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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第4页)

德国在挨饿,法国却差一点儿流血而死。英国和美国真的打算提供食品。一吨一吨的猪肉已经准备就绪,只等赫伯特·胡佛下令开始运货。“我猜想,我们最近采取的行动,还不能使他相信我们的诚意;不过我恳求他(梅尔基奥尔)相信,至少当时我是真心实意的。他和我一样,深受感动。我想,他是相信我说的。我们俩会谈时一直站着。我甚至有些爱上他了……他要和魏玛政府通电话,敦促他们授予他一些自由的决定权……他说话带有犹太人那种富有**的、悲观主义情绪。”

在我坐着阅读的地方,罗莎蒙德和我在等救护车送拉维尔斯坦回家。这儿是个小院子,门口装着一扇精致的铁门。院中有一座石头池子、灌木和草地,甚至还有荫地冷水花。这里要是有青蛙和蟾蜍就好了,但得从外面引进来。从哪儿引进呢?这座圣地周围,方圆数英里都是乱石,见不着一只青蛙。这个院子就像一个减压舱,在此租住的一些教授,或许会回想起十八世纪英国先生们建造的隐居石洞。你不愿面对这些残酷的事实,想寻求某种保护。要想完全意识到这既是圣地又是贫民窟,非拉维尔斯坦不行。“在外面那儿,”他会笑着说,“遇到红灯,警察会告诉你不要停下。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你要是停下来,就可能完蛋了。”你一定不要被自己的历史给吞没了,拉维尔斯坦常常这么说。他引用席勒的话来表达相同的效果:“活在你的时代,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

罗莎蒙德挨着我坐在石头池子边。我埋头看书,她丝毫没有被晾在一边的感觉。

拉维尔斯坦过了好一段时间才习惯起来,把我和罗莎蒙德看成两口子。他有一种怪癖,对自己的学生总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罗莎蒙德就是他的一个学生。要是有人问起这一点,他会说,考虑到他们接受的教育特别强调“情感”——爱情,一点儿也不含蓄——假装教学可以不涉及灵魂的结合,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是他的老观点。希腊语中自然有词汇能够表达这个意思。从他那儿听到的希腊词汇,你不能指望我全都记得。厄洛斯是半人半神,是宙斯提供给人类的一个守护神或半神,用来补偿残忍拆开原本具有男女两性特征的完整之人。阿里斯托芬的性神话的这部分内容,我相信自己已经完全搞明白了。在厄洛斯的帮助下,我们每个人继续寻找他迷失的那一半。拉维尔斯坦充满渴望,对这一探寻很是认真。并非人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渴望,即便感受到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亲口承认的。在文学中,这种渴望,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离我们这个时代更近一点儿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爱玛·包法利也有,而司汤达的德·雷纳尔夫人的渴望则是通过她的质朴与纯洁体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未获得社会的认可,他们的渴望是隐隐约约表现出来的。拉维尔斯坦一直在关注这个现象,而且是全神贯注,几乎就要给人做媒配对了。他竭尽全力,尽一切可能满足这些强烈的、但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用一剂止痛药,缓解并非时刻都意识到的渴望之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方法生活下去。必须要结婚。男女之所以通奸,就是希望借此从毕生都未品尝过爱情的痛苦中,暂时解脱出来。通奸,要是拉维尔斯坦来判决,是可以原谅的轻罪,因为它是我们的渴望之痛无情地驱使我们造成的。“没有渴望的灵魂”曾是他那部名作暂定的书名。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彻底埋葬了渴望。

——我怎么扯这么远了?

作为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我一定要把拉维尔斯坦具体的做事方法给阐释清楚。他要是关心你,他就会从关心你的角度描述你。你或许难以置信,他居然对每个人,对每一种情况都深思熟虑,对招进来接受进一步深造或学习的学生们,对那些宁愿放弃深受职场欢迎的正统社会科学专业的学子,都进行密切观察。要是学生跟了拉维尔斯坦,他们会很难找到工作。因此,你必须考虑怎样为你招进的年轻人提供生计。从职业角度讲,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拉维尔斯坦经常征询我的意见。“要是史密斯和莎拉配对怎么样?史密斯是有些同性恋倾向,但绝不会是个同性恋者;莎拉是个很严肃的年轻女性——生活作风严谨,勤勤恳恳,酷爱读书,虽然称不上才女,可也有众多优点。她刚好有一些阳刚之气,这或许会让史密斯欣然同意。”

这就是拉维尔斯坦陈述话题的方法——有点儿奉承,但从不拍任何人的马屁;也不实话实说,免得让你失望。他只是相信,是否愿意忍受别人攻击、摧毁你的自尊,是检验你态度严肃程度的试金石。别人说你坏话,哪怕是最难听的,你也应该能够听得见、忍得住。

其实,一段时间前薇拉就已经开启离婚程序了,做得很体面,却很笨拙,而且不切实际。她好像一年前就已经找好了律师。律师是个女的,在市中心一家非常有名的律师行工作。她把我的资产调查得一清二楚。薇拉索要我银行存款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且是免税。薇拉定期去市中心护发、修眉,去购买衣服、鞋子等。她经常约朋友——要不就约她的律师——一起吃饭。

我们家没有一点儿家务,家里的安排也不是井然有序——仅仅是个家庭而已,婚姻里没有什么爱情,甚至连感情都谈不上。家里生活用品快要用完时,薇拉就会跑到超市里狂购一番——苹果、柚子、冻肉、糕饼、用作餐后甜点的西米布丁、罐头金枪鱼、番茄鲱鱼、洋葱、大米、干早餐麦片、香蕉、色拉蔬菜、甜瓜等。我有好几次试图教她怎样用鼻子闻甜瓜的底部选购甜瓜。但很显然,她这样一个容貌美丽、举止优雅的女性,是不愿意让人看到她做任何与其身份不相吻合的事情。她还买了面包和卷饼、洗碗机用的肥皂粉以及擦洗坛坛罐罐的钢丝球。这好几百美元的食品杂货,装在纸箱里,随后送到了家门口。买完东西,她却没有回家,而是开车去了学校。我把东西搬进家里,塞进冰箱和厨房的架子上,然后把一个个纸箱踩平,乘电梯送到楼下。我与公寓管理员关系很好,不想用这些垃圾给他添麻烦。

直到最后我都没有意识到,最终期限已经在眼前,可我还在苦思冥想薇拉到底怎么了,试图弄清她的动机。她只喜欢做,不喜欢说,承认说不过我。一天,我正在看书(这是我定时的文字食粮),她赤身**地走进房间,来到我的床前,用**摩擦我的颧骨。她一定知道我会有反应的。可我做出反应时,她却露出一副已达到目的的神情,掉转屁股走了。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赢了,一个字也不用说。她的身体替她说了,而且说得铿锵有力:分道扬镳的时刻就要到了。

我躺在**看的那本书对我毫无帮助。我也不能追上去问薇拉:“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公寓很大,被分割成了好几个区域——她有她的地盘,我有我的领地。我要找她,必须得跑过去——无论怎么问,她都不肯讨论刚才传递的那个信息。

因此,我只好求助拉维尔斯坦。我给他打电话,说要立刻和他谈谈。我开车穿过整个城市,开了十二英里。这个距离是我算出来的——当初设计师或建设者是按八个街区一英里设计的。

到了他家以后,我头一次接过拉维尔斯坦递上来的他自己煮的咖啡。我需要喝些浓烈的东西。我当然知道,他对我要讲的事情兴趣盎然。重压之下,人会变得荒诞不经,会即兴表演——你越是傲慢,他就越是珍惜你。

“嘿,赤身**?就像他们说的,她这是在宣告。你是怎么想的?她这样做没教养,她要告诉你什么?”

“我想她是想说,她不想再做我妻子了。”

“要分道扬镳,是吗?是不是出乎你意料——或者说你骨子里已经预料到这一天正在到来?”

“我当然看到这一天正在到来。她和我的关系向来不好。”

“可我想你是不是忽视了一些事实,奇克。你从自身的角度要求她应该尽一个妻子的本分,这我不怪你。可是女人也有她们的角度呀。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是声名显赫。她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他们都这样跟我说。她或许不喜欢为你做晚饭——但五点钟就准时赶到家削土豆皮。”

“她可是在一个饥饿的国家里长大的呀……”

“在世人的眼里,混沌物理学家是很了不起的——我不懂混沌物理是研究什么的,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门高深的学问。只有你不把她放在眼里。”

“可对着干的想法是正确的吗?”拉维尔斯坦问道。

“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谁也不清楚。人们不辞辛劳,把自己的观点整理得有条不紊,这种观点确保他们做到言行一致,或者看上去如此,这好像也是社会的要求。可薇拉缺乏的正是这种有条不紊……”

“好了,好了,”拉维尔斯坦说,“你的观点是她要来爱你。她爱你是因为你可爱。但是,你的这个薇拉把聪明才智全都用到了物理学上。过温暖的家庭生活,是她最反对的想法。所以,我们转开这个话题,来谈谈超市购物。薇拉买了好几百美元的食品,装进纸箱,让少年犯送到家里。这些少年犯可是一直由假释官盯着呢。你自己可以烧这些破玩意儿,自己一个人吃,吃完后把锅碗刷干净,就像你妈妈,满怀爱心地给家人做好一顿美餐,家人吃好后又刷锅洗碗。你以为自己只要能说服薇拉满怀着爱为你做晚饭,她就是爱你了?她给你的答案可是嘲讽性的。她把食品货物买好了给你送去。就像她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样,你属于一个第三世界,一个正在消失的守旧的犹太人世界。别人的灵魂世界,犹如俄罗斯人说的,是一个黑暗的森林……你喜欢俄国人的说法。”

“不,现在不喜欢了。”

“喂,我承认你说得对,俄国人并不是像他们希望我们认为的那样人性化。这些东方帝国,个个都是由警察掌控的。”

“黑暗的森林就是灵魂,但是你别奢望能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那里获得保护。我现在没心情和你开玩笑。”

“这我知道。”拉维尔斯坦说,“她向你宣告说你不能再碰她的身子,你租期已过。但这并不是说就一成不变呀。不能指望任何人的生活里没有爱情,或是爱的幻影。大多数人都必须拥有一个和谐的**。”

离婚手续办好时,我并没有指望薇拉会来到法庭,可她来了。她穿着一件纽扣缝得很高的外套,不大像女人衣服,倒像一件纹章图案。铜扣从喉咙处一直扣到膝盖,化了妆,还像舞厅里的舞蹈演员一样盘起了头发。她发出的信息是不大可能传达出去的。我曾有过机会,是人家像女王一样极为慷慨地送给我的。很显然,我没有它要的东西。

薇拉根据18k金挑选原则,制定了一个深奥的理性逻辑,是完全不可知的。她具有女王般的高贵,但照样也有蹩脚的一面。你要是以为自己能够说出她来自哪里,那你就错了。“这个人(奇克)好像可以做我的丈夫,但这是个错误——需要证明。”她迈着奇特的脚步,大步离开。每迈一步,脚尖都向前一插——只用脚尖。而脚跟则靠自个儿撑着。这种步态毫不奇怪,它是一种奇特的表现方式,不过没人能说出其中的含义。

这一点他不知道,我可是头一回走在了他的前面。我不打算要拉维尔斯坦为我去考察罗莎蒙德。我不能让他像对他的学生那样,安排我的婚姻。如果他对你没有一点儿感情,他才不管你做什么呢。但是,他认为,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万事都自己做主,可不是个好主意。他的朋友们——尤其是他天天碰面的那些人。什么事都瞒着你,你会非常痛苦的。

送拉维尔斯坦从医院回家的救护车,缓缓地开了过来,停在路边。罗莎蒙德和我站了起来。我合上看的书,看到凯恩斯写给母亲的一封信,叙述他担任副财政大臣在最高经济委员会所承担的职责。轮床被悄无声息地迅速推了过来。我看到拉维尔斯坦像甜瓜一样光秃秃的脑袋,在我们眼前穿过阿尔罕布拉宫式的拱廊拱门,通过阴生植物和水池。池子里细水涓涓,长满了苔藓。尼基急急忙忙地跟在轮床后面,穿过一道道黄铜玻璃门。

罗莎蒙德和我乘客用电梯去大楼顶层。顽皮的小孩儿把每层的按钮都按了一下,所以你常常是到一层就要停一下。电梯门不停地开、关,我们花了十五分钟才到顶楼。我们到达时,拉维尔斯坦已经躺在**了——但不是他的四柱大床,而是订购的一张医用病床,一个机械师(医院里的技工)正在床的上方安装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不锈钢架。拉维尔斯坦可以利用架子来转移身体的重量。要是必须坐到椅子里去进行物理治疗,架子的底部还可以滑到他大腿的下面。只要有气无力的他抓住钢管时,床脚上安装的小机器便会嗡嗡地转动,缓缓地升起一个船帆似的装置。突然,你就会看到他两条不能动的双腿,从被子里被吊起来。由于他还无法完全张开眼皮,因此脸上只露出一半惊愕的神情。

或许,他在思考问题,在考虑如何顺其自然对待生命,因为生命遭受损害、伤害乃至杀害的方法实在是不计其数——对他来说,这样思考问题可谓别具一格。护士突然出现在眼前,机械师站在一旁帮忙。拉维尔斯坦被吊到床边,然后轻轻地放进轮椅。施莱医生的目的是要阿贝站起来,重建肌肉。他的两条腿又细又长,没有一点儿小腿肚;胳膊内侧白惨惨的,血管清晰可见。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血管里的血都染上了病毒。护士想把他的**遮上,而他则好像在思考一个紧迫的问题——问题大概是:拼尽九牛二虎之力求生有何意义?没有意义,可他依然在拼命挣扎。他抓住钢架。钢架可能冰冰凉,他的两只拳头紧贴着一对大耳朵,都快贴到光秃秃的发际下枕骨上凸起的头发。光头,往往表明力大过人。以前,拉维尔斯坦的光头就是如此,可现在却变得羸弱不已。我相信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犹如装进了海军索具[39],“吹哨行礼,越过船舷”,看了让人不寒而栗——甚至会到歇斯底里的可笑地步。不过现在他已经从三角形钢架上被放下来,坐进了轮椅。尼基推着他在公寓里转了一圈。罗莎蒙德和我跟在后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看见拉维尔斯坦坐在轮椅里,瓦德佳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同情,又像是嘲弄——眉毛挑着。她本打算好好说两句,但打住了,一席话从她扁平的鼻子上溜走了。唉,真是倒霉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毕竟也是犹太人。有时你会听到她擦除灰尘或擦亮东西时嘀咕说:“摩阿沙拉。”刚开始几天,拉维尔斯坦还是很虚弱的。他一边抬起食指向她打招呼,一边对尼基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叫她别碰那些拉利克水晶玻璃品了。”

“她对着水龙头,哗啦哗啦地冲洗玻璃酒杯,”拉维尔斯坦对我说,“水龙头把一个个杯子磕得缺牙少齿。我拿给她看,她哭了起来。她说,她去伍尔沃思廉价店买新的赔我。我说:‘你知道这些拉利克玻璃杯多少钱一个吗?’我说了一个数字,她咧嘴笑了起来。她说:‘先生,你真会开玩笑。’”

“你告诉她价钱了?”

这个时候或许要拿出一些材料,来表明我和拉维尔斯坦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俩——当事人——其实都不清楚。这个问题,拉维尔斯坦也许觉得没必要讨论。他说他非常满意,因为不管说什么我都会不折不扣地去做。他生病期间,我们像好朋友该做的那样,天天见面,不仅如此,还打电话,一打就是很长时间。我们是密友嘛——这还不够吗?我在书桌抽屉里翻到几个文件夹,里面夹着一页一页的东西,全是关于拉维尔斯坦的。但是,这些资料好像只涉及友谊主题。现代词汇中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讨论友谊或其他更高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世间不管何事,人这个动物都要说道一番。

拉维尔斯坦很愿意向我**心声。这位来自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人高马大的犹太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劳心费神地跟我说这些事呢?因为不得不说,而且是刻不容缓。他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眼看就要死于种种并发症。他身体虚弱,没完没了地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感染。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要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什么叫爱情——是需要,是意识到不完整,是渴望完整,是如何将小爱神厄洛斯的痛苦与狂喜极乐融为一体。

回头想想,这可是我享有的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从我的角度讲,凡是不能告诉别人的东西,我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跟拉维尔斯坦讲;凡是我的弱点、缺点、堕落可耻的秘密以及费尽心机瞒天过海的事情,我全可以说给他听。他时常觉得我的忏悔令人笑不可抑。最让他觉得好笑的是一个个思想上的杀人念头。我这样说,或许有些戏谑化,有些歪曲,不过我不是存心的。总而言之,他觉得这些令人捧腹。他说:“你读过著名的德国心理分析大师西奥多·莱克医生的东西吗?他说过一句话,叫‘每天思想上杀一个人,精神病医生不会找上门’。”

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拉维尔斯坦却认为这样做有益处,是好事。自知之明需要严格。我总是很乐意和这个叫作自我的、变化莫测的怪兽进行搏斗,所以我这个人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原来还想再前进一步。我觉得,别人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你的,除非你找到方法,能够传达那些“难以言传”的东西——你私密的、玄妙的东西。对此,我采取的探讨办法是,没有出生前,你从未见过这个世界的生活。探得这个秘密,认清这个世界,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挑战。你从一个无人知晓、无人存在或是无人记得的原始状态中,来到这个高度发达、清晰而真实的世界。以前你从未见过生命。在等待初生的黑暗中,在等待死神迎接你的黑暗里,在这两者之间,你可以时断时续地见到光明。这时,你必须要竭尽全力,认识这个现实世界,领会这个高度发展的状态。为了看这个世界,我已经等了千万年。接着,我学会了走路——在厨房里——然后被送到大街上,近距离地审视这个世界。我最初获得的印象,是大街上耸立着的一排排高大的木头电线杆。这些杆子全是棕灰色的、软软的,已经腐烂了。上面装着横档或多个侧臂,架着许多电线或电缆,一节下垂,一节上升,又一节下垂,一节上升,绵延不断。在固定的下垂处和流动的电缆上,一只只麻雀落在上面,一会儿飞走,一会儿又飞回来。落日下,人行道上的砖块已经破损,露出了原有的红色。那个时候你很少见到汽车,能见到的只是双轮双座马车、运冰车、啤酒货运马车,个个都是由高头大马拉着。我根据不同的脸部特征,认识不同的人——红脸、白脸、满目皱纹的脸、斑斑点点的脸或光洁如玉的脸;笑脸、暴躁的脸或愤怒的脸——以及他们的眼睛、嘴巴、鼻子、声音、脚和举止。此外,还有他们如何弯腰逗小男孩儿玩,问他问题、同他开玩笑或是充满爱意地戏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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