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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公寓便空无一人。迟来的人赶到时，尼基按住电梯按钮，开着门说：“阿贝看到你们一定会十分开心，可他现在服了各种药，头脑不是很清楚。”

第二天，拉维尔斯坦提起这个话题时，我说：“尼基很机灵，什么问题都不肯回答，所以派对很快就结束了。”

“他从不回答问题，是吧？每个角落里都有一些无言的问题，但他不去理会。这样做没有一定的毅力是不行的。”

“他关掉新的影像设备。我想我是不会关这玩意儿。”

拉维尔斯坦最后的日子是在家中度过的。这期间我经常上午去陪他。我和他住在同一个街区，又不需要遵守什么定点时间，因此一吃过早饭我就过去了。尼基通常到凌晨四点才上床睡觉，因此一倒到**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早上十点。而拉维尔斯坦由于没人陪伴，则叉着两条大膝盖躺在那儿打盹。医生们给他注射麻醉剂（使他镇静下来），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思考——从头开始考虑各种问题。即便他在打盹，观察他那张别致的犹太人面孔，你也能了解到他的很多东西。你无法想象他这个十分奇怪的身躯，容纳着他奇特的才智。他的秃顶，很奇特，光秃秃的，几乎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不毛之地，这寓示着他没有隐瞒任何东西。他会说——就像他一向喜欢用法语一样——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他现在面临的却是坟墓。

尽管我还比他大几岁，他却把自己看作我的老师。嘿，这是他的行当嘛——他是个教育家。他从不把自己表现成一名哲学家——哲学教授不等于哲学家。他曾接受过哲学训练，学会了应该如何度过一个哲学人生。这个是哲学研究的内容，也是人们为什么要读柏拉图的原因。雅典和耶路撒冷是更高质量生活的源泉。如果拉维尔斯坦非得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选雅典，而对耶路撒冷充满了敬意。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谈论的则是犹太人，而不是希腊人。

我对他的这个变化进行评论时，他对我很不开心。“为什么不谈犹太人？”他说，“在南部各州，人们今天还在谈论南北战争，甚至比一百多年前谈得还要多得多。可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数百万人惨遭杀戮，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同你没有任何区别，与我们也毫无二致。我们不能对他们不闻不问。摩西与上帝对话，上帝给他明示。这种联系已经保持了数千年。”

拉维尔斯坦就这样絮叨了好一会儿。他说，曾几何时，犹太人被用来衡量整个人类的邪恶人性。“你对人们说，你们要是废除了统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将生产方式理性化，对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实行安乐死，那么便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你随即又向怀抱这种思想的人提出建议：消灭犹太人。于是，他们真的开始这么干了。他们把欧洲一半以上的犹太人全给杀了——你和我，还有奇克，是属于幸存者。”这些不是拉维尔斯坦说的原话，我作了一些解释。他的原话是，作为犹太人，我们现在知道什么事可能会发生。

“无人知晓这样的事情下一次又会从哪个旮旯里蹦出来——法国？不，不，不是法国。他们自己在十八世纪已经尝过了太多的血腥，他们不会在意发生这种事，但是他们自己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可俄国人会不会呢？《锡安山长老会议纪要》[52]这份文件是俄国人杜撰的。就在不久前你还在跟我谈吉卜林呢。”

“不错，就是吉卜林。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说，“可有人请我看一看他的书信集。其中有一篇写的是他对爱因斯坦大发雷霆。这件事发生在本世纪初。他说，犹太人为了自己的种种目的，扭曲了社会现实。可是，这还不够，爱因斯坦又用他的相对论扭曲了物理现实。犹太人曲解物理宇宙，并试图传达犹太人虚假的认知。”

“那么，你必须把吉卜林从你喜欢的作家中剔除出去。”拉维尔斯坦说。

“不，我们无法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索引。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将此强加于人，即便是犹太读者也不行。谁又能指望你删去塞利纳的名字？顺便问一句，我借给你他写的那本小册子《美丽的床单》……”

“我一直没时间看。”

“你对虚无主义者情有独钟。”我说。

“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编造大量高雅的谎言。我喜欢把虚无主义看成一种状态，并且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知识界的那些虚无主义者，我可受不了。我宁可喜欢那些怙恶不悛之人，坦率、不掩饰。那种自然的虚无主义者。”

“塞利纳建议，应该像消灭细菌那样，彻底消灭犹太人。这是他的医生天性使然，我想。在他的长篇小说中，由于艺术的影响，他受到了限制，但是在宣传作品中，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

这次谈话谈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因为救护车又悄无声息地开到了拉维尔斯坦家的门口。救护人员对这里已经是轻车熟路，按下了货运电梯的响铃。拉维尔斯坦进出医院，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他压根儿就没理会。

施莱医生从未同我谈过拉维尔斯坦的病情。他是个超级认真的医生——身材不高，腰板笔直，长着鹰钩鼻，办事效率高。他的头发已经所剩无几，朝上梳着，直挺挺的，是易洛魁人[53]的发型。关于拉维尔斯坦的病情，他不必向我解释，因为我和拉维尔斯坦没有血缘关系。不过，施莱基本上看出来，拉维尔斯坦和我是密友，于是无言地同我打着招呼——几十年前我在美国广播公司音乐厅遇到一个巴黎女士，她教我将此称为鲤鱼之歌。其他人似乎从未听过这种表达，但我发誓我听过——两条大鱼张着腮帮子，在清澈的水泡泡中无声地进行交流。施莱医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通知我，拉维尔斯坦的时日已是屈指可数了。罗莎蒙德也说：“这可能是拉维尔斯坦最后一次进医院了。”我也这么觉得。尼基自然也已经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用大量时间奔波办事，接听电话。是尼基，而不是护士们，使用电动剃须刀帮拉维尔斯坦剃胡须。拉维尔斯坦则闭着眼睛，头懒洋洋地靠在后面，仰着腮帮子。他的鼻子下面套着一个小塑料罩，给他提供氧气。

“看上去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尼基在走廊里对我说。

“实际上是不大好。”

“他有句话要对律师讲。他要我派人去把莫里斯·赫布斯特叫过来。”

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是恢复无望了。拉维尔斯坦最后一次住院时，在病**即兴组织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主持得相当成功。那时，他仍在进行教书表演。即便是现在，他的学生们依然坐在访客接待室里的巨大天窗下——等着他叫他们进去——但是，尽管他会叫到他们中的一两个人的名字，但他已不再教学，不主持研讨会了。事实上，从他的动作中，我已经看出死亡正在逼近的早期迹象——脖子和肩膀已撑不住脑袋，面色也变了，特别是眼睛下面。他阐述观点，只能三言两语，而你是什么感受，他已经不大关心了。所以，你最好不要谈论带有观点的话题。关于薇拉，他说：“你就范了——你试图向我推销一幅彩色女人剪纸画，就像他们以前通常挂在电影院门厅里的那种硬纸板人物肖像一样。你知道，奇克，有时候你说，你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告诉我的。可你扭曲了你前妻的形象，你会说，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婚姻，可那么做道德吗？”

“这完全是事实。”我说，他抓住我这一点，不容我置辩。我责备他对虚无主义者情有独钟，不太喜欢“更有原则”的当代学术同仁。可他或许会补上一句，说虚无主义者至少不会提出，把小资产阶级的道德缺陷和谎言，当成更高原则甚至美的范例。

尼基，拉维尔斯坦的中国儿子——和这些谈话毫无关系——在那儿给他擦脸。只有医疗技术人员给拉维尔斯坦做X光，或是抽血采样时，他才站到一边。我不时地用手抚摸我朋友光秃秃的脑袋。看得出，他希望别人抚摸他。我惊讶地发现，他头皮上有发楂，不是很明显。他似乎觉得，光头比稀毛更适合他。所以，他刮脸时也刮头。可不管怎样，这颗脑袋瓜子都在向坟墓滚去。

“今天，是外面的天很黑，”拉维尔斯坦问我，“还是我的情绪低落？”

“不是你的情绪，是一块厚厚的云遮住了天。”

因为天气而烦心，这也不像是拉维尔斯坦。关心天气的人，天气会满足他们的愿望。有时候他批评我不该“检查外面的世界”——眼睛盯着白云。“你能指望大自然永远都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吗？你认为自己冲进大自然，会获得一种洞察力吗？”他这样问我。但是，这些美好的时刻现在很少出现了。更多的时候，他看上去像是处于昏迷状态——罗莎蒙德总会小声焦急地问我：“他还活着吗？”

有好几次我都无法给她确信的回答。事实多次清楚地表明，他已回天乏术。他躺在那儿，呼吸时快时慢，头边的架子上吊满了药水瓶，在一对醒目的大耳朵后面排列着。你偶尔会想，他宁愿在打盹中离开人世。他大概在追寻自己不愿讨论的某种思路。曾几何时，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人类生活中的两个极端问题——宗教和政府，就像伏尔泰说的一样。拉维尔斯坦不相信伏尔泰的思想是严肃的。但他的确经常进行总结，而且总结得很恰当。要是在今天，拉维尔斯坦也许会补上一句，为启蒙运动而战而享誉世界的伏尔泰——“砸烂一切无耻！”——对犹太人则恨之入骨。然而，还有一个身体上的不同不能忽视。拉维尔斯坦的身体伸展开来很是高大，将近六英尺半高，他的睡袍，要是一般病人穿，会拖到脚踝，可他穿起来只到膝盖上面。他的下嘴唇也很大，弯弯的，亲切可爱，而大鼻子则不太好看。他在用嘴呼吸。皮肤的质感犹如煮熟的淀粉。

我能感觉到，拉维尔斯坦正在追寻犹太人的思想或犹太人的精髓轨迹。即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每次谈话甚至还提起柏拉图或修昔底德，是不多见的。现在的他满脑子是《圣经》的经文。他谈论宗教，感叹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成为人，而且除了人什么也不做，是多么的不易。他有时候讲话还是蛮有条理的，但大多数时候他都让我摸不着头脑。

跟莫里斯·赫布斯特说起这件事时，他说：“是呀，趁身上还有一口气，他当然要讲个不停，一吐为快——对他来说，这是当务之急，因为这涉及那宗滔天之罪。”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战争清楚地表明，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犹太人无权生存。

这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面对诸多选项，其他人做出某种选择——他们的注意力被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吸引。面对诸多问题，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可是，“上帝的选民”则没有选择。如此强烈的仇恨和对生存权的否定，闻所未闻，也从未体验过。人们集体性地一致认为，消灭犹太人，灭绝犹太人，世界会变得更好。这种决心要让犹太人灭亡的意志得到广泛认同，并被认为是言之有理。罪恶滔天，是达瓦尔教授的用语，表示罪恶、仇恨以及通过焚尸炉和万人坑消灭这批闯入者的决心。这件事我们不必细说。但是，赫布斯特和拉维尔斯坦这些人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可能抛弃自己的根，也不可能改变你的犹太人血统。拉维尔斯坦和赫布斯特继承了他们的老师达瓦尔的思想，认为犹太人自古以来就见证了人们不肯为此赎罪。

由此可见，拉维尔斯坦在弥留之际仍在思考这些问题。他想说的都已阐明，只是无力表达自己的结论。其中有一个结论是，犹太人应该对犹太历史怀抱浓厚兴趣——比如说要对他们的正义原则产生兴趣。但是，并非万事都能解决。那么，拉维尔斯坦又能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