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九点刚过,我回到我住的旅馆。我和凯南·库利长谈了一番,在我的记事本里填满了好几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朋友、生意伙伴和家族成员的名字。我去车库检查了弗朗辛的丰田凯美瑞,发现那盘贝多芬磁带还在磁带卡座里。就算弗朗辛的车里还有其他线索,我也没有发现。
我没能检查用来运送尸体碎块的灰色天霸。绑匪违章停车,交管局的拖车在周末的某个时候把车拖走了。我可以想点儿办法查到它的下落,但那有什么用处呢?这辆车肯定是绑匪为了弃尸而偷来的,而且从车况来看,很可能早就被车主扔掉了。警方鉴证人员也许会在后车厢或车里找到污渍、织物纤维或其他什么证据,说不定能变成一个有价值的调查方向。但我没有能做这种鉴证工作的资源。到头来我很可能只是在布鲁克林跑来跑去,搜寻一辆多半会对我守口如瓶的破车。
我们坐进别克车,走了一条漫长而迂回的线路,途中经过达戈斯蒂诺超市和大西洋大道上的阿拉伯美食世界,然后向南到海洋大道和法拉格特路路口的第一个电话亭,然后沿着弗拉特布什大道向南,再沿着N大道向东,开到韦特兰斯大道上的第二个电话亭。我并不是非要亲眼见到这些地点不可,盯着投币电话看不会让你突然得到海量的情报,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到现场去走一走人行道,爬一爬楼梯,亲身体验一下氛围,花费的这些时间往往是值得的。这能营造一种真实感。
这么做同时也让我带着库利兄弟再次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案情。在警方调查中,目击证人几乎总是会抱怨说他们必须向不同的人反复讲述同一件事。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毫无意义,但其实这么做很有意义。你向很多不同的人讲述了很多遍,也许你会想到什么你先前遗漏的细节,也许不同的人会听到其他人忽略的要点。
途中我们在弗拉特布什大道上的一家咖啡馆停了停,这家店叫阿波罗,我们三个人都点了希腊烤肉卷饼,味道很好,但凯南几乎没碰他那份。出来后,他在车里说:“我应该要个煎蛋或者其他什么的。自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就没法吃肉了。我连碰都不想碰,一进嘴我就想吐。我相信我迟早能克服,但最近我必须记住点别的东西吃。真是没道理,点的东西送上来,你却没法逼着自己吃下去。”
彼得开着凯美瑞把我送回家。自从绑架那天以来,他就住在位于殖民路上的弟弟家,晚上睡客厅沙发,他需要回一趟他的住处拿换洗衣服。
要不是这样,我肯定会打电话叫出租车。我喜欢搭地铁,我在地铁上很少会感觉不安全,但口袋里揣着一万美元还要省那点儿出租车费,似乎有点儿吝啬过头了。要是碰到抢劫,我肯定会觉得自己在犯傻。
那一万美元是给我的定金,两沓百元大钞,每沓五十张,与用来付弗朗辛·库利的赎金的另外八十沓毫无区别。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为我的服务定价,但这次凯南省去了我思前想后的麻烦。他把两沓钱扔在桌上,问我预付这些够不够。我说这太多了。
“我付得起,”他说,“我有很多钱。他们没掏空我的口袋,还差得远呢。”
“所以你付得起一百万美元?”
“那要出一趟国才行。我在开曼群岛有个户头,里面存了五十万美元。楼下的保险箱里有将近七十万美元。其实我应该能在纽约筹到另外三十万美元的,只需要打几个电话。我总在想。”
“想什么?”
“没什么,胡思乱想。比方说,假如我付了一百万美元,他们会不会放她活着回来?假如我打电话的时候没那么咄咄逼人,礼貌一点儿,使劲拍马屁之类的。”
“他们还是会杀了她。”
“我也是这么对我自己说的,但我怎么可能确定呢?我不可能不让自己去想,也许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做的。比方说,我从一开始就硬气到底,除非他们向我证明她还活着,否则我一分钱都不会付。”
“他们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她很可能已经死了。”
“老天在上,希望你说得对,”他说,“但我没法确定。我总是在想,也许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把她救回来。我一直觉得她的死是我的错。”
我们走高速公路回曼哈顿,先走滨海公园大道,然后经郭瓦纳斯高速公路穿过隧道。这会儿车流稀少,但彼得还是慢悠悠地开,时速很少超过四十千米。刚开始我们没怎么交谈,而沉默往往会自己增长。
“这两天真是够受的。”他最后说。我问他是否还能坚持住。“哦,我没问题。”他说。
“抽时间去参加活动了?”
“我算是挺有规律吧。”过了一会儿,他说,“但自从出了这件烂事,我就没找到机会去参加活动。你知道的,我有点儿忙。”
“你必须保持清醒,否则你也帮不上你弟弟的忙。”
“我知道。”
“湾脊区也有戒酒会的活动。你不是非得进城不可。”
“我知道。昨晚我本来想去一场的,可惜没抽出时间来。”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方向盘,“我以为咱们回去能赶上圣保罗今晚那场,但时间已经晚了。等咱们到地方,肯定早就过九点了。”
“休斯敦街十点钟有一场。”
“呃,我说不准,”他说,“我要先回一趟我那儿,收拾我需要的——”
“就算错过了十点那场,十二点还有一场。同一个地点,休斯敦街,第六大道和瓦里克街之间。”
“我知道地方。”
他的语气里有些东西在拒绝我继续出主意。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不该不去参加活动的。我会尽量赶上十点那场。十二点那场我没法确定。我不想留凯南一个人待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