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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尔斯坦004

上帝很早就在我面前显灵。他梳着一个中分头。我明白我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他照着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亚当，并用嘴一吹，将生命赋予了他。我大哥和他一样，也梳着一个中分头。除了大哥，我还有一个二哥。我们中最大的是我们的姐姐。总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以前从未见过。它赠送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世界本身。物质将你们聚到一起，并通过那儿的必要磁场，把你们给吸引住。获准来看这个世界是一种特权——来观看、触摸、聆听。把这种感觉描绘给拉维尔斯坦听，本该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他可能会不屑一顾，说卢梭早就在他的《忏悔录》或是《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描述过这些内容了。这些最初的认识论印象，我并不想要人们已经预料到了，也不希望人们将此弃之一边。这个现实，我在这些相同的标志下已经看了七十多年。我还觉得，这些神秘的现象，我要等上几千年才能看到、听到、闻到、摸到——轮到我走进生命，走完人生后再次消失。我本该对拉维尔斯坦说：“这是我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但是，他正濒临死亡，现在跟他说这些话不太合适。我本想向他描述我隐秘的玄学思想，好让他对我有充分的了解。这个想法现在只好作罢。只有少数灵魂特殊的人，找到过接受这类启示的方法。

像孩子似的进一步洞察这个外部世界：在蒙特利尔的罗伊街上，一匹挽马摔倒在结冰的路面上。天空黑压压的，就跟灰色大衣的衬里似的。要是小动物的话，或许还能站起来，可这家伙腰部太大，只能四脚朝天，徒劳无益地折腾着。这匹长毛飘飘的佩尔什挽马，目光惊恐，青筋暴起，不是彪形大汉根本救不起它。但是，一群身材矮小的男人站在角落里，只会嚷嚷各种各样的建议。他们对警察说他运气真好，这匹马摔倒在罗伊街，要是写进报告里，这可比在拉戈什蒂耶尔街容易多了。随后，一群穿着黑色校服的女学生，两两一排，排着见不到头的奇怪队伍，迎面走了过来。她们脸色煞白，像是得了肺结核似的。监视她们的修女们，把双手插在袖子里取暖。这条街脏兮兮的，到处是深水坑，坑里结着一层冰。

童年的这个印象——真实的世界——成人是可以容忍接受的。不到一定的年龄，这种印象是不会改变的。在富足的家庭里，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或许会更长。但是，拉维尔斯坦也许会争辩说，这会导致自我放任的危险。你要么继续生活在顿悟之中，要么摆脱顿悟，开始择业，承担任务，遵从理性的原则，关注社会，或关心政治。这时，来自“无人知晓之世界”的那种感觉便会自行消失。根据柏拉图的理论，人的知识全部源自回忆，对早先在别处生活的回忆。拿我来说吧，拉维尔斯坦认为，观察的独特性大大超出了应有的程度，而且，出于其自身奇怪的原因，还在进行培养。他想，人类首先要求我们加以关注集体，而我却深陷在“个人的形而上学”之中。他的严格批评对我大有裨益。我虽然这辈子改不了了，但我想，由一个关心我的人指出我的缺点和弱点，真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并不打算通过批评这个外科手术，摘下我一双与生俱来的形而上学的隐形眼镜。

这是自由社会给我们设下的圈套之一——让我们永远像个孩子。阿贝可能会说：“怎么选择，这取决于你自己。你要么继续像个孩子一样进行观察，要么换个身份。”

就这样，尽管还患有其他疾病，拉维尔斯坦的身体却再一次好转，并且正学着怎样坐起来。这好像是他第十次尝试了。尼基已经学会如何操作三角形升降架。拉维尔斯坦的身体开始好转的话，尼基便会用轮椅推着他走走，罗莎蒙德和我则跟在后面。拉维尔斯坦的眼睛似睁似合，头耷拉着。尼基推着他在宽敞的公寓里转来转去——这房子本该是给更加快乐、更为正常的人住的。可这是他的王国，里面的财产全是他的。

罗莎蒙德眼里噙着泪水，问我拉维尔斯坦能不能再恢复到他以前的样子。

“他战胜得了吉兰-巴雷综合征吗？我应该说，他的情况正在好转。”我说，“去年，他得了带状疱疹——疱疹或其他什么病。他战胜了带状疱疹。那一次，他赢了。”

“但这种战斗，你能赢上几次呢？”

“一切都是你离开时的样子。”尼基对拉维尔斯坦说。

地毯、挂件、拉克利装饰、绘画、书籍和激光唱片，他把收藏的旧留声机唱片全给卖了，都是些经典唱片，数量很多，从而与先进的科技保持同步。他的激光唱片很多，全编成了目录，都是从伦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寄来的，而且全是最新的巴洛克音乐风格。尼基和我所称的那些“指挥部”电话全被切断了，只有尼基卧室里的电话，如他所说还在“运转”。在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找不出第二家像这样的公寓——到处铺着价值连城的古董地毯，厨房的洗涤池上放着一台发着咝咝声的商用浓缩咖啡机。然而，拉维尔斯坦再也无法操持这个家了。壁炉台上方依旧挂着朱迪斯揪着荷罗孚尼头发的绘画。荷罗孚尼张着嘴，朱迪斯则两眼遥望天堂。这幅画的作者是希望你把朱迪斯看成纯洁的犹太人民的女儿，一个姿色天然而贞洁的美女，即便她刚刚砍下了同伴的头颅。拉维尔斯坦对于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在拉维尔斯坦的私人天地里，找不出什么蛛丝马迹，以表明他在性方面的偏好。不管从什么角度讲，人们都没有理由怀疑他跟普通人似的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轨行为——那些老派的男同性恋稀奇古怪的勾引行为。他实在受不了一个大男人说话娘娘腔，还搔首弄姿。

拉维尔斯坦坐着轮椅巡视自己的寓所，他的感觉显然是痛苦的：我要是走了，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一件也带不进坟墓。这些漂亮的东西，都是我从日本、欧洲、纽约，从世界各地买来的，是经过反复考虑，并且和行家、朋友们反复讨论后才决定买下的……是的，拉维尔斯坦已是日薄西山。看到他坐在滚动的轮椅里，裹着花格子衣服，宽阔的后背佝偻着，甜瓜似的脑袋耷拉在一边，你或许想象不出，他的身体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刻，他的怪癖、口头语、习性以及最近遭受的种种感染，又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多年前，拉维尔斯坦到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别墅做客，他问我，拥有这栋大卵石别墅、古老的枫树、核桃树、花园，我有没有一种地主的感觉。实话实说，虽然这一切我都非常喜欢，但我并没有把自己看成这些土地和财物的主人。因此，即便发生最糟糕的事，就算全副武装的地方民兵突然来袭击我，把我当作犹太侨民给赶出去，我也无所谓。他们袭击的目标主要是犹太人，而不是地主。在这种情况下，我关心的是美国的宪法，而不是我的投资。这些房间、岩石、绿色植物，对我的重要器官不起任何作用。要是失去了它们，我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可要是宪法，这奠定万物的法律基础，遭到了破坏，那我们则要倒退到混乱无序的原始状态了，他常常这样警示我。

那次到乡下做客，拉维尔斯坦是冒着生命危险，开着一辆租来的车，从汉诺威出发，经过91号州际公路，一路开过来看我的。他动作协调性很差，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很不安全——坐在驾驶员位子上战战兢兢的。除了作为乘客坐过车，他从来没碰过车，所以他高度紧张。而且，他并不喜欢乡下。

拉维尔斯坦再次借用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中的观点对我说，一棵树，看上去美不胜收，却始终一言不发，交流只有在城市中、在人与人之间才可能发生。他很喜欢交谈，一边交谈一边思考，喜欢向后仰着身体，让泉涌的思想喷涌而出——他指导，检查，辩论，修正错误，颁布基本规则，将希腊语和即兴翻译融为一体，说话结结巴巴，解释时爱用犹太人的笑话活跃气氛，笑声不断。

在乡下，拉维尔斯坦从未自己单独出门、到田间地头走一走。他眺望树林和草地，但和它们毫无关系。不知何故，阿贝一直把卢梭牢记在脑海里，而卢梭则非常喜欢田野、树林。卢梭对植物很有研究。然而，拉维尔斯坦对植物兴趣索然。他可以吃色拉，但看不出为此冥思苦想有何意义。

拉维尔斯坦来乡下看我。我有一个难以言表的爱好：喜欢偏僻和独处。他来访，是对我做出的让步。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树林里呢？我完全有把握这样猜想，他对我这样做的动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审视，角度之多，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便我冥思苦想到永生永世，也想不出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对我当时的妻子薇拉感到好奇——这些都是在罗莎蒙德出现之前的日子里——还一心想弄明白我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女人。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明白吗，他是真的才智过人，大脑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工作。而我呢，虽然也有才智，但只是偶然地、间歇性地表现一下而已。他深思熟虑，思考透彻，考虑出的结果都是建立在业已验证之准则的基础上——我怎么形容呢？……就拿鸟打比方吧，他是一只雄鹰，而我只是个抓抓小虫的小鸟什么的。

然而，他知道，我是理解他的那些原则的——甚至无须向我解释。如果说他有错觉，那也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能接受他的纠正。他可是老师，这你知道。这是他的职业——教育别人。我们都是老师。几千年来，犹太人在教导他人，也在接受别人的教导。如果没有教导，就不可能有犹太这个民族。拉维尔斯坦当过达瓦尔的学生，或者说门徒，如果你更喜欢这么说的话。这个哲学家令人敬畏，你或许没听说过。他的崇拜者们说，从这个术语的古典意义上讲，他是个哲学家。我不是这个方面的评判家。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而我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此截然不同。在我有限的智力范围内，想起已故的达瓦尔我便充满了敬意。拉维尔斯坦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我最后只好去拜读他的作品。我要是想了解阿贝的一切，就必须得这么做。以前，我在街上时常碰到达瓦尔。他身材瘦小，一副极其心不在焉的样子，目光柔和，戴着一副眼镜，将自己激烈的观点、见解给遮了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在美国，甚至在国外，处处遭到学界的仇视，被视为洪水猛兽、逆端异己，实在是难以想象。作为达瓦尔的主要代表之一，拉维尔斯坦也遭人仇视。不过，被视为敌人，他根本不在乎，毫不怯懦。对于教授这个阶层，我不大关心。在这个令人不堪忍受的世纪里，教授们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济世良方，好在这个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这就是我的想法，或者说我曾经是这么想的。

想想拉维尔斯坦造访乡下那一周，还是很开心的。狭长的新英格兰，恬静安宁——阳光明媚，绿色葱茏，橘红色的罂粟花花床，与红白色的牡丹花交相辉映。

透过活动百叶窗帘看出去（他用颤抖的手指，挑开百叶窗横条，使空隙变大），他看到了盛开的鲜花——此时正好是杜鹃花绽放的季节——他发现，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只是这个季节缺乏戏剧性，无力唤起人们真正的兴趣，与人世间的戏剧性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他问道：“你妻子总是这个样子吗？”

“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他说，薇拉将自己关在她乡间的斗室里，每天十四个小时，笔挺挺地坐在那儿读书看论文。”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呀，她就是这样研究她的混沌物理学。”

“一动不动，就这么直挺挺地坐着——甚至连喘气都不曾有。你从来看不到她喘气。这不把人给憋死吗？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她在准备论文。她要参加一个会议，对某人的研究进行点评。”

“她必须要呼吸喘气呀——断断续续地。我对她进行了观察，”拉维尔斯坦说，“我看不出她在呼吸，除非是秘而不露。”

当然，他这是夸大其词。不过，诸多事实表明，他并没有撒谎。而且，关于她的呼吸，他还说服我接受了他的说法。我还没来得及考虑是否同意，他就已经说服了我。他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不必接受薇拉的行为举止。我们去乡下期间，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于是导致两个人孤零零的。我们夏天在英格兰就是这样过来的：同在一个太阳下，同住一个星球，两个人却分割开来，互不来往。薇拉缄默无言时尤为动人。沉默，似乎是她祝福自己美丽的一种祷告形式。拉维尔斯坦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到新罕布什尔来和我小聚数日，很快就看出了我的处境。他很讨厌乡下的风光。但为了我的缘故，他撂下自己的生活。他不喜欢离开他城里的电话总机指挥台。要是切断他与华盛顿和巴黎信息员们的联系，切断他与他的学生、他培训过的人、他的那帮兄弟、他新收的门徒、那屈指可数的几个幸福之人的联系，他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这些年来，你都是这样过夏天的，是吗？”

他常往巴黎跑，一有机会就跑过去待一周，最好是一个月。他承认，巴黎已经不是过去的巴黎。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世上不管什么地方，凡事都不是事，只有得到了巴黎的关注、评价和证明，那才叫事。然而，这些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沙皇皇后和国王们不再从巴黎引进诗人和哲学家了。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外国人给法国听众作报告，讲解卢梭时，报告大厅里都是座无虚席。人们可能会说，法国依然是欢迎天才的。但是，法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几个是阿贝·拉维尔斯坦大加赞赏的。他并不关心愚蠢的反美情绪。他也没有必要博得巴黎人的热爱或宠爱。总体而言，他更喜欢巴黎人的**行邪性，不喜欢他们的彬彬有礼。

巴黎（这个旁白很重要）是阿贝·拉维尔斯坦和薇拉第一次发生口角的地方。当时，薇拉和我乘飞机过去领取一项外国作家奖，阿贝也在那儿。我们下榻在皇家桥酒店。拉维尔斯坦急不可耐，激动不已，急切地想见到我，于是站在酒店前厅里大声地喊我，不等我回应，就冲了过来。他本想拥抱我——也许拥抱薇拉，要是她碰巧先出现的话。可她穿着吊带长衬裙，转身跑开了，跑进洗手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但是，阿贝和我已是数月未见，再次相逢，我们俩都格外兴奋，几乎没想到薇拉，也想不到拉维尔斯坦会失礼闯进卧室。他应该先敲一下门。她提醒我说，这毕竟是她的卧室。

从她跑出来时那副娇媚含羞、怒气冲冲的神情，我就知道拉维尔斯坦错了，他冒犯了她。她对行为得体自有一套看法，我不愿意去想它、安慰她。她后来说，她决不会原谅他如此莽撞地闯进她的房间。为什么他不提醒她一下就闯进去？她还没穿好衣服呢。

“是呀，他是太鲁莽了。”我说，“对于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来说，这是……这是他的一个魅力之处，就是行事冲动……”

这样解释并没有让薇拉消气。我每说一个字为拉维尔斯坦解释或辩护，就立刻会招来她连珠炮似的猛烈反击。“我到巴黎不是来见你的狐朋狗友们的，”她说，“也不是半**身子就让他们朝我冲过来的。”

“你在海滩上不是露得更多吗？”我说，“只穿着简约派服装设计师们所谓的泳装。”

薇拉同样进行了驳斥：“两者环境不同，况且你有权做好准备。你同我说话，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在你眼里，我就像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请你不要忘了，我在我的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丝毫不比你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