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在戒酒,”我说,“至少一小时前是在戒酒。我在戒酒会上见到了他。”
“今天早些时候我找到了他。他说我给他的钱大部分都在,那辆凯美瑞也没出事。我说我在乎的不是钱和车,而是他,他说他挺好。你觉得他看上去怎么样?”
“我没看见他,只是听见他发言了。等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打给你只是想说一声他还活着。”
他说谢谢。两天后的晚上,凯南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楼下的大堂里。“我的车违章停在门口,”他说,“你吃过饭了吗?下楼吧,我在外面等你。”
我坐进车里,他说:“你比我熟悉曼哈顿。想去哪儿?选个地方吧。”
我们去了第九大道的巴黎花园餐厅。布莱斯唤着我的名字打了招呼,给我们安排了一张靠窗的桌子,盖瑞在吧台像演电影似的挥了挥手。凯南要了一杯红酒,我要了矿泉水。
“地方不错。”他说。
点完菜,他说:“我不知道,哥们儿,我没有理由要进城。我只是在开车乱转,却想不到能去哪儿。我以前经常这么做,只是开车乱转,为汽油短缺和空气污染贡献一份力量。你这么做过吗?哦,你不行,你没车。要是周末想出城玩玩,你会怎么做呢?”
“租车呗。”
“哦,对,”他说,“我怎么没想到。你经常出城吗?”
“天气好的时候算是经常吧。我女朋友和我喜欢去州北,或者去宾夕法尼亚。”
“哦,你有女朋友?我一直想问来着。你们在一起很久了吗?”
“不算太久。”
“她是做什么的?不介意我问一下吧。”
“研究艺术史的。”
“非常好,”他说,“肯定很有趣。”
“她似乎觉得很有趣。”
“我是说她肯定很有趣。一个有趣的人。”
“非常。”我说。
今晚他的气色好了一些,头发理过,脸也刮干净了,但依然带着某种疲惫感,而焦躁的情绪在底下涌动。
他说:“我一个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都快把自己逼疯了。我老婆死了,我哥哥天晓得在干什么,我的生意要完蛋了,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你的生意怎么了?”
“也许没事,也许会出大事。前几天去欧洲的时候,我安排了一笔交易。下周应该有一批货到岸。”
“也许你不该告诉我的。”
“你试过掺鸦片的大麻膏吗?不过既然你只酗酒,那就应该没试过。”
“没试过。”
“我这次进的就是这东西。在土耳其东部种植,通过塞浦路斯运往美国,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
“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出在我应该放弃这笔交易的。参与者里有几个人,我找不到理由信任他们,而我之所以会加入,是因为全世界最糟糕的理由——因为我必须找点儿事做做。”
我说:“我为你工作仅限于调查你妻子的案件,为此我可以无视你的谋生方式,甚至愿意为你违反几条法律。但一旦牵涉到你的那个行当,我就不能为你工作或帮你做事了。”
“彼得说为我工作会导致他开戒。这对你来说也是个影响因素吗?”
“不是。”
“只是因为你绝对不会碰这个行当。”
“对,应该是这样。”
他思考片刻,然后点点头。“我能理解,”他说,“我尊重你的立场。但另一方面,我希望你能帮我,因为假如有你援助,我就能放手大干了。另外,这一行非常挣钱。你知道的。”
“当然。”
“但也很肮脏,对吧?我知道。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是个肮脏的行当。”
“那就脱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