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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尔斯坦007

罗莎蒙德现在发现我真是病了——尽管我还矢口否认，穿过路边烧烤升起的烟火，走了好几英里去找感恩节火鸡，可我们一只也没有找到。当地那些母鸡瘦骨嶙峋，似乎只长绒毛，不长羽毛。在商店的冰柜底部，她发现几包硬邦邦的鸡腿和鸡翅。她说，它们化冻后看上去更糟。在这个盛产山药和椰子的岛上，没有可吃的绿色蔬菜。她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做出了鸡汤。出于感激，我拿自己开个玩笑，说吃不下去——想起我小时候看见一位移民母亲大声哭喊说：“我的乔伊不能吃蛋卷冰激凌。他转过头不看它。他要是不舔一口的话，他就得丧命呀！”

或许是因为我觉得热带地区是个死亡威胁，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都本能地从乐观角度去想。我在不停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儿的土壤非常疏松，不像北方的那么坚硬。要把一个人埋在这种腐烂的珊瑚土里，一定很不容易。我可不想和罗莎蒙德谈论这个令人抓狂的问题。罗莎蒙德在责备自己不该劝我来欢度这个愉快的假日——但我知道，我相信她这么做是对的。我感到很奇怪，但我告诉自己，这种浑身不适，自打我从北方来的时候就有了——一种不安或紊乱，犹如某种十分抽象的痛苦。多年前，我发现自己被困在波多黎各很长时间，感觉很不舒服，就跟眼下在这个热带环境里的感觉一样——犹如环礁湖里升起的滞留盐水和大海里腐烂物发出的气味——丛林植物和腐烂动物发出的奇怪臭味。波多黎各的猫鼬跟其他地方的狗一样，随处可见。你想不到，这么大的动物居然就生活在大路边、乡村的后街上。

夜晚，镇上传来一阵阵当地部落演奏的音乐声。公鸡报晓，叫得你睡不安宁。不过，我的睡眠本来就不多，能够吃的也只是一些玉米片而已。我抱怨自来水水质不好，罗莎蒙德现在十分担心我，就经常跑到店里购买沉甸甸的瓶装水拎回来。

很显然，我病了，但我又不能让人说我生病。我感觉现在思维都有些不正常。渐渐地，这些思想清晰起来，我发现我是在焦心劳思进化的问题。当然，我是相信进化论的——证据千千万，有谁还会拒绝接受呢？现在不甚明了的是，进化是通过随机变化发生的，大批真正信仰科学的人都深信如此。“一切都会发生，只要时间充足，几十亿年的时间足以让你面对所有的过错和绝境。”遗传学家沃森已经制定了这一规则。但是，正如我告诉罗莎蒙德的那样——同时我也是在同沃森争辩——如果你想到精细的人体资源，成千上万的资源，非常精细，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那么沃森谈论的便是粗糙的木匠活——男孩子的木工坊或是手工训练，而不是精细的木工活。

回想前面的日子，我很对不起罗莎蒙德——为她感到难过，她那时明知我病了。她设法在小厨房里做一些滋补品，做一些我之前常爱吃的饭菜。但是，市场上卖的肉都太恶心。她做的汤，我一口也喝不下。楼下的那家法国人一直在烧那狗屎晚饭，我一闻到那味道就恼火。

“那些心地善良、作风正派、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人，怎么能自己烧锅做出——而且还吃！——这种乱七八糟的狗屎东西！”

罗莎蒙德说：“我要是去叫他们把窗子关起来，他们会不开心的。可你不觉得你该去看医生吗？在这条路的南面有一个法国医生。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过他的招牌了。”

我吃不下晚餐，所以在此之前我们就坐在门廊里喝杯酒。罗莎蒙德拿出带馅的橄榄，我吃了一点儿。我喜欢吃凤尾鱼馅的橄榄，西班牙式的那种，可这里只有甜椒馅的。我发现，观看加勒比夜晚的天空，无法不想起上帝。想起上帝时，又不能不想起那些升入天空的死去的亲朋好友。随后，你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系，最后做出如实的、能够忍受的评价——反思一生的行为、感情、爱好。在这一点上我做得一点儿也不好。

我感谢罗莎蒙德，她想尽一切可能从科学上弄清事实。因此，第二天我便去看医生。美国人不大相信外国药品。他们常以为，法国医生只会对你说，你肝脏有问题，不能多喝酒。路南面的那个医生只字未提喝酒的事情。不过，他告诉我，我得了登革热。好了，还不算太糟。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病，由蚊子传染的，吃点奎宁就可以了。于是，我把当地产的奎宁加到葡萄糖酸奎尼丁里一起服用。葡萄糖酸奎尼丁是美国医生——施莱，就是责备拉维尔斯坦一出重症监护室就抽烟的那个医生——给我开的处方药，防止心动过速。

罗莎蒙德又跑了一趟药店——来回可是有三英里路呢，而且是顶着烈日，无遮无挡的。她对法国医生的诊断似乎将信将疑。不过，不管登革热有多严重，还是可以治的。

那个做晚餐的臭味快要把我逼疯的邻居，主动跑上楼来帮忙。他们说，他们随时可以开车送我去四十公里开外的M镇医院。一路上，风光旖旎，但我清楚地意识到，车堵得厉害，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农用车和呱呱车（巴士）。

法国医生态度温和，就像我们说的，诊断时“轻描淡写”，不喜欢危言耸听。因此，我决定承认患上登革热这个事实，没有大惊小怪，并服用他开的奎宁合剂。罗莎蒙德和我一起阅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共同回顾拉维尔斯坦说的格言：没有伟大的政治，**就无法展现。安东尼说“我要死了，埃及，就要死了”，克莉奥佩特拉把小毒蛇放到她的胸口上。读到这里时，罗莎蒙德不禁潸然落泪。随后，我们上床睡觉，但是睡得时间不长。

在洗手间里，我晕倒在冰凉的瓷砖地上。我是在黑暗中一路摸着走出洗手间，却突然摔倒了。罗莎蒙德抱不动我，也无力把我滚到**。她跑到楼下叫醒女房东，女房东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她俩告诉我救护车在路上了，我对她们说我绝不同意去医院。那种鬼地方我已经见够了。殖民地的药，特别是在热带地区，让人不放心。

罗莎蒙德说：“你必须去。”但是，看到我态度异常坚决时，她又跑到楼下女房东家，打电话请医生上门来。医生就在路的南面，过来只需五分钟。医生被叫醒后一点儿也没生气。他打开手电筒，查看我的喉咙和眼睛。两个身材魁梧的护理员抬着一副折起的担架，把门厅堵得严严实实。穿工作服的黑人已经开始把担架放到地板上打开，不想我突然说：“我哪儿也不去。”

罗莎蒙德询问医生的意见。医生说：“好吧，他要是坚决不肯去，那就不去吧，这也不是绝对的。”他让救护车开走了。对两个护理员来说，去不去都没多大区别，于是他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只剩救护车的发动机在怒吼。

我们想法儿度过了当晚剩下的时间。天亮后，我连提都没提早饭，只是坐在外面望着前面黑乎乎的礁石——大气和海水一如既往地运行。这个季节的景观之一，是大片、大片的淡颜色飞蛾，就是淡黄色的那一种，个头不大，花纹也不漂亮，在空中飞来飞去，一会儿飞向大海，一会儿又飞回到植被茂盛的陆地。

罗莎蒙德在楼下借用女房东家的电话，这个电话之前从未给我们用过。女房东不愿帮我们接电话传递消息，也不许房客打电话。可我现在病了，再说她也不想让我死在她家的房子里。我想，罗莎蒙德一定也很清楚这个事实。异常奇怪的是，我对此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太阳还没升起，光线只够辨别**和固体——大海——外表单调，内里空虚，表里如一。罗莎蒙德一向随和温顺，优雅端庄，谦恭虚己，彬彬有礼。可女房东脾气那么坏，航空公司电话接线员又是满口官腔，冷酷无情，与他们打交道，她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则展现出（毫无疑问）一种内在的坚强和意志力。她从楼梯爬上来时，微笑着说：“我们明天一早就回去。现在是感恩节，飞出圣胡安的机票很多，飞回圣胡安的却一票难求。不过，我说乘客有一个急诊病人。他们说会准备好轮椅恭候在那儿。”

轮椅！我压根儿也没想到我的病居然严重到了这种地步。结果表明，罗莎蒙德虽然经验不足，却比别人都清楚实际情况。我从未预想到病情这么危急。

一大清早能指望叫到出租车吗？没问题。首先是因为女房东，那位满脑子生意经、容貌标致可不开笑脸的加勒比中年黑人，昨天晚上就留心了救护车和医生。也可能她和那个年轻的法国医生简单地交流过了。那个医生做事谨慎，但不够真诚。不过，她不需要他的警告；只要瞧一眼站在外面楼梯上的我，我那张满目皱纹、满是晦气、灰暗的脸就全清楚了。

一直担惊受怕的罗莎蒙德，现在非常高兴，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她的脸色不再暗淡无光，因为现在要飞回波士顿，那儿可是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她似乎已经得到这个信息：待在岛上，必死无疑。她问我：“我们把什么书、什么论文给丢掉？”这个问题很好办。“重的全部丢掉，尤其是勃朗宁的《诗集》。”我以前一直讨厌勃朗宁，现在把他与烹饪和法国邻居归为一类。

我不愿扔掉的是我朋友德金的那本杂志——写食人族的那一期。我念念不忘烤人肉、食人者、被割下的人头。头颅面朝上，躺在长满兰花的悬崖边上，四周的草地上溅满了鲜血。吃人肉这一景象对我的意识——我毫不讳言——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因为病了，所以非常容易受到影响。我本来是不会为了任何原因而丢下这些文章的。我可以用生病作为借口。可在飞行途中，那些文章不见了。

容貌标致、表情严肃的女房东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她的反应说明了一切。终于把我们给打发走了，她别提有多开心、多自豪。让他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死吧——坐出租车或是乘飞机。天还没亮，她就爬起来给我们送行；法国邻居也来了。前一天晚上，他们一定是被拉着警笛、闪着红灯的救护车给吵醒了。他们满怀善意和遗憾祝我们一切安好，挥手同我们告别。毕竟大家都是体面之人。女房东来告别，意味着“滚吧”。换成她，我也会这么想。凌晨五点钟，她站在灯光下向我们挥手告别——完全摆脱我们了！

谈起我们被搅乱的假期，罗莎蒙德说：“真是一场噩梦！”在疾驶的“咣当咣当”响的出租车里，她如释重负，向这个岛屿告别。她至少是摆脱了那个戴防护面罩的摩托车手，这家伙每周都要占领大街一两次。他一身皮衣，头戴巴克·罗杰斯牌头盔，全副武装；他露着大牙齿，紧咬牙关。他在街上横冲直撞，却不见警察的影子。见他飞奔过来，行人四处躲闪。摩托车发着轰鸣声，来回飞奔，扬起阵阵灰尘，迟早会撞死行人。“镇上的疯子。”罗莎蒙德这样称他。“我再也不用担心来回药店路上碰上他了。”她说。

机场面积达好几千平方英尺。在金属材料建成的绿色机场大棚里，罗莎蒙德帮我这个病人坐进等候在那儿的轮椅里。我坐在里面，感到心余力拙，只好在大腿上签旅行支票，支付出境费。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坐轮椅。我对罗莎蒙德说，我自己能走，并表演给她看，爬了许多级台阶走进飞机。到了圣胡安，我走下飞机，非常感激，又坐进了第二张等候在那儿的轮椅。大多数行李都堆在我双脚周围，放在我膝盖上。可接下来要检查护照，我必须得站起来。最糟糕的要数海关检查。罗莎蒙德只得把大箱子和装衣服的旅行塑胶袋从行李传送带上拎下来，放到检查台上检查——全部打开，回答问题，然后重新锁上，用力拖下来，重新装到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她没有男人那种提重的力气和必要的肌肉。在这里，我发现自己永远不再是个身强力壮的旅客了。罗莎蒙德对检查人员说我身体不好，可他们听了无动于衷。

这一天是感恩节，飞机上一半座位都是空的。乘务员说我也许想把身子伸开来，于是领我到后排的位子上，把一排座位上的扶手全部收起来。我要了一杯水，紧接着又要了一杯。我从来没有这么口渴过。乘务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太平洋上也得过登革热，他有许多经验之谈。他主动要给我送来氧气机。罗莎蒙德催我戴上吸氧面罩，可我只是要水喝。

与此同时，罗莎蒙德在设法电话联系我在波士顿的医生。他们中有两个医生——“初诊”医生和心脏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在打高尔夫球，联系不上；“初诊”医生到新罕布什尔参加家庭晚宴去了。

我想起飞行途中又一次谈起了格利莱斯库的年轻朋友，他在一个男厕所的隔间里被人杀了。

“你跟我讲过他了。”

“什么时候讲的？”

“不久前。”

“我似乎无法把他从我脑子里赶出去。我不会再提他了。但我想，不知为何，我居然把他和拉维尔斯坦给联系到了一起。知道吗，我不喜欢格利莱斯库这个人，不过发现这家伙也确实是妙趣横生。拉维尔斯坦也觉得，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我也有这个特点。说他有趣，是没有追究他。可他是有嫌疑的——有人认为他和杀人犯沆瀣一气。我似乎就是无法牢记那些吊死在肉钩上的人。”

罗莎蒙德想方设法集中注意力。她鼓励我说话。她在担心我的病。

“他是在上厕所——解大便时被打死的，凶手是贴身开的枪。拉维尔斯坦认为，这是我犯的一个典型的错误……”

“他是说格利莱斯库和杀人犯勾结在一起？”

“千真万确。他说，我应该知道得更多。”

“可这桩谋杀是发生在拉维尔斯坦去世之后呀。”

“但他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说，格利莱斯库，这个书呆子，一个著名的学者，终究是个纳粹分子。”

我反反复复地谈论格利莱斯库，罗莎蒙德试图把我从这个话题中引开。她说：“你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