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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用自己的描述，逗拉维尔斯坦开心。”

“我是想这样做，可他不肯听我讲述有关烟斗和怪癖之类的事。他在等我摆脱困惑。”

“喂，你可是他钦定的传记作者，你领会问题这么迟钝，他会不开心的。”

“那是当然。他对我讲拉杜前往耶路撒冷的邀请被取消时，具体情况我连一个字也没问。我明白，我又没有抓住机会。”

“嘿，他选你为他作传，并不是觉得你是个完人。”罗莎蒙德说。

“对于一些基本的东西，考虑到我的无知愚笨，我们俩还是尽力保持一致。”我对她说，“他通晓古希腊、罗马文学；毫无疑问，我则一窍不通。但是，我要是错的话，我不会花力气在原地继续犯错。后来，我从生活中领悟到，老是认为自己正确是多么的愚蠢啊。”

“你必须是正确的，你别无选择。”罗莎蒙德说。

“薇拉的计划是，应该用格利莱斯库取代拉维尔斯坦。在巴黎时，阿贝闯进我们房间，当时她穿着衬裙，吓了一跳，跑进了卫生间——她跑的姿势怪怪的，踮着脚一跳一跳的——还把门给锁上了。她随即告诉我，我们再也不要见到拉维尔斯坦了。”

“这确实很奇怪。”罗莎蒙德说。说起薇拉，罗莎蒙德的谈吐总是很得体，也很谨慎：“这是发生在薇拉派人接她母亲过来的时候吗？她有没有带母亲一起去巴黎？”

“没有，没有。这事发生两年前，那个老姑娘就已经死了。尽管如此，你的预感还是对的。她仰仗母亲帮她处理——我该用什么词呢——人际关系。她自己不会处人处事。总之，那个老姑娘很不喜欢我——女婿是个犹太人，玷污了她的晚年生活。”

“你现在终于讲到正题上了。”罗莎蒙德说，“你对所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可最重要的却偏偏没有——你是从犹太人这个问题开始的。”她说。

“一点儿没错。谈话围绕这个问题兜来兜去——这么多的其他人，千百万的其他人都甘愿赴死，对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人类中的其他人驱逐他们。希特勒就曾说过，他一旦掌权，就要在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搭起一排排绞首架，把犹太人全给绞死，一个也不留。这一切都是有案可查的。希特勒正是靠打犹太人牌才获得权力的。他没有其他计划，也不需要。他把德国和欧洲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犹太人，从而当上了总理。总之，就格利莱斯库这个人而言，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恶毒的反犹主义者。可是，人们要求他表明立场时，他表态了。他有投票权，也投了票。拉维尔斯坦很清楚，这种需要深思熟虑的讨厌事情，我是从来不会做的。”

“你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思考，是吧？”

“我嘛，是在美国语言环境中过着一个犹太人的生活。这种语言环境对理解阴暗的思想毫无帮助。”

“你和拉维尔斯坦谈过这种邪恶势力吗？”

“我可能谈过。阿贝的性格要比我开朗多了——心胸开阔，光明磊落。他更像一个正常人，但绝不是一个天真的人。”

“我跟着他研究过修昔底德。”罗莎蒙德说，“我至今还记得他必须要讲的雅典瘟疫，死去的父母或姐妹们，和陌生人一起被扔在柴堆上火葬。但是，把这种情况同二十世纪发生的大量死亡联系在一起——他没在课堂上讲过这个内容，你能记得他或许说过的话吗？”

“你怎么想，”我问罗莎蒙德，“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或许会把自己的生存——他每天都意识到自己在死去——与这个事实联系起来，即二十世纪有数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现在他的注意力全被吸引到这上面来了。我这里想起的不是那些战士、农民、富农、资产阶级、党员，也不是被指定参加强迫劳动的人、在古拉格群岛或是法西斯集中营里送死的人——这些人很容易被赶到一起，用牛车装起来送走。这些人一般不会引起拉维尔斯坦的注意。他们都是那些常见的‘失败者’，政府没有理由去关心他们——有人称之为‘流沙社会’，将受害者吸进沙堆埋起来或者闷死。处理这些人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除掉他们，将他们变成尸体。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也失去了生存权，刽子手同样直白地告诉他们——‘没有理由表明你们不该死’。所以，从位于亚洲的俄罗斯古拉格群岛，一直到大西洋海岸，到处可见摧毁生命或死亡蔓延的无序状态。你要想起的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也就是以某种理性为托词——被夺去生命的千百万人。理性表现为做事有条不紊或者目标坚定，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最疯狂的虚无主义形式，在德国军队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分析大师达瓦尔看来，德国军国主义导致了最极端、最可怕的虚无主义。这种人生观在普通士兵当中，激发了最血腥、最疯狂的复仇主义的屠杀热情。因为这种热情贯穿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因此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发布所有命令的最高层。所以，每个人都被宣告无罪。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十足的疯子。纳粹国防军就是这样在逃避罪责。假设用民间的方法来减轻这种罪恶行径，那会怎么样，拉维尔斯坦问我。他又追了一句：‘不过，我这是在胡说八道。’他对所有的话题都有坚定的看法，但到了最后，他却闪烁其词，说起了自己的状况，这时候他更多的是伤感，而非嘲讽，对不对，罗西？”

“他也不会让自己长时间地深陷伤感之中。”

“是呀，面对千百万人被夺去生命，人们普遍愿意容忍。接受它，就像是二十世纪的风气。你在战斗中特别体谅士兵，以此掩护自己。但是，我在想在古拉格群岛和德国劳改营里大批死去的人。为什么这个世纪——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才能把它表达出来——要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刚强不忍之气。”

拉维尔斯坦去世约莫两年后，我才记起这次特别的谈话。患上吉兰-巴雷综合征之后，拉维尔斯坦刻苦练习行走，努力恢复双手的功能。他明白，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屈服了，但他并非一味地屈服。不能用咖啡研磨机倒没什么，可刮胡子、写便条、穿衣服、抽烟、开支票，这些都得用手呀。如果你不设法恢复健康，你就会失去四肢能力，成为一个无可救药之人，这一点几乎人人皆知。那天早上，他和我碰巧看到鹦鹉落满了冬青树，在啄食红色浆果，将树上的白雪溅得四处纷飞。此时，人们正在拉维尔斯坦的卧室里拆卸装有三角形钢架的病床，将其搬出室外。“谢谢拆卸工人。”他说，目送着床从货运电梯运下去，“我再也不想见到那玩意儿，跟海军索具似的。”

他独自在走路——虽然脚步还不是很稳，但就跟麻风病人拉撒路似的——要是有过这个人的话。你刚从死人那里兜了一圈回来，撞见了整个绿色鹦鹉家族，这帮热带飞鸟，从中西部的冬天里幸存了下来。拉维尔斯坦对我咧嘴，笑着说：“甚至还有一个犹太人在关注它们。”尽管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但他随即又一次问我说，这些鸟怎么变得这么多啊。我瞬间变成了一名大自然的专家。所以，我再一次将它们描述一番：那些吊在树上或电线杆横木档上的修长袋子，那是鸟巢，看上去就像是拉得长长的尼龙袜，垂下来有三十英尺之多，里面在孵化鸟蛋。“这些鸟巢让你想起了东区的一栋栋公寓。”我对他说。

“我们让尼基开车送我们过去看看。它们的大本营在哪儿？”

“在约翰逊公园。不过在第五十四街边上的一条胡同里，还有一大群栖息在那儿。”

然而，我们始终没去看那些鸟巢——鹦鹉栖息的、在风中飘摇的一层层管子。我们再次见面时，拉维尔斯坦却告诉我，他和尼基要飞往巴黎。

“你去那儿干什么？”

看得出，我的问题很愚蠢，冒犯了拉维尔斯坦，他对我很是失望。不过，他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是不会流露出来的。他对我自然也是如此。“医院里的人告诉我说可以去巴黎。”

“是吗？”我说。

医生们的理由清晰明了。他虽然快要死了，可完全适合飞行。巴黎是让他非常快乐逍遥的地方之一：那里有他最亲密的朋友，还有他人生中许多尚未完成的事宜。他如果一心要去，干吗不遂他的心愿呢？医生们认为，十天的旅程不大会造成什么严重伤害。对我来说，二十五个小时的空中旅行非把我给累趴下不可。可在机场，拉维尔斯坦可以坐轮椅。而且他不像我，他坐的是头等舱。说得再深一点儿，我恐怕得承认，一个快要死的人还要去乘飞机，我觉得这样做似乎不是很严肃。像拉维尔斯坦这种情况，“完全适合飞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无人知晓。他乘的是波音727，还是他的外罩下面藏着一对强有力的翅膀？

我虽然真的觉得拉维尔斯坦对我很失望，但我相信他不会感到惊讶。我们俩长期以来保持一种默契，就是不向对方隐瞒或羞于坦陈任何事情。我也没有任何东西可隐瞒拉维尔斯坦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意思是说，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他自己察觉不出来的。所以，说得准确点儿，他也应该知道我对巴黎印象不好。有一个犹太自由思想家这样描绘巴黎——上帝像是在法国。意思是说，即使是上帝，也在法国度假。为什么呢？因为法国人都是无神论者，和他们在一起，上帝可以无牵无挂、信马由缰，就跟所有游客一样。

即便是到了最后，我也没能理解，拉维尔斯坦在巴黎还有一种生活，一种补充式的生活。这次短暂的告别旅行回来后，他心情比较愉快，只字未提他的法国朋友。可他的神情表明，该做的事都已做完了。

然而我得知，施莱医生现在命令拉维尔斯坦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尼基证实了，不过又说，拉维尔斯坦要住的病房到下周初才能空出来。星期天下午，他办了一个派对——有比萨和啤酒，野餐式的，用的是纸杯和纸盘。他买了新的影像设备——最新时尚，他说（我甚至也觉得这个表达要比“最新水平”要好）——歌唱家和演奏家都能全景展现，而且还有一种热带丛林之光的即时效果。拉维尔斯坦挑选播放的是他最喜爱的碟片之一——罗西尼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演员和歌唱家们出现在银屏上，画面又平又薄，又高又宽，逼真得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拉维尔斯坦说的，科技把艺术重新武装了起来。歌唱家的面孔犹如威尼斯的彩装玻璃，丰富多彩，摄像机带着你目睹他们美丽的黑眼睛，甚至看到他们的牙齿。拉维尔斯坦穿着驼绒睡衣，坐在休闲椅上，一边欣赏，一边解说这台新设备——对外行们的无知，还嘲讽两句。不过，他这样做有些力不从心，不时地按着静音键，好让大家听见他说的话。最后，他实在是吃不消了，尼基将他扶起来，领了出去，说：“他太兴奋了，他以为就一次不午休没有关系。可是，他还是扛不住。”

影像设备处在静音状态，拉维尔斯坦本人也是一声不吭，或许是从一个陌生的视角重新审视病情和死亡情况。他跟着尼基向外走。我们领着他回到他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雪橇式的床，上面铺着鸭绒丝被。他重新躺到枕头上时，我把所有的亚麻被、真丝被全给他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