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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苏格拉底没有信仰神还唆使年轻人堕落苏格拉底审判案公元前399年雅典（第3页）

与克力同的对话

为颂扬建国者忒修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执行推迟到派往德洛斯岛阿波罗神的祭司回来为止。在祭司回来前夕，苏格拉底小时候的朋友克力同来找他，诚心劝告他越狱。可苏格拉底向他耐心解释了自己不能越狱的理由，《克力同》中记载着全部的对话内容。

克力同劝说苏格拉底道：“哪怕采取不正当的方法也要越狱，能越狱却坐以待毙的是胆小鬼，一个真正勇敢的好男人，哪怕为了回报劝说越狱的亲友的一片好心也应该坚强地活下去，养育子女，教育子女，与他们同甘共苦。”对此，苏格拉底强调了自己一贯的人生态度。人活着固然重要，而过一种堂堂正正的日子更重要。任何时候故意做出不正当的行为都是不正义的事情，哪怕对方以不当的行为来加害自己，也不能因此以不正当的行为来报复对方。一旦同意某一件事情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一定遵守下去。如果自己现在越狱，就等于是加害于人，是不正义的行为。克力同表示无法理解，于是苏格拉底便将国法和国家拟人化，以想象性的自问自答的对话方式给他作了说明，而这一部分正是与“苏格拉底到底说没说恶法也是法？”的质问有关联的部分。这里先介绍一下李正浩教授撰写的一篇论文：

·越狱是以个人的意志将判决的约束性肆意无效化的行为，因此实际上是破坏国法和国体的行为。

·越狱是违背个人与国法之间协议的行为。

·国法是养育和教育苏格拉底自身及其祖上的父母一样的存在，甚至是比父母和祖上更高的存在，而苏格拉底则是国法的子女或奴隶般的存在，因此违背国法是比抗拒父母的意志更不正义的行为。

·任何时候都有离开的自由，可看完审判和国事的处理结果仍没有离开，说明他已经同意遵循国家的命令。

·既可以接受国家的处分，如有不服也可以说服国家，二者当中可以选择一个。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选择越狱，那么对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对个人与国家的协议比性命更重视的人来说，无疑是犯下一生最大的罪过。

·审判过程中曾判过驱逐刑给他免死机会，他当时拒绝了，可到现在却要越狱，这是违背与国法之间协议的奴隶般卑贱的行为。

·与国法之间的协议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而且苏格拉底本身又是个非常喜欢和看好国法的人，这样一个人面对死亡却违背国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笑话。

·苏格拉底若是逃跑了，不用说给朋友们添麻烦，在国外也会因破坏法律罪而受到指责。

·苏格拉底若是逃跑了，反而证明审判官的判决是正当合理的。

·苏格拉底若是逃跑了，与他平生给弟子们讲的道德与正义以及法律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的说教相互矛盾，往后也不能继续说教他人，对子女的养育也毫无益处。

·苏格拉底接受死亡，算是以死亡来澄清自己是因别人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亡的冤情，可如果越狱，就是对诽谤和迫害自己的人的报复，是对协议的背弃，也是有辱于国家和朋友的行为。因此，越狱是非正义的，从而克力同的恳求也是不正当的。[10]

审判结束约一个月后的公元前399年6月，苏格拉底在牢房里送走家属之后，在亲友和弟子们面前喝下毒芹汁结束了生命。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篇》详细记载了苏格拉底最后一天从早到晚的所有经过。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讲完死亡和灵魂的不灭性以后，到隔壁洗澡间洗澡，洗完澡回到原来的牢房安慰大声痛哭的众弟子之后毅然喝下毒药。当他感知药性已经发作，便掀开盖在脸上的白布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克力同，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2]一只鸡，别忘了代我偿还。[11]

在历史的法庭上

雅典善良的市民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人控告以致处以死刑呢？现在想来，苏格拉底对人们喋喋不休的有关道德和人生的说教，在一些人心目当中不仅没有起到自我反省的效果，反而引发了反感和羞辱感。当学会对话法的年轻一代对着大人或长辈刨根问底的时候，那些大人或长辈们有可能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苏格拉底，是因为他的说教惯坏了那些年轻人，以致毁掉了这一代人。苏格拉底倾耳聆听发自内心的声音并以此分辨是非，还主张别人也必须这么做。对此不少人认为他的这一主张使市民在对待神的信仰问题上产生混乱。在此之前，雅典人一直把神看作伦理规范的源泉、形成市民共同体的神圣力量。不是依据普通市民杂七杂八的意见，而应由品德高尚的人以他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苏格拉底的这一主张作为反对雅典民主主义、无视市民权利的思潮，显然违背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苏格拉底的有些弟子们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曾背叛过祖国和参与过“三十人寡头政权”，这些人对民主派政治人物们来说无疑是转嫁当时混乱局面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最好的替罪羊。战争结束后雅典恢复安定局面的时期，市民们需要的不是对他们一直信仰的价值观和信念进行挑战的人，而是对这一价值观和信念给予认可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不仅没有低头认罪，获取陪审团的同情心，反而一个劲儿地主张自己的正当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个十分固执己见的人。当初决定有罪与否的表决上有罪票数和无罪票数相差无几，如果当时苏格拉底的辩论稍微温和一点就可以得到无罪判决。结果苏格拉底的“刨根问底”的哲学思想被陪审团认为是煽动人们不信神、引发社会混乱的思潮，因此得到陪审团的容许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再来看看苏格拉底审判案是否适法、公正。用现在的观念来看，审判仅一天就结束，既没有证人，也不允许上诉，这些现象都是难以理解的，可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审判过程并没有违反雅典法律。“不信仰国家信仰的神，唆使年轻人堕落”，事实上这些嫌疑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出有罪推定，苏格拉底的辩论并没有过错。对信仰新的神的嫌疑，尽管苏格拉底辩解说，那不是新的神，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良心的声音，但这种神在传统意义上是没有被人们接受过的，因此很难判断有罪与否。要想申明自己无罪，苏格拉底应该积极说清自己信仰的神到底是什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服从的神的命令到底是什么。然而，即使这样申辩，以当时的传统观念也是很难得到无罪判决的。雅典政权在“维护国家权力、有益于制定政策”的主旨下给了市民在公民大会和集市上自由发言的权利。可陪审团却认为苏格拉底的言行与这个权利毫不相关，完全是危害共同体的言行。在雅典历史上以唆使年轻人堕落罪和不信仰神的罪名被判死刑的，苏格拉底是第一人。虽然不能说是公正的审判，但因犯罪后果严重，不足以用罚金来弥补，因此只能判死刑。针对雅典民主主义，后世的哲学家对这场审判提出了很多批评，这场审判的第一责任人无疑是陪审团，被告人也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图4国民参与审判：韩国自2008年1月起实施了陪审员审判制度，在满20岁以上的国民申请者中任意选定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先由他们评定嫌疑人有罪与否，裁定适当的刑罚，然后审判庭参考他们的意见做出判决。电影《委托人》（2011）中国民参与审判的剧照

现在我们探讨一下苏格拉底审判案提出的哲学性的质问，即分辨对错与是非是根据个人理性标准来判断的，还是根据多数意见或共同体的权威来判断的问题。如今的自由民主社会尊重个人的良心和自律性，保障社会的多样性，这是民主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在道德层面上由每一个个人根据自律性来判断对与错，在共同体政治决策层面上则遵循民主程序，以多数人的意见来判断对与错。可在雅典，人们只能在国家的框架内从事有益活动，因此共同体的规则成了人们日常遵守的道德标准，而共同体的判断标准又是根据高度重视国家力量和市民利益的民主政体中多数人的意见而制定的。可苏格拉底并没有完全接受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共同体的权威性见解，而是对其持以怀疑的态度（理性的怀疑主义），认为应该不断地思考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美好的生活（道德性个人主义）。他说帮助人们过上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的政治目的。柏拉图认为老师是因雅典普通市民的无知和忌妒而含冤死去的，由此他主张一个好的国家必须由具备最高智慧和品德的哲学家来治理。在善人和良民之间发生矛盾，个人自由和社会安定之间产生隔阂，当高尚的少数人和普通百姓相互对立的时候，由于苏格拉底重视的是前者，而雅典人重视的是后者，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苏格拉底是否真的说过“恶法也是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等对话录里并没有出现这句话。有人说《克力同》里的拟人化国法和国家声音里多少含有这句话的意思，可这种观点很难令人接受。第一，苏格拉底已经向克力同表示按照哲学原则自己不愿意越狱的意图，可克力同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他用普通百姓的传统观念作了补充说明。第二，因苏格拉底本人对争议焦点的这个问题没有像平时那样予以尖锐的批判，因此很难认定这是他的真正想法。第三，苏格拉底受审的时候说过“哪怕国家命令我抛弃哲学，我也绝不会抛弃”，从这一点上看，苏格拉底比起国法更重视自己的良心和哲学精神。因此，这句话不符合苏格拉底一贯的做法和信念。第四，在公元前406年的一场战争中，有一批将军未能拯救一艘被击沉的军舰里的士兵，于是“五百人评议会”对那些将军作了一次性的审判，当时苏格拉底坚决反对他们的违法决定。公元前404年，苏格拉底还曾公然反对为处以死刑将某一个人从某一个地点带过来的“三十人寡头政权”僭主不当的指示，他的这些举动说明他“如果是恶法就不遵循”的想法。即便有“恶法也是法”的理念，苏格拉底拒绝越狱也不能认为是他心里有“恶法也是法”的意念，他最后喝下毒药完全是“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行恶”“不懂哲学的人生对哲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等信念的使然。

据金柱日教授透露，日本统治时期，日本法学哲学教授在课堂上说过一句没有任何出处的话：“苏格拉底曾说过恶法也是法。”然而当时的学生们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就接受了这一观点。笔者反对将“苏格拉底逸事”作为守法案例写入小学、中学、高中教科书，因为“苏格拉底逸事”有可能带来诸多误解，再说古雅典和今天的韩国在法律秩序和市民权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应把守法教育的重点放在有着众多争议的某一哲学家的特殊案例上，而应该放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案例上，并让学生们根据他们的理解能力去思考、去讨论。

苏格拉底审判案长期以来被众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研究和深入探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兴起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当时围绕着“表现自由”和“市民不从”两个观点发生了广泛的争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权下的雅典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市民在公民大会、法庭、集市上畅所欲言，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保障言论自由，不仅是为了保障市民的权利，更是为了提出多种见解后通过反复的驳斥和论证能准确地制定政策的主要方向。由于这种言论自由是基于维护共同体的存在、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因此与此无关的或是反对和批评共同体的主张往往被压制、被禁止。尽管苏格拉底自认为自己的主张会把自己的祖国和雅典人引向正确的路子上，可当时因战败和内乱而面临危机的雅典政权再也没有给批判传统价值观的哲学家以宽容。苏格拉底要求市民接受批判精神，然而正是这个要求成了祸根，他最终被处以死刑，这不能不说是对雅典民主政权的历史性的讽刺。“市民不从”与前面提到的“恶法也是法”有着很大的关联。很多人认为苏格拉底践行了“市民不从”，然而这也需要分析国家体制和社会状况、政策和法律的不当程度、不从者平时的信念和不从方式等因素。

[1]　韩国国内。

[2]　希腊神话中的医术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