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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去常引用我的话跟我说。”他翻出我之前说过的一句关于现代幻灭的话。在现代思想的废墟中，世界依然在那儿等待我们去探索。他是这样说的，一张抽象的灰网掩盖了整个世界，目的是要把世界变得简单一些，用符合我们文化目的的方法解读世界，这张抽象的灰网编织出来的便是我们眼中的世界。我们需要不同的观点，各种各样的看法——他是指摆脱思想控制的观点。他将其视之为措辞问题：“价值”“生活方式”“相对论”。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要清楚——我们人的深层次需求，无论怎样，都是这些措辞难以表达的。我们无法爬出可能是表现这种需求的“思想”和“文化”陷阱。措辞用对了，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更大的帮助，是领会现实的本领——一种用你充满爱意的面颊面对它、用双手紧紧地贴着它的冲动。

“可后来，拉维尔斯坦从左外场，我的意思或许是从右外场，敦促每个人都去读塞利纳的作品。好吧，想方设法去读。塞利纳是一位极具天赋的人，也是一个疯子，很疯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表了《屠杀琐事》。在这本小册子里，塞利纳大声讨伐、公开抨击占领和掠夺法国的那些犹太人。许多法国人都认为，他们的真正敌人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希特勒——那是一九三七年——要把法兰西从犹太人的占领中解放出来。英国人与犹太人结盟，计划摧毁法兰西。法国已经沦为犹太人的妓院。犹太人妓院——上帝的妓院。德雷福斯案[58]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中来。当局收到了千百万封反犹者写来的反对德雷福斯的诬告信。我赞同拉维尔斯坦的观点，塞利纳不要假装自己没有参与过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我也不会用游击手格利莱斯库去交换右外场选手塞利纳——你要是用棒球术语来表达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事是多么的愚蠢。”

罗莎蒙德处处迁就我。我从来没有病成这个样子。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生病。感觉不舒服，就是呀。很显然，我身体功能出了毛病。不过，我如此高寿，完全可以说我不是要死了，只是生了个病而已。秘密反动团体有可能认定我死期已到——你的同胞组成的秘密奸党团投票决定，必须要暗杀你。所以研究处决你的计划。这被说成出于政治考虑，可事实上是邪恶的意愿使然。一个古怪的、花花公子式的学者，养成了一些日常习惯，要坐下来解决上厕所这个自然需要——每日必做的事情——然后被旁边隔间里的暗杀者开枪击中，当场毙命。

罗莎蒙德决定从机场直接去医院。

可我坚持要直接回家。一躺到**，我就没事了。当然，我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不知道我发烧的温度有多高，一心要表现出安然无恙的样子。罗莎蒙德让步了，把旅行包和箱子塞进出租车的后备厢中。到了目的地，付过小费，怎样把行李拖到楼上去，显然成了问题。司机明知我们有困难，可一拿到钱，立马就开走了。我们有难处，对司机而不是我，这是明摆着的。我爬上楼，钻进了床里。

“离开那个可恶的小岛真开心。”我对罗莎蒙德说，“还是同一天吧？现在大约是十二点了？我们是黎明时分起飞的。‘时针正指向正午’，就像茂丘西奥说的。这是拉维尔斯坦最喜欢的莎士比亚诗句之一。”

睡在自家的被子里，感觉既安全又舒服。我对罗莎蒙德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睡上一觉。可现在刚过十二点——还不是睡觉时间。睡一觉就能解决问题，罗莎蒙德不同意我这个看法。但是，通过某种我看不到的能力，她发现我情况危急。“你要是睡着了，就可能永远也醒不来了。”她后来这样说，同时还在继续努力联系医生。“感恩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是玩乐、打高尔夫的时间。”

罗莎蒙德的身材保持得很好。她打坐沉思，上瑜伽课。她的脚指尖可以伸到太阳穴的位置。但是，将那些行李从圣马丁岛拖回来，可把她给累坏了。她不知用什么法子，居然把行李顺着楼梯拖进了三楼的公寓。你也许想不到，她竟然还有这身力气。

这比求助医院容易多了，她说。她打了那么多电话，没一个有人接。遇到假日，医生们不上班，住院实习医生应该代替他们上班。“好了，这不像你想的那么紧急。”我说，“你可以明天再找医生谈嘛。”但是，罗莎蒙德很清楚，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要是还待在圣马丁岛，今天早上就可能已经死了。如果我没有赶上从波多黎各飞来的中转飞机，我就可能死在了圣胡安。假如依我自己，在自己的**睡上一夜好觉，那我便会一睡不起。罗莎蒙德说，没有氧气，我活不过今晚。

太阳落山了，乌鸦像汽车喇叭一样在尖叫。在这里，它们变成了城市的飞鸟。有位法国诗人称它们是美味的乌鸦[59]——可是，是哪位诗人？我怀疑，即便是拉维尔斯坦，也可能不知道。我的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但我确信自己的枕头和被子可以救我。

但是，罗莎蒙德打电话给住在纽约上城的父亲。“想想看您能联系上哪一位最有影响的人。”她问父亲，“请他帮帮忙。”

在我的通讯录中，罗莎蒙德幸运地发现了斯塔林医生家的电话号码，是这个医生带我们到波士顿来的。她把所发生的情况告诉斯塔林，他回答说：“不消十分钟，你会接到安德拉斯医生的电话。他是医院院长。你电话不要占线。”安德拉斯医生已是耄耋之年。他很快就来了电话，询问罗莎蒙德，我有哪些症状。接着，他又说派一辆救护车过来接我去医院。罗莎蒙德告诉他，在加勒比海的时候，我就不肯乘救护车。年迈的院长问是否可以直接和我谈？可以的，没问题。我对他说我待在这儿挺舒服的，就躺在自己的**。不过，为了让妻子开心，我可以答应让医生检查。但是，我不愿意让担架抬着出去。经过一番傻乎乎的讨价还价，我同意以一名乘客的身份坐救护车过去。

“可以！”安德拉斯医生说，“我们需要你马上就过来。”

于是，我坐到驾驶员边上，救护车闪着旋转的警示灯，警报器嘶哑地哭泣着，一路将我送进急诊室。进去后，一张轮床将我推进一个角落，有几个医生给我做检查。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星星点点地知道一些。我只记得自己立马被戴上了氧气罩。随后耽误了好一会儿，因为有的医生说我应该立即进入心脏重症监护室，而其他医生则认为我的呼吸有问题。护士把氧气罩套到我脸上时，我不停地挥手推开。罗莎蒙德守在一旁照顾我。她说：“你必须要戴氧气罩，奇克。我不想让他们把你双手捆起来。”

“可我喘不过来气呀。”我说。

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一位负责医生没有穿白大褂，只是穿了一件衬衫。面色红润的他，话不少，却很专业，他在漫不经心地描述我的病情。在这种情况下，男男女女纷纷出现，露面，现身。这位健谈的医生好像是在谈一些技术问题，与我的病情毫不相干。但是，我完全误解了这一切。我被送进了心脏重症监护室。在那里，就在当天晚上，我出现了心脏衰竭。可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也不记得被推进了肺部重症监护室。罗莎蒙德告诉我，用医学术语讲，我得了肺炎，双肺全白了。一台机器在帮我呼吸——管子插进喉咙里，又从鼻孔里伸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没意识到罗莎蒙德就睡在旁边的一把躺椅里。有些病人的亲戚在重症监护室里安营扎寨，照顾病情严重的儿子或姊妹，罗莎蒙德经常和他们一起在病房里过夜。在最初的十天里，罗莎蒙德一直没回家。餐盘里能找到什么残羹剩饭，她就吃什么。她不肯去自助餐厅，生怕去那儿吃饭时我离开了人世。护士们对此很理解，所以开始为她提供食品。

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切的。我一定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和死神搏斗。在那几周里，医生给我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这种药有一个效果，就是能暂停一切心理活动。我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我没有细想。全部的表象（外部世界）都消失了。我已故的两个兄弟一度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穿着常穿的衬衫、领带、鞋子以及裁缝给他们做的西装。我的父亲站在后面的背景里，他没有走上前来。两个兄弟表示，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感到心满意足。我没有大声喊我的父亲。他了解这是规矩。我也不知道问问题有啥用。我感觉自己已经走了一大半路程，就快到他们那儿了，所以不是很着急、很好奇。我需要了解信息，可答案得要等。后来，两个兄弟退回去了，或者说被退出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将死之人。我满脑子是幻想、错觉、荒诞不经的因果关系。据说，安眠药会消除记忆。可我的记忆力一向都很顽强。我能记得，自己的身子不时地被翻来翻去。牢记自己职责的护士或护理员，在敲打我的后背，命令我咳嗽。

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医院重症监护室，探望住院的拉维尔斯坦和其他亲朋好友。我虽然是个健康之人，可有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冒出一个愚蠢的念头，心想或许有一天我也可能会被绑在那儿，身上插着那些救命的机器。

可现在，那个濒临死亡的人变成了我。我的肺功能已经衰竭，一台机器在帮助我呼吸。我已不省人事，同死人一样，对死亡也是一无所知。但我的大脑（我猜这是脑袋吧）充满了幻象、幻想、幻觉。这些都不是睡梦，也不是噩梦。要是噩梦的话，还有逃生口可以逃呢……

我能回想出来的，大多是自己四处游**的情景和煎熬难过的时刻。其中有一个幻觉是，我在一个城市的大街上寻找可以过夜的地方。我终于找到了。很久以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地方是个电影院，我走了进去。售票亭被木板围了起来。可就在亭子后面，在一块向上的瓷砖斜坡上，有几张折叠军用床。那里没在放电影，几百张座位上空无一人。但我获悉，这儿的空气都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吸进去对肺有好处。在这里过夜，从医疗角度讲，有助于你恢复健康。所以，我加入那儿的六七个人，睡了下来。到了早上，我妻子应该开车来接我。车子就停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上。这里没有人瞌睡，也没有人爱说话。起床后，他们不是在门厅里溜达，就是在床边坐着。地板有五十年没擦了，或许时间更长。没有暖气，睡觉的话，必须穿戴整齐，穿上大衣，扣上纽扣，穿上鞋子，戴上帽子，有檐无檐的，都不能脱。

我甚至还没有从重症监护室里被放出来，就从**爬了下来，心想我是在新罕布什尔，我的一个孙女正在房前屋后滑雪。我很不高兴，她父母居然不把她带进来见见爷爷。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或者说我以为是的。实际上，这时一定是午夜时分了，可阳光好像依旧明媚，照得雪地亮闪闪的。我爬过床边的铁栏杆，可没注意到身上还插着各种吊药水的管子和针头，这些药水瓶里装的是各式各样静脉注射的混合药水。我光着脚，踩在阳光明媚的地板上。我看着自己的双脚，就好像是别人的似的。它们似乎不肯承载我的重量，可我逼迫它们就犯，服从我的意志。紧接着，我就四脚朝天地摔倒了。起初我没有觉得痛。我恼火的是，我无法下床走到窗前。我躺在那儿，一脸无助。一个护理员跑过来，说：“我听说你这个家伙就是不安分。”

有一个医生说，我的后背肿得通红，从空中看就像是森林着火似的。医生们给我做了个CAT造影扫描。我就像是坐在一辆挤满乘客的有轨电车上，觉得喘不过气来，像是有人在从后面推我。我恳求让我下车，可没人愿意帮我。

当时，医生给我服了大量血液稀释剂，摔跤是很危险的。我在内出血，护士给我套上约束背心。我的儿子们已经成年，我要他们叫一辆出租车。我跟他们说，我还是在家里比较好，在浴缸里泡泡澡。“不用五分钟我就可以到家了。”我说，“就在拐角那儿。”

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就在波士顿的肯莫尔广场下面。虽然这些幻觉中的环境个个荒诞不经，却能给你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有时候我在想，站到死亡的门槛上，我是不是不会像其他常人那样轻松愉快，欣赏这些荒唐可笑的幻觉——无须虚构的小说。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很大的地下室，石墙早年刷了颜色。不过，有些地方依旧是白色的，白得像农家奶酪。可是，这些奶酪如今已是脏兮兮的。荧光灯将地下室照得通亮——一张张桌子上摆着旧货店里的商品，大多是女人的衣服，是捐给医院转卖的，如内衣、长筒袜、毛衣、围巾、裙子等。桌子多得不计其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法林地下折扣店，不久顾客就在那儿，你推我搡，相互争吵，讨价还价。不过，我这里倒没人打架。远处有一些年轻女人，像来做慈善活动的志愿者。我坐在那儿，千百个真皮躺椅把我困在中间。要想从这个脏兮兮的奶酪似的角落里逃走，简直是白日做梦。我身后是一根根粗大的管子，从天花板上伸下来，插到地下。

我心里老是想着被迫穿在身上的约束衣或者叫套头衫，痛苦不堪。这件闷热的卡其布约束衣把我束得结结实实——这不是要我的命，把我给捆死吗？我试着解开它，可白费力气。我想，注册的社会慈善机构里，要是有个志愿者给我送来一把刀或是一把剪子，该有多好啊！但是，那些志愿者离这儿有好几个街区，根本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四周全是苏丹式躺椅。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段经历。

医院里的一个男护理员站在一个活动梯子上，往墙壁的支架上挂圣诞节金属纸箔、槲寄生和常青树树枝。这个护理员并不大关心我。他就是那个说我不安分的家伙。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我把他给记录下来。记笔记是我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活着就是——或者以前是——工作。所以，我观察站在三级台阶梯子上的他——肩膀倾斜，后背很宽。然后，他爬下来，把梯子搬到下一个顶梁柱前，挂上更多的金属纸箔和带刺的常青树树枝。

在远处的边上还站着一个老头，身材矮小、神色紧张、烦躁不安，穿着一双绒毡拖鞋在走来走去。他是我的邻居，他家的房间窗户都大开着，直接对着我的房间尽头，可他却不肯搭理我。他胡须稀疏，鼻子就像是刮罐子的塑料刮子，头上戴着贝雷帽。他一定是个艺术家，可他那长相，我感觉他好像对艺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不一会儿我想起来了，我在电视上见过这家伙。他是一个艺术家，很受人尊敬。他一边作画，一边讲课，讲授的主题都是很时髦的——环境主义、整体性的花精，等等。他的素描，画面朦胧，表现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和责任。他在黑板上首先画了一个烟波浩渺的海面，接着用粉笔的侧面，勾勒出一张不易察觉的面孔幻影——披着一头卷发的女人，头发就像煮熟的蛋黄，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大自然，暗示自然中的人——某种神话，同样可能是某种东西的投影，说不定还是一个水中女神或莱茵河畔的少女。其实，你不能怪这家伙的画神秘莫测，充满了迷信色彩。你要怪只能怪他自大自满——用法语说就是自负。我喜欢自负这个字眼儿，不大喜欢沾沾自喜，正如我喜欢英语的呼吸不畅，不大喜欢法语里的令人窒息——完全窒息、脸色苍白（是魏尔伦说的？）。你要是窒息了，那还去管脸色苍白干吗？

这个亚拿尼亚，或者说假冒的预言家（艺术家），定居在这里——他的公寓长长的，紧贴着医院大楼。他的住处在拐角那儿，所以我从**是看不见的。我瞥见他家的书橱以及满地的绿色地毯。悬挂圣诞节金色纸箔的护理员，对艺术家毕恭毕敬，可对我连瞧都不瞧一眼。无用之辈！他不许我给他留下印象。我只是想说，我不是他思想中喜欢的那种人。

总之，这位电视上的艺术家摆出一副是这里老居民的样子，可很快就发现他那天就要搬走了。一个个纸箱子从他寓所——或是厢房——里搬出来。搬运工把东西堆在一起。书架上的书不见了，就连书架也被急匆匆地拆了。一辆厢式货车倒着开进来，一转眼就装满了。紧接着，艺术家的老婆，穿着一件金绿色的长袍从家里走出来，弯腰被扶进了车子的驾驶室。她戴着一顶丝绒帽。电视上的艺术家将自己的绒毡拖鞋塞进轻便外套的口袋里，换上一双懒汉鞋，爬上车，坐在妻子边上。

那个男护理员站在那儿同他道别，然后对我说：“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我们需要地方，我的命令是立刻让你出院。”话音刚落，一帮人就把架子给拆了，将所有东西都拆开。周围全部拆光了，就像是戏剧舞台上的景片[60]，什么也没剩。一辆厢式货车倒着开进来，我的便服、博尔萨利诺帽、电动剃须刀、洗漱用品、音乐唱片等，全被塞进了一个个超市购物袋。我被搀着坐进轮椅，抬进了一辆铰接式卡车。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不，是护士台，台子不大，但样样俱全，上面还装着电灯。卡车后挡板打开了，上面的门还没关上，车子就咆哮着直接开向地下，开进了一条隧道。车子继续全速行驶了一会儿。后来，我们停下来，引擎没有关，轰隆隆地响个不停。

只有一个护士在护理。看见我烦躁不安，她主动要给我刮胡子。我告诉她可以刮。于是，她给我涂上肥皂沫，用一次性的舒适牌或吉列牌剃须刀帮我刮。知道怎样给男人刮脸的护士寥寥无几。他们给你涂上肥皂沫后，不是像过去的理发师那样，先用热毛巾敷一下，将胡子变软。你要是不涂上肥皂沫，让胡子浸泡一会儿，刮刀片就会扯到胡楂，扯得脸像针扎似的痛。

我对护士说，我在等我妻子罗莎蒙德四点钟过来，可大圆钟早过了四点。“你觉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护士说不上来。我猜是在波士顿的肯莫尔广场下面，要是他们把空转的发动机关掉，我们可以听到绿线地铁行驶的声音。现在快六点了，是早上还是下午，谁说得清呢？我们现在慢慢地停在一条人行道边上，行人——不是很多——不是穿过人行道走到街上，就是从街上走过来。

“你看上去有点儿像印第安勇士。”护士说，“而且，你瘦了很多，皱纹也多了不少，胡子都长到了皱纹里，很难刮。你以前胖吗？”

她不理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搬运货车了。我必须把房间腾出来，因为有人急等着用。深更半夜的，我被搬到医院的另一地方。“你跑到哪里去了？”罗莎蒙德来时，我责问她。我对她很生气。可她解释说，她从**突然坐起来，睡意全无，全是在担心我。她打电话给重症监护室，得知我被搬走了，她跳上出租车就奔了过来。

“现在是傍晚？”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