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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做的，充其量只是小心翼翼地问一问莫里斯有关移植的情况。他说，在每一个州，当你领取驾驶证时，你都会被要求在一个方格内打钩，以表明是否同意捐赠器官。“那孩子不假思索就打了个勾——这算什么？干吗不呢？就这样，那颗心脏飞到了东部，在麻省总医院进行了移植。”

“那孩子的其他情况，你一无所知，是吗？”

“知道得很少。我给他父母写了封感谢信。”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跟我讲讲你都给他们写了些什么？”

“我对他们说，我由衷地感激他们，我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所以他们不必担心，他们孩子的心脏正帮助一个毫无瓜葛、令人讨厌的家伙活着呢……”

“你要是在路上，突然被一帮扎着围巾、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的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团团围住，你一定会左想右想。”

“男孩儿的家人回复了吗？”

“连一张明信片都没回。但是，孩子的心脏依然健在，他们一定很高兴。”莫里斯垂下脸，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他张开手指，按住太阳穴，撑着脑袋瓜子——好像他在拉维尔斯坦的波斯地毯的图案中找寻答案，或者为神奇地延长生命一事探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信息来。我没对地毯抱任何希望。我依靠的是都市政治语言——已经深陷奇怪的困境。生命——就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一幅幅生命所展现出的画面——在持续。这同我跟拉维尔斯坦讲过的有关。

莫里斯问我对死亡有什么看法，如何想象死亡。我回答说，那些画面消失了。很显然，在我眼里，美国人所指的这些画面就是经验。此时，我并不是在想最近出现的、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那些画面——现在，连消化系统或者心脏，人们都有可能进去游览一番。心脏——不过是一团肌肉，仅此而已。但是，它却异常顽强，从胚胎里就开始跳动，持续不断，富有节奏，长达百年之久。就拿赫布斯特来说，他五十多岁时，心脏就已经逐渐衰竭了，这次移植有可能帮他活到八十岁。虽然他每年都要到医院签字接受检查，但总的来说，他的生命像以前一样延续着。他看上去和蔼可亲，宽容大度，头脑开明；一张圆圆的脸，像钟面似的；他慈眉善目，沉默不语，脸周蓄着干净、卷曲的白胡子，显得镇定、健康。他观察女人十分细致，身材、**、大腿、发型等，逐一寓目。女人有品质，男人就该欣赏；公正地来评价，他就是这样的男人。他的赞美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不自在。他喜欢品女人，而且客观公正。他品的方法是，不张扬、不发挥。所以，他这个爱好没有惹怒任何人。

赫布斯特来了以后，我就离开了。阿贝和莫里斯是将近半个世纪的朋友了，彼此会有一大堆话要告诉对方。拉维尔斯坦在**大声说：“把他带到这里来。”普达狮床单从床角给扯了出来，卷曲而柔软的漂亮貂皮床罩也掉到了地上。不知为何，墙壁上的油画总是挂得不正。房间里漂亮的古玩全和衣服、手稿、信件等堆在一起。那些信件总让我想起他卷入的论战——他同学术界那些势力强大、喜欢记仇的劲敌们展开的论战。他一点儿也不在乎那帮家伙。

赫布斯特走到床边弯下身子，拥抱拉维尔斯坦。

“奇克，给莫里斯拿一把椅子过来好吗？”

我端上一把圆形靠背的意大利皮椅。你常常忘了，赫布斯特是靠移植的心脏活着呢。他看上去十分健康，完全能够处理日常需求。拉维尔斯坦情愿自己最早的朋友是个病人，一时间我将信将疑。不过，这个念头瞬间即逝。这不像拉维尔斯坦的行事风格。他日子不多了，这是事实，可这儿不会有任何病房里的那些事。他需要——他也渴望——交谈。

他们安然地坐下来亲密交谈时，我便回家向罗莎蒙德报告这一天的情况。她一直在和帮她（用打字机）打博士论文的女人打电话。再过几周，她就要作博士讲座。她师从拉维尔斯坦已经五年了。所以，我如果需要了解马基雅维利亏欠利薇什么，我只要问一问这个身材苗条、容貌标致、长着一对细长蓝眼睛的年轻女子就知道了。现在，我对马基雅维利亏欠什么毫不关心。对我来说，更为重要也令我异常欣慰的是，不管我对这个女人说什么，她都能够理解。

“赫布斯特来了吗？他们俩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是的，这我毫不怀疑。可这两个人首先告诉对方的是一些下流的笑话。不管从什么角度讲，这在这个场合都是怪怪的。赫布斯特胸腔里跳动的是别人的心脏，拉维尔斯坦已经和他说过再见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说说笑话比谈论灵魂和不朽更为恰当。若想弄清你呼吸停止后发生了什么，你得买票才行。”

“是去死？”

“是呀，要不然你怎么才能知道这个答案呢？”

“尼基跟你说了吗，施莱医生要把拉维尔斯坦送回医院？”

“我吃了一惊。”我说，“他刚学会重新走路，你以前觉得他至少还可以活上一年时间。”

“你不这么认为？”罗莎蒙德问道。

“我也这么想，可他不愿意这样拖下去。在医院里，他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免得朋友们和好心人来打搅。”

“他远比你喜欢交际，奇克。他喜欢与人相伴。”

这不仅仅是做伴的问题，人们还给他带来了问题，就好像从他临终的**，你能够获得某种接近圣灵的信息。

拉维尔斯坦的房门一直敞开着，我能看到我们的朋友巴特尔后脑勺上的长发，披在敦敦实实的肩膀上，还能看到他一双时尚的中帮靴子。我看不到他全部的脸，但是他妻子很明显在哭泣，她向前弯下身子。她肯定是在哭，不可能是干别的事情。我对巴特尔太太非常敬重，对她丈夫也十分喜欢。

巴特尔夫妇是拉维尔斯坦的粉丝。他俩从未参加过拉维尔斯坦在公共场合发表的演讲，我怀疑他们甚至连他的作品也没读过，但是他们真的很敬重他。几年前，巴特尔退休时，和妻子搬出州界，住进了威斯康星州的树林中，学着梭罗的样子，过起了粗衣粝食的生活。他们进城时，拉维尔斯坦喜欢带他们到我们的塞尔维亚-法国俱乐部里吃饭。

巴特尔夫妇走后，拉维尔斯坦对我说（因为心中某件趣事，他无法平静），他们来访是为了向他征求建议。

“关于什么？”

“他们是来谈自杀计划的。他们为打搅我表示歉意。在这样的时候……”

“我想应该是这件事。”我说。

“别对他们这么刻薄嘛，奇克。老人产生自杀的念头很正常。我想他们是认真的。”

“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认真的。”

“我快要死了，所以有和他们相同的想法，这很自然。这样的时候，人们还带着问题来找我，真是吃不消。他们把这个想法放在‘纯属假设’的表格里。照理说，在他们的人生中，在生命剩下的所有时间里，他们能够获得如意的忠告吗……我感到怀疑。”

“是自杀合约？”

“巴特尔提出论点，由她写成文字，并附加合理的评语。他们说，我是他们唯一完全信任的人，而且不会嘲讽他们。”

“所以，你们就到一个不肯去死的人这儿来，告诉他你们想自杀。”

“巴特尔已经暗示这件事好几周了。他这个人很聪明，就是个性太强，改不了。这种性格导致他不善表达。巴特尔夫人则通情达理多了。她来时穿着一套淡蓝色套装，前襟从上到下钉着两排纽扣。她身材娇小。换句话说，是她丈夫太高大，导致她看上去过于矮小。总之，她有一张英国人的小脸，容貌娇美，乐观向上。我想，孩子们看她时，一定会看见一张可爱的、富有同情心的面孔……”

“那他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他们抱怨年纪越来越大了。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犯这个毛病——他们觉得自然和隐居对他们有好处。自然和隐居可是毒药。”拉维尔斯坦说，“隐居林中，把可怜的巴特尔和他妻子弄得郁郁寡欢。这是隐居后会观察到的第一个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