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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拿到的这些担保书，没有一个月时间是看不完的。”

“你说得像拜苦路祈祷[38]似的。”拉维尔斯坦笑着说。

“这是德国一家大公司，你和尼基与它打交道不会有事的。它就像资产阶级的王室一样。我在想，战争期间他们有没有用奴隶充当劳工？”

由于手臂虚弱无力，拉维尔斯坦点燃罗莎蒙德买来的香烟时，双手大得显得不可思议。他随后把香烟放进烟灰缸里，挥手驱散烟雾。这时，我意识到有人进了病房。

来者是施莱医生——拉维尔斯坦的心脏科医生。他也是我的心脏科医生。施莱医生身材矮小，清瘦。不过，他虽然清瘦，但并不显得虚弱。他不苟言笑，倚仗自己在医院里是老资格——医院心脏科的主任医生。他话不多，不过也无须多话。

“拉维尔斯坦先生，你刚从重症监护室里出来，你清楚吗？就在几小时前，你甚至都不能呼吸。你的肺现在还很虚弱，可你怎么又抽起烟了？这很严重的。”施莱说，冷冷地斜了我一眼。我本该阻止拉维尔斯坦点起香烟。

施莱医生的头也秃顶了。他穿着白大褂，口袋里装着的听诊器露了出来。他气得紧紧地握着听诊器，就像握着一把弹弓似的。

拉维尔斯坦没有吭声。他才不怕威胁呢——不过他身子还虚，还无力反驳。总之，他根本不把医生放在眼里。医生都是那些怕死的资产阶级的盟友。他不会为任何医生改变自己的习惯，即便是他尊敬的施莱，也不行。罗莎蒙德出去买烟时就很清楚，阿贝恶习难改。他从来没有摆出一副整天担心自己健康的样子。

“我要求你，拉维尔斯坦先生，戒掉香烟，直到肺功能变得强壮起来。”

拉维尔斯坦依旧一声不吱，只是点了点头，但这并不表示接受。他甚至都没正眼瞧一下施莱医生——他将视线跳过了他。施莱不是他的主治医生。他的主治医生是阿本医生。当然，施莱是他的治疗团队队员，更重要的是，还是团队领导之一。对于我嘛，施莱则非常满意——循规蹈矩的。你从未听到施莱医生说过这么多话，可你要是善于心灵感应，你很快就能收到他的信息。拉维尔斯坦是最高学术圈中的主要人物，说他举足轻重，一点儿也不为过。相比之下，我在同类中算相当不错的了，可要称得上重量级人物，那还差得远呢。

对于我，施莱通常叮嘱我要保持体内奎宁的浓度，控制心跳。我患有房颤症，有时会出现呼吸困难。他给我开了葡萄糖酸奎尼丁，可剂量太大，吃了可能会造成双耳失聪。我是服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的。总之，我和施莱有联系，实际上完全是因为我患有这个心脏小毛病。拉维尔斯坦可不一样，施莱对他十分着迷。在施莱看来，拉维尔斯坦可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战场上的一名伟大斗士。阿贝在哈佛大学发表过一场演讲，轰动一时。他对听众说，他们都是精英主义者，可装成一副平等主义者的样子，从此以后——“精辟！”施莱医生对我说，“还有谁能有如此的学识、如此的信心、如此的权威，说出如此的话来？而且是脱口而出，没有丝毫矫揉造作！”

对于拉维尔斯坦而言，他绝不会只是找一个医生而已。对自己不得不要打交道的人，他必须弄清楚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他好奇心极强，对他的粉丝学生们如此，对商人也一样，对高水平的工程师、牙医、投资顾问、理发师，当然还有医生，也不例外。

“施莱是这里数一数二的医生，”拉维尔斯坦说，“是最有影响力的医生。他是这里政策的制定者，管辖所有科室，视病人为自己人——就像他对我一样。但是，他的家庭生活……”

“我从未想过他的家庭生活。”

“你见过他太太吗？”

“从来没有。”

“啊，传闻都说他家是个女人的王国，一切都是妻子和女儿说了算。施莱的真正生活是在这里，在这些诊所和实验室里。”

“是吗？性格严厉的人往往都是这样……”

“就像你自己，奇克。在这方面，你可是经验丰富，这你是知道的。”

“又多了一个无处安身的人。”我说。

“喂，别遗憾了好吧？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所有这一切。没什么好抱怨的。”拉维尔斯坦说。

我无话可说，能够说的只是施莱医生缺乏朋友，缺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帮他指引方向。

“可怜的施莱，医术越来越高明，”拉维尔斯坦接着说，“可妻子是个悍妇，再加上两个女儿还待字闺中。一帮积极分子，三个人都是，整天忙于女权主义、环保主义之类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施莱医生在诊所里是个暴君，可到了家里就成了一个饱受冷落之人的原因。”

“我也把他给惹恼了。”我说，“真正的朋友是应该把你的烟给拿走！”

我跟拉维尔斯坦说起的事情，他都知道，我对他并没有隐瞒什么。

宝马740已经送来了——是在尼基到达前一个小时送到的。他径直来到了医院。拉维尔斯坦还不能下床走动，胳膊和双手也只恢复了部分功能，但抽烟可以，也不妨碍他拨打电话——否则，用他喜欢的法语来讲，就是“废了”。他一到，罗莎蒙德和我就退了出来，在病房外面等着。

不一会儿，尼基脸上挂着泪水走了出来。他很少和我或其他朋友谈论拉维尔斯坦。他接受我们，是因为我们都已经通过了阿贝的审核。阿贝常和我们这帮人交谈，而他——尼基——对我们交谈的内容则兴趣索然。当然，尼基对我们每个人，对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阿贝已经学会重视他的看法。

“你现在就得下去取你的新车。”罗莎蒙德说。

我们和尼基一起下楼，看着他坐到方向盘前。公司派来的驾驶员已经等在那儿。奇克后来解释说，驾驶员向他简单地介绍了这令人着魔的宝马740全部特有的功能。我瞥了一眼控制面板上的开关和指示灯——看上去像是战斗机的驾驶舱。这些东西我一窍不通——就连怎么除霜，或怎样打开引擎盖都不会。

毫无疑问，拉维尔斯坦是想用这个庞大的玩具，把尼基的注意力从他的病情中转移开来。他的目的只达到一部分了。尼基坐上驾驶座是挺开心的，但他告诉我不打算回瑞士了。现在，这一切都要停下来。他必须要中断训练课程。

出院回家时，阿贝说他不想坐救护车。他说尼基可以开着新买的宝马740送他回家。施莱医生认为，拉维尔斯坦还不能行走，不能坐立，必须用轮床推出去。可阿贝说，他既不需要轮床，也不需要担架，更不需要救护车。学生和朋友们会用轮椅把他推进宝马740里。

施莱不同意这么做。否则，他拒绝在出院单上签字，他说。阿贝最终只好听他的。他们把阿贝，连同**被褥等所有东西，一起抬进了轮床。他一声不吭，但并没有生气或记恨。他可没有病人那种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样子。

宝马740已停在车库里。打个电话，几分钟就会开到门口。

我正在重读凯恩斯的回忆录。这是拉维尔斯坦推荐的，他要我以凯恩斯为榜样。不管是在重症监护室的休息室，还是遇到病人在睡觉或默默沉思——像是睡着了，我总是捧着一本书打发几个小时。在等救护车的时候，我和罗莎蒙德坐在拉维尔斯坦家公寓楼下的院子里，阅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书。

凯恩斯的回忆录中记录的争论，是一九一九年德国人发售黄金，筹措资金购买食品，帮助遭受封锁、忍饥挨饿的城市。负责执行停战协议的委员会设在斯帕。这是比利时边界上一个时尚的温泉胜地，曾是德军总部。鲁登道夫的别墅就在那儿，此外还有德皇和兴登堡的别墅——你立马就会感到，这些内幕情况，凯恩斯都是为他的布鲁姆斯伯里的亲密朋友们写的，而不是为普通的报纸杂志读者而写的。

凯恩斯说，比利时的国土上笼罩着一种情绪。“空气中依旧弥漫着国土大面积沦陷的悲观气氛。那儿满是悲伤，有一种黑松林中日耳曼人的戏剧性忧伤。”凯恩斯认定，理查德·瓦格纳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承担责任，这个观点引起了我巨大的兴趣。“很显然，德皇对自身的看法就是这样形成的。兴登堡有啥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男低音吗？鲁登尔夫又怎么样？充其量不过是瓦格纳三流歌剧中的一个胖子男高音而已。”

然而，有一个危险现象，就是德国不知不觉中有可能会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饥饿和生病人数在上升，死亡数字不断增加，导致盟国受损，劳合·乔治这样告诉与会人员。克里孟梭回应说：“明白，一准会送给你们一个很好的协议。”“一准”这个词现在已经消失了，我对罗莎蒙德说。

德国建议用黄金支付他们的食品，但是法国依然不同意。克里孟梭坚持认为，德国的黄金要用于战争赔偿。法国有一个部长，名叫克罗兹，是个犹太人。他宣布，应该允许忍饥挨饿的德国人改用别的方法，而不是用黄金来购买粮食。如果他的国家的利益得不到妥善解决，他就不可能再谈下去。“这是底线（他盛气凌人，试图摆出一副高贵的神情），是他的职责。”

劳合·乔治——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结这个问题呢？我也说不清为何自己受影响这么大——现在将仇恨转向财政部长克罗兹了，凯恩斯写道。“你看克罗兹面熟吗？——又矮又胖，满脸浓密的胡须，眼神游离不定，转来转去，溜着个肩膀儿，本能地流露出轻蔑的神情。劳合·乔治总是很讨厌他，瞧不起他。他瞬间意识到，他可以把这家伙的提议给否决了。他大声说，妇女和儿童正在挨饿，财政部长克罗兹却在这里喋喋不休，扯他的‘黄——金’，他身体前欠，双手做着手势，向大家展示可恶的犹太人死抱着钱袋子不放的模样。他怒目圆睁，滔滔不绝，话中满是鄙夷和蔑视，像是要冲他啐唾沫似的。在这样一种会议场合，本来就不大掩饰的反犹主义情绪，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涌了出来。一时间，大家纷纷露出鄙夷和憎恨的目光，看着克罗兹。这个可怜的家伙俯身坐在位子上，显然是退缩了……接着，他（劳合·乔治）转过身来，要求克里孟梭制止这些妨碍会议进展的伎俩。要不然，他大声说，财政部长克罗兹便会和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齐名，在欧洲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首相停了下来。环顾四周，你可以看见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在咧着嘴笑，与邻座的人耳语‘克罗茨基’。”

还有一个犹太人，这个人在德国政府供职，名叫梅尔基奥尔博士。他不像凯恩斯那样和自己的代表团关系密切。凯恩斯总是站在劳合·乔治一边，只要讨论面包、猪肉制品或财政计划，就反对赫伯特·胡佛。梅尔基奥尔似乎和凯恩斯感觉一样。凯恩斯描述道：“（梅尔基奥尔）目不转睛，眼皮耷拉着，一脸无助的神情……恰似一个痛苦不堪的尊贵动物。我们难道就不能打破这个会议的无聊程序，避开三种语言翻译导致的三重障碍，像神志正常、头脑明智的人那样，讨论真相和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