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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拉维尔斯坦都不可能再在这儿了。既然如此，他能给朋友什么样最重要的建议呢？他开始谈论即将到来的犹太教新年，要我带罗莎蒙德去犹太教教堂。赫布斯特确信，拉维尔斯坦给犹太人指出了一条最好的道路。犹太人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宗教，别无其他。

四十年前，赫布斯特和拉维尔斯坦是同学，关系密切。我请赫布斯特给予指教，否则我的表现可能会更糟。但我如果开始提问，则会要进行自我解释，可我又不喜欢这样做。拉维尔斯坦已经奄奄一息——他躺在那儿，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双目紧闭。他要么睡着了，要么就在思考弥留之际必须思考的问题。我的感觉是，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竭尽所能，做完能做的一切——我的意思是，为他关心的人、为他的学生们，做完一切。如今，我年纪大了，当不了学生了。再说，拉维尔斯坦也不相信成人教育。对我来说，信奉柏拉图哲学已经太晚了。人们称作文化的东西，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花里胡哨的辞藻而已，是人们无知的表现。拉维尔斯坦有时说，我自己选择做个梦游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朽木不可雕也，只是意味着何时准备采取行动，由我自己决定。

你可以告诉我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也完全能够理解，可拒绝盲目接受。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固执。

现在，能和你讨论这种事情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真是糟糕透顶。既然人们如此频繁地要求我们做出评判，那我们要是不断使用或不断滥用（评判），这些评判自然会变得粗俗起来。接下来，你当然也就看不到任何原创，也见不着任何新颖的东西，到头来没有一张脸，也没有一个人再让你感动。这时，拉维尔斯坦出现了。他又一次把你的脸转向原创。他迫使你重新打开已经闭上的双眼。

关于这个话题，有一天我竟然口述起笔记，讲得太多了。当时还是我秘书的罗莎蒙德发表了一些独到的个人见解。她说：“我觉得，我明白你在谈什么。”不久之后，我被说服了，以为事实真是如此。

尼基，还有拉维尔斯坦的继承人和主要的吊唁人——其中不少是拉维尔斯坦的对手——将公寓站得满满的，就在街角周围。在他家的公寓楼和我们之间有一块草坪，小孩子在上面翻跟斗，学习抛、接东西。从我卧室的窗子看出去，那里曾是拉维尔斯坦的家。你看到家里有灯光，但不再有派对了。更糟糕的是，罗莎蒙德一语道破：“整个街区都变成了一座公墓，一个你熟悉的死人的社区。散步的时候，你甚至会不自觉地指点那些老朋友、老熟人家的门窗。走在街上，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老朋友和他们的女友们。拉维尔斯坦是个亲爱的朋友——百万里挑一的朋友。但是，他会说你太压抑了。”

罗莎蒙德觉得，我们必须搬家。我们在新罕布什尔有一栋房子，波士顿的一所大学发来一封为期三年的邀请信，请我去开设以前拉维尔斯坦和我一道开设的几门课程（我独自也能教）。校方主动在后湾区为罗莎蒙德和我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她在张罗搬家的事，我不用操心。后湾区的这套公寓是全装修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中西部的那套房子转租出去。如果我们不适应东部，还可以回来。因此，我们不必为直接看到草坪对面拉维尔斯坦家的窗子而忧伤。

“作为一个特别的犒赏……”罗莎蒙德举起一本漂亮的彩色旅游杂志——阳光明媚的海滩、树木葱郁的山顶、棕榈树、当地的渔夫。她提议我们去加勒比海度假。我们将在波士顿卸下行李，扔掉包装我们行李的纸箱。然后，我们将取道圣胡安，飞往圣马丁岛。在那里，我们将悠闲地漂游，在温暖的大海里放飞梦想，给我们的生命电池重新充电。

“你是从哪儿弄到这些诱人的旅游宣传册的，罗莎蒙德？圣马丁岛，是吗？德金夫妇去的不也是这儿吗？”

“别介意。他们可是好朋友。你需要什么，他们会一清二楚。”

“我建议的是度假，不是工作。”罗莎蒙德说，“我猜你去过加勒比海。”

“是的。”

“你不喜欢那儿？”

“那儿是一个巨大的热带贫民窟……不过，我基本上每次都是经过波多黎各去的。那儿的大赌场比比皆是，大片的环礁湖臭气扑鼻，又黑又浑——当地民众一副靠救济的样子，怏怏不乐。后来，欧洲人乘着包机去了。他们带回去一种感觉，认为如此乱象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卡斯特罗应该得到独立而又明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荷兰人的支持。”

但罗莎蒙德最终还是执意要去。不过，我发现，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她尽管坚持己见，但总是把我的兴趣放在第一位。德金夫妇给我们推荐了一套海边小公寓。行李都被托运过去——夏天用的所有衣服、身份证件、泳衣、防晒霜、凉鞋、驱虫剂。不管怎么说，沿着海边，圣胡安看上去还是挺迷人的。为了打发航班之间的等候时间，我们跑到大饭店的酒吧里。我们坐在里面，边上是一个在拼命喝酒的美国人。他对我们说，他妻子得了一种怪病，一病不起。这个人说，他在达拉斯有一家公司，他妻子则在一流的、大型的圣胡安医院就医，他在两地间来回奔波。她有好几周都不能说话了，大概也听不见——谁晓得呢？她已失去意识，双眼紧闭，也许就是睁不开了。“她毫无反应。我跟她说话，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他妈的傻子。”

我们的巴士来了，我们撇下他离开酒吧。他看上去很像是红红的砂岩绝壁，一头白发直直地悬垂在绝壁上。见他如此痛苦，罗莎蒙德不忍心撇下他——她就是这样善良。我们向那个人道别，可他没有理睬我们。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降落在圣马丁岛，通过了入境检查飞机棚，那是一个巨大的活动圆拱屋，由波纹状的绿色铁皮搭建而成——热带地区的一切，在我看来都像是一种临时应付。在一个办公柜台前，我们顶着热烘烘的灯光，排队付费，等着给护照盖章。然后，我们坐上出租车，来到岛上的法属地区。我们的女房东一脸不悦，因为我们让她等到了三更半夜。我们刚上床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火冒三丈的男人。他冲着门又是踢，又是捶，大声嚷着要杀了她。我说：“要是门上的安全链被撞开了，那真是要出人命了。”但是，警察开着车顶上闪着警灯的警车，过来把他给带走了。

“你有什么感想？”罗莎蒙德问我。

我记得我说，就那儿的气候而言，这或许是正常的。好极了，就是变化无常。

我不愿意被旅游景点迷住。这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过去很喜欢旅游，可现在躺到**，我闻了闻亚麻布的味道，于是闻出这里的床单和枕套有一股洗衣粉味，卫生间下面还有化粪池的臭味。

我们沿着主街一路走到头，去喝早晨的咖啡。小酒店和面包店里的服务员都说法语，说得很蹩脚。我们坐在咖啡馆露天座位上，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这儿有什么可看的呢？或者有什么可干的呢？首先，我们要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然后，我们去游泳。海湾里很少看到海浪。你可以长时间地躺在水面上漂浮，或者躺在沙子里祛湿，还可以沿着海边溜达，检阅袒胸露背的女人——晒或秀她们的**。我猜想，这是返璞归真。但是，那些女人的眼神表明，你要是跟她们说话，她们是不会搭理你的。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卖午餐的店铺都开门了。大约二十来个烤架上烤着猪排、鸡肉和龙虾，这些东西挤在一起，火苗直往上蹿，比正常烧饭做菜所需的火焰还要旺。每个店铺前都站着一个满面笑容的摊主在叫卖。他们举着鲜活的龙虾，抓着龙虾的胡须或尾巴摇来摇去，乐呵呵地吆喝着。要是虾子的哪个部位没被抓紧，胡须或尾巴断了，虾子掉到地上，则会引来一阵笑声。

“我们离开这里吧。”罗莎蒙德说。她抱怨烧烤的烟味熏得她眼睛痛。可让她更受不了的是龙虾遭受折磨。回到新罕布什尔后，她在路上只要看到火蜥蜴，总会将它们捡起来带到安全的地方。我常说：“你把它们放到那儿，它们也许还不想待在那儿呢。”是我不对，不该取笑她善心泛滥。对各方人员来说，心慈手软这个问题都会让人感到不自在。心肠软，会遭到心肠硬的人的数落：“这是生活法则，我们得吃东西。难道甲壳类动物自己就不吃同类动物？”不过，这么说只是托词。你不过是用教科书知识来点缀你的“解释”而已。这些长着甲壳的龙虾，爪子掉了难道还会再生不成？这似乎表明我们为什么要开设科学课程，以此掩盖我们的冷酷；至少让这种冷酷变得名正言顺。波洛尼厄斯[54]在吃饭，不是他在那儿吃，而是被虫吃掉——这是他吃了一辈子饭要付出的代价。

你不能用自己的仁慈卷尺去衡量一切影响。你还没来得及躲开，你那些死去的东西就突然把你给团团围住了。拉维尔斯坦对这种事会怎么说？他会说：“女孩式的厌恶。”意思大概是说：“她是个心慈之人，问题都必须亲手解决。对于这种事，每一个成年人都必须要深思熟虑。至于红色火蜥蜴，大概可以放进意大利面条酱里……”

我很感激这个海湾，它把我们给围在了一起；我也很感谢这些边界，我们的四周围着这些边界线，让我很喜欢。我来这里不是和大海搏斗的，而是来游泳的，静静地漂游；是来向拉维尔斯坦**心声的。罗莎蒙德时常拽着或拉着我到齐肩深的水里，抱着我在水里游来**去。她不是一个很健壮的年轻女子——她也不必要那么壮。海水似乎比湖水或塘水的浮力更大，你不用费力就能漂浮起来。罗莎蒙德身材苗条，但不是骨瘦如柴，形销骨立。她一头棕色头发一直披到肩上，犹如取之不尽的财富。她的眼睛长长的，是蓝色，不是棕色，不是你期待的她深色头发的那种颜色。她一边推着我的身体在水里漂游，一边唱着亨德尔的清唱剧《所罗门》里的音乐，几个月前我们在布达佩斯听过这些音乐。“长生不老，”她唱道，“开心——开心的所罗门。”这是一首合唱曲，她独唱着，下面的海水**漾着，与她一唱一和。躺在她的前臂上，我看见千百只淡黄色的飞蛾在慢悠悠地飞旋。现在一定是它们的繁殖期。主要街道上弥漫着烧烤散发的烟雾。兜售烧烤的摊主们，恶魔之子，被太阳晒得眼睛都睁不开，可依旧乐呵呵地拎着鲜活龙虾的胡须把它们摇来摇去，招揽游客。

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惦记这个热带天堂。相反，就在罗莎蒙德用动听的歌喉唱着“长命百岁”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了坟墓里的拉维尔斯坦，想起他所有的天赋，他无限快乐的性格，还有他的智慧，可这一切现在全都随他而去了。我认为，拉维尔斯坦指示我为他作传，不是希望我写一些富有个性的东西就满足了——自然是我的个性，我的意思是。

罗莎蒙德和我交换了位置，改由我托着她在水中漂浮。海面上泛起的涟漪，将脚下的沙子拢成了沙脊，口腔里的硬腭也隆了起来。“我们回家途中要不要在福尔热龙停一下，为今晚订个餐位？那儿距离海边大约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罗克茜·德金写了一张便条，要我们交给贝迪耶先生，他是这家餐馆的老板。罗莎蒙德已经为我们俩订好了位子。餐馆方面的事情，你尽管相信德金夫妇好了。拉维尔斯坦在世的最后几年间，他们多次去看望他。我们经常在希腊街或是库尔班斯基的餐馆俱乐部一起就餐。

那天晚上，我们沿着凉爽的海滩走到福尔热龙。罗莎蒙德把鞋子和凉鞋都放进一个手提袋里。我们穿上鞋子，走进面向海边的那扇大门。涓涓的细水欢天喜地地流入花园——葡萄藤、灌木丛和鲜花。贝迪耶夫人在厨房里忙碌着，没有注意到我们。贝迪耶先生看着罗克茜熟悉而亲切的便条，并没有露出浓厚的兴趣。他秃顶，身材高大，身强力壮，身子骨里透着一股暴力倾向。他传达的信息，要是能用文字表达的话，便是：“我已做好准备，满足客人（顾客）可能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我压力太大，随时都会暴跳如雷。”他是唯一的侍者，店里坐满了客人，他却没有一个帮手。而所有顾客的饭菜都是他妻子一个人在做。可是，游客们应该明白，他们和这对夫妻不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

我在进行这番简单的描述时，时常感觉到拉维尔斯坦对我的影响。也许还得承认，我在日常事务中还时常可见他的音容笑貌。这是他的性格魅力使然，也是因为他的生活比我的更具内涵，我离不开他的组织经验——他或许也想坚持下去。从他的角度讲，他也离不开我。而且，许多人都想摆脱死去的人。恰好相反，我却想方设法紧紧地抓住他们不放。我固执地预感到——现在应该是一清二楚了——他们并没有永远离开。拉维尔斯坦才不会理会这些幼稚的想法呢。好吧，或许是幼稚吧。不过，我不是在辩论，我只是在如实报告而已。我知道，承认这种幻觉，等于说精神上不再令人可敬。你看到了，即便我也得服从大众的观点。但是，拉维尔斯坦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或许可以为此作些简单的解释。他死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把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然而，拉维尔斯坦总是以种种怪诞的方式出现在面前。从他继续存在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是哪儿，拐弯抹角地走进我的生活，我不会假装说没有此事。这不用采取方式，讨论什么来生。我不想为此事争论。从理智上讲，这个消息缺乏可信性，但我不能仅仅因为这个就对此事熟视无睹。

好了——福尔热龙餐馆的贝迪耶先生今晚推荐吃什么？冷菜红鲷鱼，浇上蛋黄酱。罗莎蒙德还点了另外一条鱼。两种鱼烧得都不大好吃。室温下的鲷鱼又湿又黏，而蛋黄酱犹如氧化锌软膏。

“没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