要求的份额减少到了三分之一。然而，因为这件事莫尔辞去议员职务暂时回到修道院，法官父亲也因“教子有误罪”被送进监狱并罚了款。到了1509年，年仅18岁的亨利八世即位，莫尔便对他寄予了厚望，亨利八世也十分看重莫尔并授予他好几项公职。莫尔于1517年当上廷臣（朝廷大官，亲信大臣），之后人们经常看到亨利八世将一只手搭在莫尔肩膀上在庭院散步的场面。“伴君如伴虎”，虽然国王十分欣赏莫尔，可莫尔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觉得这是十分危险的关系。有一天，莫尔对自己的侍卫罗珀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人头真的能给国王换来法国的一座城池，我的人头肯定会被砍下来的。”然而没想到无意中说的这句话成了祸根。

亨利八世突如其来的改教和离婚

亨利八世是英国人最爱提起的一位国王，也有很多讲述这位国王故事的影视剧，电影《安妮的一千日》（AhousandDays，1969年，英国）在韩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片子，有关亨利八世及其六个夫人和子女的书也有10多种。

王室内部围绕王位继承权而发生的“玫瑰战争”结束以后，以唯一正宗王子的身份登基的亨利八世不仅在体育方面无所不能，拉丁语和法语讲得也非常流利，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国王。可王妃的问题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亨利八世在即位那年与哥哥阿瑟的遗孀凯瑟琳（eon）结为夫妻。由于传言凯瑟琳与阿瑟并没有夫妻关系，于是比凯瑟琳小六岁的亨利便与当时欧洲最强国家西班牙皇家出身的嫂子结婚了。婚后他们夫妻共生下八个女儿，但除了玛丽公主以外其他都夭折了。亨利八世在埋怨凯瑟琳只会生女儿的同时开始在外面拈花惹草，最终他移情别恋，看上了小巧玲珑且性情开朗的凯瑟琳的侍女安妮·博林（AnneBoleyn）。面对国王亨利八世的求婚，安妮态度十分坚决，亨利不跟妻子离婚她决不接受他的求婚，而妻子凯瑟琳又死活也不肯离开亨利。亨利八世心急如焚地寻找赶走妻子的借口，终于在《圣经·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找到了答案：

你若娶了弟兄的妻子，那是污秽的事，等于是露现了自己弟兄的下体，最终你们二人都不会生育子女。

当时的天主教教会法是不承认夫妻离婚的，因此为了主张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姻是无效的，亨利八世试图动员身兼红衣主教和大法官的托马斯·沃尔西去说服教皇。然而当时掌管教皇廷的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恰好是凯瑟琳的侄子，这对亨利八世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所有的方法都成了泡影，沃尔西无奈之下劝告亨利八世重新考虑婚姻无效的决定。亨利八世恼羞成怒，剥夺沃尔西的全部财产并以反叛罪处死了沃尔西。1529年，托马斯·莫尔取代沃尔西担任英格兰大法官职位，成了史上第一位平民身份的大法官。莫尔当上大法官以后，亨利八世再次要求他作为国王手下的大臣在离婚问题上站在自己的一边，但莫尔认为如果公职人员丢掉良知，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于是坚定地表态：“我的选择是宁愿断臂也要守住自己纯洁的良心。”

知道与凯瑟琳之间婚姻无效的提议已经不可能得到教皇的承认，亨利八世便与罗马教皇廷决裂，制订了国王直接掌管英格兰教会的计划。1520年，当马丁·路德主张天主教改革时，亨利八世站在其对立面，撰写《捍卫七项圣礼》的小册子极力捍卫天主教。为此，罗马教皇授予亨利八世“信念捍卫者（FideiDefensor）”的称号，国王也给教皇写信称颂“教皇陛下是整个教徒和所有君主必须服从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如今，所有这些盟誓和誓约成了一张废纸。

英格兰的著名神学家和圣职者们发表论文和散发小册子，纷纷表示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从神学角度上看是无效的，而且国王的婚姻是国家大事，因此不能用教会法来解释，而应该用国法来解释。1532年废止了英格兰教会向教皇廷直接献金的惯例，大主教会议也做出决议，从今以后没有国王的同意不再召集会议，也不再作出重要决定。1533年1月，国王如愿以偿地与怀上身孕的安妮秘密结婚，同年3月制定阻止向教皇廷上诉的法律，5月在与凯瑟琳的离婚诉讼中宣告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为无效婚姻，6月安妮正式被册封为王妃。虽然教皇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籍，可议会却于1534年10月颁布《至尊法案》（Aacy），任命亨利八世为“英格兰教会唯一首领”。从此，英格兰教会再也不受教廷的支配，完全属于英格兰国王，人们也称英格兰教会为“英格兰国教会（theAngliain，英国国教会、英格兰圣公会）”。2016年6月，英国以国民投票方式做出退出欧盟（EU）的“脱欧决定（Brexit）”，这是500年前英国退出欧洲宗教共同体的翻版。

沉默的代价

任职大法官期间，莫尔公正、迅速地处理各种诉讼案件，可在国王的离婚问题上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一直保持沉默，就连1532年举行的安妮王妃加冕仪式也没有参加。他对身边的人们说：“对于他们的要求，只要我答应一个他们就会得寸进尺的。如果我参加加冕仪式，接下来他们就会强迫我为新的秩序去演讲、写文章。”

虽然辞去了公职，可莫尔作为枢密院委员在社会上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一向盲目遵从亨利八世意志的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well）视莫尔为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为了置莫尔于死地，克伦威尔诬告莫尔在做大法官期间曾收受过礼物，同时还要求枢密院传唤莫尔。可这些话很快被证实是谎言。还有一次，有一个侍女因说了一句对国王离婚不吉利的预言就受到了审判，而莫尔也因与那个女人见过几次面被视为女人的共犯。可莫尔据理力争，解释自己与她见面只是为了劝她不要说出那些预言之类的话，不要随意参与国家的大事。莫尔再次摆脱了诬陷。

1534年，议会颁布《王位继承法》（ActofSu），规定只有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生出的儿子才能拥有王位继承权。这项法令的出台意味着国王与凯瑟琳之间的婚姻“完全无效”，还规定臣子们必须宣誓支持法令的内容和效力，并设置了负责宣誓的特别委员会。

1534年4月17日，莫尔被传唤到特别委员会。他看到宣誓内容里增加了必须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首领的条目，当即拒绝宣誓，并表示不想说明理由。他明知拒绝宣誓会违反《王位继承法》，可他又认为这样做虽然违反《王位继承法》，但至少能避免更严重的反叛罪。后来他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我并不想责问《王位继承法》和炮制这个法的人以及誓词的错误，我也不想责难其他人的良心。我并不执意拒绝对王位继承的宣誓，只是我的灵魂还没有彻底泯灭，我的良心不容许我向给我出示的誓词宣誓。[26]

特别委员会看破了莫尔律师般的辩护手法。5天后莫尔被囚禁在伦敦塔，他的土地和财产全部被没收了。在囚禁期间，特别委员会的人们假扮达官显贵前来劝说、威胁莫尔，狱方动不动突然提审他，就连书也不准带入监房。可这些伎俩并没有改变莫尔的想法。有一天夫人爱丽丝（前妻，结婚第六年与莫尔死别）到伦敦塔探监来了。

爱丽丝：你这个人真让人琢磨不透。平时总被人称为聪明绝顶的人，可真没想到竟然心甘情愿地在这样又肮脏又狭窄的监房里与耗子一起过着智力残疾一样的日子。只要按照这个国家的所有主教和学者做的样子去做，你既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别的国家，也可以受到国王和朝廷的宠爱与信任。如果你去切尔西，那里有豪宅、书斋、书籍、画廊、果园等所有的一切，你不想在那样的地方与自己的妻儿、家人一起过幸福的生活吗？以上帝的名义做的事难道是要坐在这样的地方做吗？

莫尔：这里不也是和我们家一样离天国很近吗？[27]

1534年，随着《至尊法案》的通过，王廷又要求对《至尊法案》和《反叛法》（ActofTreasons）也要宣誓，规定“用恶意的言语或文章试图剥夺皇家威严或职位的人”可处以死刑。在长达15个月的囚禁期间，莫尔受到数十次审问，可他始终拒绝答辩，最终以反叛罪被起诉了。

上帝会知道的

1535年7月1日，威斯敏斯特宫王座法庭（King'sBench）开庭审判对莫尔的反叛罪的指控，审理莫尔案的法庭由莫尔的旧友托马斯·奥得利大法官、王妃安妮的父亲和哥哥等18名法官组成。法务部部长克伦威尔宣读起诉书后，法庭提议对莫尔从宽处理，可莫尔当即表示拒绝。

起诉书上记载的莫尔反叛罪的事实共有四条：

不诚实、反叛、恶意地抵抗英格兰教会的《至尊法案》和国王的婚姻，拒绝对《王位继承法》和《至尊法案》的宣誓。

囚禁在伦敦塔期间与因公开支持凯瑟琳王妃而被处死的约翰·费舍尔主教私下通信，密谋反叛。

被囚禁之前在报纸上发表“《至尊法案》是双刃剑，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法案，虽然可以保全性命但丢掉灵魂，如果不接受，虽然丢掉性命但可以拯救灵魂”的言论，费舍尔在生前也发表过同样的言论。

囚禁在伦敦塔期间曾与法务部副部长理查德·里奇进行过对话，对话中莫尔认为议会无权任命国王为英格兰教会首领，从而否认了国王的权威。

对此，莫尔以做大法官时沉着冷静的态度逐条进行了反驳：

我并没有拒绝宣誓，只是保持沉默而已。要定反叛罪必须有语言和行为上的证据，沉默不能成为反叛罪的证据。根据法律格言，沉默也可以看成默认。

您必须知道这一点，凡是真诚、忠实的臣子必须要尊重自己的灵魂和良心，这是作为臣子的首要义务。如果不是恶语中伤国王或煽动暴乱、治安妨碍就不应把当事人的良心也当作问题来质问。[28]

给老友费舍尔的信仅仅是出于友情的信件，由于费舍尔已经把那些信件烧毁，这就说明没有证据表明我犯有反叛罪。

审判之前我确实说过“如果真的有双刃剑般的法律，躲得了一面躲不了另一面，因此谁都难以逃脱”，但这不是针对《至尊法案》说的，只是做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假设而已。如果费舍尔和我的辩解有什么类似性，那只不过是智慧和学问的巧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