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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说，他们过来找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是对的。还有更多的人想自杀，他们就该听听别人的忠告。他们之所以萌生自杀的念头，就是因为找不到集体和个人进行倾诉。”

“或许这是他们想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就好像他们在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朋友拉维尔斯坦，生活就会失去价值。”我说。

“是呀，他们都是可爱之人。”拉维尔斯坦说，“他们凭空想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办法，让我知道我不必独自一人去走黄泉路。”

“所以，如果我死了，他们可能同样也会死。”拉维尔斯坦说，这可是他将问题轻松化的一种方法。他喜欢闲聊，但对人的好奇心难以描述。他有好奇心，有直觉力，但是对他来说，这不像占卜那样需要进行大量分析，你谈论别人或者为别人寻找出路时便会感受到。

“我说的是，把自杀当作争辩或辩论的话题，是不对的。寻找理由支持或反对生命，这是小孩子干的事。”

“在巴特尔夫妇面前你享有很大的权威，你要是说不要自杀，他们便不会那么做。”

“发号施令，这可不是我的风格，奇克。”

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他们希望得到认真的对待。”他说，“可他们当然是不会去那么做的。他们只是想用双双自杀这个俗套办法逗我开心而已。”

这样说倒更像是那么一回事。

“我对他们说，他们俩曾经是你恩我爱，和如琴瑟，堪称爱情经典。”

“他们不该臭了爱情的名声。”我说。

“是有点儿那么回事。”拉维尔斯坦说，“他俩的故事你已经听说过了。从没见过巴特尔的她，和巴特尔跳了一次舞后，就把自己的丈夫给甩了，投进了巴特尔的怀里。经过就是这样。就在那同一个时刻，双方都认识到各自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在网球场和舞场上，他都是一名强者，但绝不是一个**者。她呢，也并非一个不忠的妻子。他说他在机场等她……”

“这又是发生在哪儿？”

“在巴西。他们过得很幸福。”

“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们的飞机被闪电击中了，只好降落在乌拉圭。就这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四十年了，一直恩爱如初。巴特尔夫妇希望我对他们的事情来一个总结，所以我答应他们，跟他们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可是千百万人中的幸运儿，沐浴着伟大的爱情，几十年来享受着唾手可得的幸福。两人都用各自的怪癖取悦对方。他们怎么会忍心用自杀来玷污这一切呢？我能看出来，巴特尔夫人正在听她想听的东西。她要我摆明继续活下去的充足理由。”

“可巴特尔并不完全满意——是这样吗？”

“是的，奇克。他想就自杀和虚无主义进行一番讨论。我常想，自杀幻想和杀人妄想，在文明人的精神经历中是同时存在的。巴特尔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教授，可他觉得有责任补上虚无主义这一课。他对虚无主义并不大了解，可它无处不在。他说，成功人士往往有自杀倾向——发觉成功不过是幻觉而已，因而自杀……”

“如果你讨厌活下去，那么死亡便是你的解脱。你可以称此为虚无主义，你要是喜欢的话。”

拉维尔斯坦突然对我生起气来。至少他说话时加强了怒气。这大概是因为我依旧对巴特尔夫妇一笑置之。对他来说，这似乎意味着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你要是摧毁了一个人的生命，你就是摧毁了整个世界。就好像是我威胁要摧毁世界似的——我可要活着见证这一现象，我相信事物的本质会通过其表象表现出来。我总说——回答拉维尔斯坦的问题：“你想象死亡是什么样子？”——“画面将终止。”我意思是说，再次表明，透过事物表象，你可以看见其本质。

到了最后阶段，拉维尔斯坦吸引了大批人来探望，可能够进入他卧室的人寥寥无几——尼基守着不让人进。但是，在那些重要的访客中，萨姆·帕吉特的来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是我的一个密友。经我推荐，他阅读了阿贝的名篇大作，出席了阿贝的公开演讲，还过来参加了我们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他对拉维尔斯坦的观点，甚至开的笑话，都给予高度评价。拉维尔斯坦演讲时，身后贴着一张很大的“禁止吸烟”的标志，可他依旧用他的登喜路打火机点上香烟，说：“你要是因为讨厌烟味胜过热爱思想而离开，没人会记挂你。”他说的这番话，既尖刻又俏皮，而且和颜悦色，帕吉特听了，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要我把他引荐给这个风趣幽默的人。我对拉维尔斯坦说，我朋友萨姆·帕吉特想见你。

“这下好了，我们可以把你们编成一对秃顶朋友组合。”拉维尔斯坦说。拉维尔斯坦并没有责备我，不过他这么说的语气却清楚地表明，既然他时日不多了，我就不该带新的熟人来见他。

“你是说他是个天主教神父？”

“曾经是的。”我说，“他已经申请不再担任这个教职。不过，他依然还是个天主教教徒……你自己也有一个耶稣会的朋友——特林布尔。”

“特林布尔和我在巴黎是室友。我们两人常常结伴出行。但是，他像我一样，也是达瓦尔的学生，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是吧，这件事我还没有同萨姆·帕吉特讨论过，不过你放心，他来是因为他拜读了你的作品。你也不用担心，他绝不会没完没了，同你聊到第九轮。”

回头想一想，我发现，对在拉维尔斯坦临终前几天过来看望他的人，我都很好奇，很关注。他们沿着四周的墙壁默默无声地站着，组成了一群见证者。拉维尔斯坦已经没有力气接受或是拒绝访客了。可以说，他压根儿就不想让他们中的一些人站在那儿。他多年的宿敌之一史密斯偕新夫人也来了。这位夫人在床边引导拉维尔斯坦说：“说你爱他。来吧——说。”拉维尔斯坦很不自然地说：“我爱你。”可实际上，他非常讨厌史密斯，这一点一看便知。他们俩相互鄙夷。拉维尔斯坦露出灿烂的微笑，以打破这个尴尬的时刻，但他已无力干涉了。很明显，史密斯对新娶的妻子的这番表现很恼火。谁也没有权利命令史密斯夫妇离开床边。所以，我死的时候，我会欢迎帕吉特到场的，就像他现在坐在门边一样。帕吉特是来慰问或见证的——非常简单，就是靠墙坐着，几乎默不吭声，只是履行一下到场的职责而已。

到最后，拉维尔斯坦对我是越来越不耐烦。他从达瓦尔教授那儿了解到，现代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就是个现代人——为了自己，喜欢化繁为简。要他们对此进行解释，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而且还可以消除不断产生的严重错觉。所以，他可以直言相告，而且又不得罪人。

人将死之时往往会变得极为严厉。他们离开了，而我们将继续活着。所以，想要他们宽恕我们是很难的。我要是不该因为这个观点受到直尺体罚，那么毫无疑问，我就会因为那个观点遭到加倍的敲头惩罚。年纪越大，你对自己的发现就越糟糕。如果把分配给我的岁月让给他，他或许会处理得更好。承认痛苦的事实，这是一个人最起码要做的。我对他说，他给巴特尔夫妇的答案过于犹太化，他却批评我对自杀之罪孽的态度很不严肃。但他随即又平心静气地说：“总之，你必须把拯救了两条人命的这个功劳记在我的头上。”

不管怎么说，在罗莎蒙德的帮助下，我要信守我对拉维尔斯坦许下的诺言。六年前他离开了我们，恰逢犹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给父母念祈祷词时，脑子里还想着他。追悼仪式——犹太人缅怀的祷告仪式上，我甚至开始构思我答应撰写的回忆录，可不知道从哪儿写起——他怪僻、怪异、古怪的性格，他穿衣吃饭、喝酒、刮胡子的样子，还有他开玩笑似的对学生严厉批评，这些内容怎么写，我还真是不知道。不过，这些只是他的自然历史而已。在别人看来，他古怪诡秘，乖张反常——咧嘴大笑、抽烟、演讲、不可一世、没有耐心——可在我眼里，他才华盖世，魅力超群。他一心想改变大学里的社会科学或其他专业的设置。他**没有规律，注定不会长寿。这些事，他对我，对他所有好朋友都毫不隐瞒。在人们的眼里，借用过去的一个术语，他是个性倒错者。不是“同性恋”。他非常鄙夷装腔作势的同性恋，对“以同性恋为荣”十分不屑。有时候，我简直不清楚如何面对他的信任。可后来他选我来为他描绘人生，所以和我交谈时，他说的都是些私房话，同时又是要记下来的素材。让你失去理智是伟大灵魂做的事情。我猜想，即便是在当今时代，人们也会理解“伟大灵魂”这个词语，因为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直晦涩难懂。总之，拉维尔斯坦对我信心满满，认为我有能力为他作传。“这件事对你来说易如反掌。”他对我这样说。我同意这个说法——或多或少吧。

拉维尔斯坦觉得，这些可能就是那帮志存高远的高中生喜欢说的胡言乱语。

然而，毫无疑问，拉维尔斯坦就是这样一个“最高尚的人”，只是无拘无束罢了。对我来说，为他书写人生（“书写”一词已变得多么古老啊）是个挑战，不久又演变成了一种负担。然而，罗莎蒙德却坚信，我做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我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死亡演练。只是当时我们一心考虑的是拉维尔斯坦的死亡而已。

“这个只是开头的问题。”她说，“就像他说的，这叫万事开头难。”

“就是呀。威士忌保税，或印花税——拉维尔斯坦采用的是对应的法语词语，按照完善的法律程序，由国家严格执行。”

“所言极是——这正是他希望你所采用的那种诙谐的语气。至于他的思想，你可以留给别人去评论嘛。”

“是呀，我就是这么打算的。我准备把那些知识性问题全留给专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