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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阁楼小说家（第2页）

然而，小说“正要”如何进行，是麻烦中最小的一撮，他可以叫主人公在走廊上等自己几天，在这几天中细细思索，终会找到解决办法。小说“已完成”部分才最可怕。

随着岁月流逝，小说家不再是写下第一行文字时的他。他对事物的看法日复一日地改变，思想和最初相比可以说已经面目全非，他很难赞同自己前一个月写的东西，厌恶前一年至前十年写的东西，至于十年以前的，他不能相信竟胆敢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交战导致几败俱伤。他每时每刻都忙于揪住过去某个时刻的自己，和他说那么写是很坏的，要推翻重来。过去的自己那么写却明明是有理由的，那个自己抗辩，声称那样完全站得住脚，是写得好的，作为后来人你的使命是把过去和未来联结起来，而不是否定一切。过去的自己还振振有词地说，彻底否定过去，便会彻底否定现在，也会彻底否定未来，忙于否定，便没空建设。一方面他们交战，一方面他们又争做裁判，不知该判定哪个自己赢得胜利。未等分出胜负，新的思想让新的自己诞生了，新自己加入战斗圈，新自己也站上裁判席，这进一步扩大了混战规模，增加了裁判难度。

“所有好的作家都是这样，谁能不对自己起疑心呢？有疑心对写作一定是很好的。”社长亲切地安慰朋友，“但是，我担心你。照我看，你要适当地摆脱拘束去写，超脱出来，有时候不应该再顾忌以前的自己。真正一人独处，振笔疾书，那一定是很好很畅快的。”

小说家默默无语。

社长问他，最近除了写“我们的三部曲”还做什么。小说家讲起他在外部世界的行踪，如同讲起着陆地球前在外太空的生活，他渐渐觉得那是不真实的。

住进阁楼之初，他还和文艺界朋友来往，但说分开就迅速分开了。有几次他走进大家都在的酒吧和咖啡馆，自己样貌的改变是次要原因，久未在公开场合活动是主要原因，他发现人们已经认不出他来。他坐到他们附近，成心偷听到的谈话内容是那样陌生，涉及他不认识的作家、不认识的文学评论家和闻所未闻的书籍营销方式，他听了一会儿就兴趣全无。此后，就减少了去那些地方的次数，去了也成心不听他们谈话。

家庭方面，他和妻子分居已久。“她想离婚时会来找我，”他对社长解释，“出版社这地方很好找。”有天晚饭后，他长时间地从一条马路漫步到另一条马路，在僻静处看到一个红色电话亭，他走进去摸出零钱给妻子打了电话。听到那头妻子的声音，他说是我，妻子问他写得如何，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停顿下来。妻子转而询问近况，他告诉妻子不费什么力气就戒了烟，改喝滴滤咖啡，喜欢上了软糖并且每天吃很多，稿纸旁边放一把有朝气的小糖让他感觉好些。后来妻子叫了声他的名字，忽然轻快地笑道，你可能在别的世界了，我像在和死去的丈夫通电话。到了当天深夜，他果真在别的世界。他在阁楼上躺着，月光透过小窗洒进来，白白地盖在他脸上，他回忆起妻子的声音、妻子的脸，以及以前每当妻子读他新写的章节时他那等着被判决的心情，结果他爬起来，给小说里的人物加上了几行心理描写。

人物在做什么、写作的困境——两类话题，小说家和社长总是谈。但到最后，关于自己的生活，他无法对社长讲出更多了。他毫无生活。文艺界旧友各有发展，先后离开了熟馆子。妻子的电话他没有再打过，妻子也没有麻烦他去离婚。他一直写作。

社长看着梧桐树长高，心中感慨。他从不催促小说家，但时光催促他，事情超过某个时间节点便脱离了他的掌控，他好像双手被捆，眼看着面包正从餐桌边沿掉下去。他的担忧是入世的。到了值班保安光凭脚步声就能猜出小说家的日产量时，小说家已经中年，样貌更接近老年，社长到了年纪，卸任了。

在小说家看不到的地方，老社长做了可做的一切，他在交班时，特地与新社长谈了话。新社长欣赏着社长办公室顶天立地的两面大书架，书架上每一本书都是该出版社的骄傲，一些得了国内或国际上的文学奖，一些长销不衰。它们整齐地码放着，这么看去，像是一片书形状的小墓碑竖插在墙壁上，从而使两面墙成为一座文化陵园。其中就有小说家的第一本书。老社长顺势提起小说家，他说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出版社里住着一个小说家，我本人和所有编辑同人已经习惯了。最初感觉有点怪，一个人在这里吃吃睡睡，一直没交稿，你一味付出，他不但没有回报，还从来不取悦你，你似乎吃了亏，因为这里，在这个房子里毕竟是要做生意的。但后来感觉是很好的。我们和小说家之间，像是建立了一种古典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要求双方马上完成交易，货款两讫，它脱离了现代人立刻就要见到好处的趣味，从而使我看到自己的灵魂某些地方还光洁发亮，自己的心胸又宽又广。我做别的事情时也笃定一些，把某些欺世盗名的书送上印刷机时，出版某些不应该搭上树木生命的书时，一想到小说家，我就可以说我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出版人，毕生都在促成好作品，我是合格的，没有愧对我的职业。”

“这很感人，这很感人！我也想以后回顾职业生涯时，能坦**地说出这种话——那要等上好多年。在那些话可以说出来前，还要完成好多实际的工作，不过没关系，我看没什么能冲淡它今天留给我的印象，但愿我以后能说得出及您十分之一好的话。”新社长用浮于表面的钦慕口吻说。他又问：“但您究竟觉得他写得好吗？”

千锤百炼的老社长没有立刻说话，他留出点给提问者反省是否提了一个错误问题的空当后，才做出并非正面的回答：“可惜我们不能扮演一切角色，幸亏也不必扮演。我们做出版。评论，可以留给世人。”

老社长坐着小轿车走了，树叶的阴影先投在挡风玻璃上，再投在他脸部，造成忽明忽暗的效果。暗下来时，他几次想回头看一看阁楼——从树顶之上，那是容易看到的。他按捺住了。没有什么再可以为你做的了，我已功成身退。

小说家失去庇护，接二连三收到驱逐令。新社长的话实际上很礼貌，不难听，但千真万确是在请求他离开。新社长是这样想的，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方便表明其立场：假如留下小说家，说明自己是继承前人思想和做法的保守派；假如请走小说家，那无疑向所有下属传递了改革决心。两者皆可。鉴于他相对来说很年轻，改革的面貌更有利于登上新座位，所以他没有选择另一条路线。

从这时起，举社上下感受到新风吹进小楼，规章制度变了，会议时长变了，人们说话音量变了。但是变化中的人们目睹小说家发生了剧变，犹如慢跑者看到别人以五倍速从身边跑过，从而怀疑自己站在原地没有跑。小说家的形象每天都在变化，他忽胖忽瘦，年纪看起来忽大忽小，在一天之中，他也如此颠三倒四地变化着。编辑们在楼梯上、在茶歇室遇见他，他忽而表现出与人交谈的热望，忽而像死掉的蛤蜊般闭紧嘴巴。有时，有人在二楼见到小说家，但又有编辑声称同一时间小说家其实出现在另一层楼，自己还同他说了话。他们还听见阁楼上总有动静。他们从同理心出发，这样想：小说家和我一样受到新社长折磨，使得他模样大变，写作的状态也变激烈了。人们还注意到一件事，但当时谁也没把它和小说家联系起来——茶歇室里的饼干和软糖，特别是软糖，消耗速度惊人，仿佛有人在吞噬软糖，只要一摆出来就被吃个精光。由于当时是乱局，人们无心关注更多，许多异象没人深察。

冬日的一天，编辑们准点下班，小说家在天黑后也离开了出版社。这天他出门的时间远较平常晚，他没有比较直接地走下来。值班保安听见了远比脚步声丰富多元的声音。它们开始于小楼最高处的阁楼，保安此前从未听过，他事后回想起来，那好像是往一个袋子里装满鸡蛋，将袋子拎起敲击硬物，一些蛋壳“咔嚓”破了，蛋黄蛋白轻轻流出来漫过其他鸡蛋——整个过程中全部声音相加之和。随后，保安又听见小说家从房里走出来，在每一层楼盘桓良久，其间他反常地折返阁楼数次，但保安如常以为出版社绝对安全，麻痹大意了。终于，小说家走到一楼。这天他异常消瘦、神情冷峻，令保安不敢搭话。保安这才想起，小说家已经连续数日没有外出吃饭，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而保安之所以迟迟未想起，是因为他最近多少也在为自己低技术含量的岗位担心，没有那么耳聪目明。小说家走近保安，突然将手里捆扎好的一团东西往他台子上“砰”地一扔，什么也不说，扬长而去。

那是他完成的书稿。

一个星期后，按出版社的慢节奏，书稿还未进入审稿流程，小说家也仍然未归。行政奉命打开阁楼的门，马上发出和出版社历来的安静氛围不匹配的大声呼喊，大批编辑连忙奔上来，小楼一时地动山摇。稍后，有人把编辑们挤在门边从不同角度看见的画面汇总起来，报告给新社长。几天后，消息传到了老社长耳边。倾斜屋顶下的小房间遍布尸体，从房间最矮至最高处，尸体依次趴伏在书桌上，坐在椅子上，横陈在长沙发上，竖立在敞开门的简易衣柜里。并且从那头到这头的地板上，还有许多尸体一弯一弯的像超市里冰冻好的虾一样按顺序躺着，每条脖子都被拗断了。每张脸都是小说家，严谨来说，是从年轻到中年的各个时期的小说家。每具尸体的右手都抬离身躯，作写字状。

在小说快要完成前，小说家新旧时期的自己竭力涌现，争夺小说主导权，小说家杀死了所有过去的自己，终于完成书稿。

两个星期后，有编辑在茶歇室使用新买的咖啡机，她打开柜子下面的一扇小门取纸杯时，又有一具小说家尸体从里跌出来。一个月后，发行科在库房深处移开一堆滞销书，也发现若干具小说家尸体。它们全抬起右手作写字状，嘴巴张开似在相互辩论。那一晚，小说家因房间已堆满，把多出的尸体拖到各处藏匿时，保安听见事实但未猜到真相。

时至今日，小说家没有再度现身，小说家的小说等待被世人评判，小说家的许多具尸体仍然隐藏在梧桐树浪掩映的出版社的角角落落，每一具都献身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