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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欧洲奴隶（第2页）

瑞典哥特兰岛的某个宝库出土过西班牙铸造的24枚硬币，这证实了维京人曾在地中海活动，地中海是他们在欧洲活动的最南端。考古学家们非常巧妙地解释了北欧人在南方留下的少量证据。例如，大西洋马德拉岛（Madeira）的一个据点出土过老鼠骨头，其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900年到1036年间。由于这些老鼠的DNA更接近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老鼠的DNA，考古学家得出结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15世纪的葡萄牙人更早到达马德拉岛。

文字史料也记录了北欧人到西西里岛的航行，他们在公元900年左右到达西西里。北欧人后代罗杰二世（1130—1154年在位）在12世纪时以诺曼人国王的身份统治该岛，并以向基督教和穆斯林艺术家、学者提供财政支持而闻名。在罗杰的宫廷，伊德里斯绘制了一幅直径为2米的非洲-欧亚大陆圆形银质地图。

在钱币出口的高峰期，一些向南航行的罗斯人最终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以充当雇佣兵。他们是“瓦良格人”（Varangians），这是一个古老的挪威语词汇，始现于公元950年，意为“信誓旦旦的人”，引申开来就是指斯堪的纳维亚人。拜占庭皇帝拥有一支单独的瓦良格人卫队，他们以勇猛著称。这些瓦良格卫队中的其中两人可能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阳台上用古挪威文进行涂鸦（一些专家怀疑其真实性）。

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只是冒险家和财富的追求者。

其中一位是典型的军阀首领，名叫“远行者”英格瓦尔（Iraveler），他是自己萨迦中的英雄，这个故事讲述了他与龙、与巨人的多次战斗。英格瓦尔和他的同伴们沿着第聂伯河航行，越过黑海，穿过高加索山脉，最后到达里海。他渴望建立自己的王国，在这篇萨迦中，他只有20岁，这表明年轻人可以在军阀混战的社会中崛起。

最终，英格瓦尔病倒了，他手下一半的人也病倒了，25岁时，英格瓦尔死于中亚某地，很可能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花剌子模（Khwārazm）地区。这是北欧人到达的最东端。英格瓦尔在死前，要求其追随者“把我的尸体带回瑞典”，这一请求解释了为何瑞典中部有26座他的追随者的符石坟墓。

公元1000年左右，被一群掠夺者割据的欧洲世界慢慢被征税的君主国所取代。国王奖赏其臣民以土地，而不是战利品。早期的一个例子是征服者威廉，他的祖先在公元10世纪初作为海盗来到法兰克王国，开始征收保护费，并最终成为英格兰的诺曼人国王，这些事件在闻名全球的贝叶挂毯上都有描绘。

1066年威廉对英格兰的入侵，标志着维京时代的结束。威廉政府在英格兰实行了改革，而事实上，同样的改革也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土地上，统治者用专门的土地奖励其追随者，而农业收入使新的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为其土地缴纳税款。

当为罗斯人选择基督教为国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掌权之时，罗斯人的领土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早期时代的各方混战，让位于由某一具备领导能力的部落中的多位成员来共同统领的新的统治结构。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从硬币中梳理出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查阅一部详细的资料，即《往年纪事》（TheRussianPrimaryicle），它记录了罗斯王公们的编年史。此书撰写于1050年至1113年间。

公元860年至公元862年的条目解释了第一批罗斯王公是如何掌权的。生活在东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远渡重洋来到瓦良格罗斯（VarangianRus）”，并邀请了三兄弟来统治他们。兄弟们建立了留里克王朝（RurikidDynasty）。需要注意的是，《往年纪事》明确地将来自大洋彼岸的新霸主定义为外来者。留里克王朝的建立并没有终结各方混战的时代，王位的继承和以前一样混乱不堪，并充满争议。留里克王朝的每任统治者死后，都会爆发一场混战，直到胜利者出现。

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Liudprandofa，920—972）是一位尖酸刻薄的意大利使节，我们从他那里得知，罗斯人在公元941年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公元941年，当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时，被德意志国王奥托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利乌特普兰德并不在这座城市里，但他的继父告诉他，于公元912年掌权的罗斯人领袖伊戈尔大公（PrinceIgor）率领着一支拥有千艘战船的舰队。

为了保卫首都，拜占庭皇帝改装了15艘战舰，使它们能够发射拜占庭最强大的武器——希腊火（Greekfire）。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人都对其成分加以保密。希腊火中含有石油，就像现代的凝固汽油弹一样，即使在与水接触后仍能够燃烧。由于拜占庭舰队喷射希腊火，罗斯人只能跳船游向岸边，以求活命。

君士坦丁堡给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君士坦丁堡视作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城市（他从未到访巴格达）。这座城市的奇迹包括安置在君士坦丁七世（EmperoreVII，公元913—959年在位）宝座周围的机械鸟和狮子。不同种类的鸟唱着不同的旋律，镀金的狮子“似乎在守护着他（君士坦丁），它们用尾巴拍打着地面，发出一声咆哮，嘴巴张开，舌头若隐若现”。利乌特普兰德对国王的宝座特别着迷，这个宝座还可以通过一个隐藏的装置（可能是滑轮）升到天花板上。

公元945年，罗斯人与拜占庭签订了一项条约。罗斯人的领袖伊戈尔仍然需要和他的亲戚们商量，这表明他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君主。因为罗斯人首领与他人分享权力，历史学家称他们为“王公（prince）”而不是“国王（king）”。条约还表明，一些罗斯人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不再只是为了获得税收减免而伪装成基督徒。

伊戈尔的公国不同于当时的农业君主国，如法兰克王国，因为罗斯王公的官员只够对商业征税，而腾不出人手对农业征税。对商业征税只需要在所有交通枢纽派驻官员，这是一项相对简单的任务，而对农业征税则需要一个规模更大、更成熟的官僚机构。

在对拜占庭的进攻中，罗斯人总体上是成功的，尽管他们战败于君士坦丁堡，且没能控制第聂伯河流域。公元945年，驻扎在基辅东部的德列夫利安人（Derevlians）奋起反抗罗斯人，拒绝缴纳贡品，并杀死了伊戈尔。为了给丈夫报仇，伊戈尔的遗孀奥尔加（Olga）领导了一场成功的军事行动，奴役或杀害了所有幸存者，并摧毁了他们的首都，在乌克兰西部今克罗斯滕（Korosten）的挖掘工作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奥尔加还改变了罗斯人征集贡品的方式。她没有让罗斯官员每年冬天去各个部落征收不同的产品，而是命令罗斯人的臣民前往当地的贸易站。在那里，他们直接向她的官员缴纳毛皮和其他林产品，这是加强罗斯君主制的重要一步，因为它使王公的收入来源合法化了。

奥尔加是第一批改信基督教的罗斯人之一。公元945年至公元961年，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年纪还太小，无法独立统治，在担任摄政王期间，奥尔加选择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据《往年纪事》记载，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向她求婚，她巧妙地拒绝了：“您亲自给我洗礼，称我为您的女儿，您怎么能娶我呢？因为在基督徒中，那是不合法的，你们自己也该知道。”君士坦丁很快就承认失败，显然他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奥尔加，你比我聪明。”这两人可能没有说过这些话，但奥尔加确实皈依了拜占庭式的基督教，而且她肯定没有嫁给君士坦丁。

当奥尔加请求君士坦丁派遣传教士到罗斯来教导他们基督教教义时，他拒绝了。然后她询问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对方也没有给予实质性回应。这一顺序表明，罗斯人首先是向拜占庭人寻求帮助，然后才是奥托王朝。奥尔加摄政期间，基辅的一些臣民已经是基督徒了，就像公元10世纪中叶妇女的坟墓所显示的那样：那些妇女被埋葬时，脖子上挂着十字架。当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在公元963年开始亲政时，奥尔加辞去了摄政王的职务，而这位国王拒绝皈依基督教。

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基辅成为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国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很容易防守；第一座城堡（或称要塞）的城墙于公元1000年左右修建。在南部，坐落在第聂伯河西侧高岸上的基辅成为南北贸易的枢纽；到公元1000年，那里已经居住了数千人。

和他之前的许多军事领袖一样，斯维亚托斯拉夫留下了其死后由哪个儿子继任的指示。他明确规定弗拉基米尔——一个奴隶女孩的孩子，应该统治诺夫哥罗德，而弗拉基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伊阿波洛克（Iaropolk）应该接管基辅。尽管如此，他所计划的和平继承并没有发生，这是常有之事。他的儿子们爆发了一场权力的斗争。公元980年，经过八年的战斗，弗拉基米尔和一支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侵入基辅，杀死了他的兄弟，控制了这座城市。

那时，弗拉基米尔的处境仍岌岌可危，于是他开始考虑改信基督教，这是他从祖母奥尔加那里学来的。作为一个无自由的奴隶之子，他渴望合法性，他需要摆脱谋杀兄弟的恶名。弗拉基米尔还面临着其他难题。他掌权时恰逢金融危机，因为公元1000年后全欧洲的白银都出现了短缺。弗拉基米尔面临着来自奴隶贸易收入的下降，而这曾是罗斯人主要的收入来源。

为了获得支持，弗拉基米尔为六位传统的罗斯神祇立了塑像，其中包括闪电之神佩伦（Perun）。然而，弗拉基米尔意识到，由于他的臣民没有共同的信仰体系，缺乏共同的身份，这削弱了他对他们的控制。政治对手可以通过将支持者团结在一个弗拉基米尔并不信奉的神祇周围，来轻易挑战弗拉基米尔的统治。

弗拉基米尔开始寻找一种能够赢得其所有臣民忠诚的核心宗教。一旦他选择了正确的宗教，并要求他的臣民皈依，他就可以禁止崇拜其他神祇，并阻止对其政府的任何挑战。

弗拉基米尔并不是特例，其他君主也一直派遣使者去了解他们邻国的宗教风俗。在君主们选择某种宗教作为自己的国教时，他们对其教义往往所知甚少，也许仅限于传教士告诉他们的那些。尽管如此，这些统治者还是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思考他们自己及其臣民应该信仰哪种宗教。

他们会因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获益良多。除了崇拜更强大的神祇以及加入更大规模的教会，他们还希望与支持同一信仰的其他统治者结盟。越来越多的接触导致了公元1000年前后宗教皈依的集中化，并形成了大型的宗教大区，这些大区甚至与今天的贸易和防务组织有着惊人的相似。

根据《往年纪事》记载，公元986年，弗拉基米尔接待了来自四个邻国的使者：信犹太教的可萨人、属于穆斯林的保加尔人、日耳曼奥托王朝的罗马天主教信奉者，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基督徒。

弗拉基米尔对犹太教略知一二，他在回应可萨人的使者时透露了这一点，可萨人可能在一百年前就改信犹太教了。可萨人控制着顿河上游和伏尔加河下游之间的大片土地。很明显，犹太教为可萨人提供了一个介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和阿拔斯哈里发的伊斯兰教之间的中间地带，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承认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然而，犹太教仍然是一个奇怪的选择。附近没有强大的犹太盟友（尽管伊拉克北部、也门和北非的一些早期统治者已经改信犹太教）。事实上，当时的欧亚大陆上并没有犹太国家。

可萨人实行双君主制。一位被称为“别乞”（Beg）的国王负责政府的日常事务，而另一位被称为“可汗”（Kaghan）的统治者则任仪式首领。某位别乞可能在公元800年到公元810年间的某个时候皈依了犹太教，但这种皈依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臣民。

公元837年至公元838年间，当某位可汗皈依犹太教时，可萨人的铸币厂发行了三种新的硬币。摩西迪拉姆（Mosesdirhams）是这些硬币中最知名的，尽管只有七枚留存至今。它们由银制成，镌刻着阿拉伯语，几乎与阿拔斯王朝发行的迪拉姆硬币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摩西迪拉姆硬币上刻着“摩西是神的使者”，而非“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

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过程是渐进的，而且只是部分的；而波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Ibnal-Faqih）在公元902年或公元903年写道：“可萨人都是犹太教徒，但他们是最近才被犹太化的。”考古学家至今仍未找到可萨平民信仰犹太教的证据。在成千上万带有各种涂鸦和图画的泥砖上面，他们并未发现烛台或其他犹太符号。

历史学家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文字史料说了一件事，但缺乏考古学证据来证明它。如果书面记录是正确的，那么可萨人在公元70年古以色列神庙被毁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建国之间，建立了最大的犹太国家。

可萨人非常善于观察，《往年纪事》的作者写道，一群可萨人在公元986年左右试图将弗拉基米尔转变为犹太教徒，他们提出了以下观点：犹太教的教义包括“包皮环切，不吃猪肉或野兔肉，遵守安息日”。禁食野兔肉并不是典型的犹太教饮食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可萨人不吃兔肉。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用野兔脚做的生育护身符，表明可萨人崇拜野兔。

可萨人的使者解释说，作为犹太教徒，他们不住在耶路撒冷的故土，因为“神向我们的祖先发怒，又因我们的罪孽而把我们分散在外邦中”。这时，弗拉基米尔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如果上帝爱你们和你们的信仰，你们就不会被流放到异国他乡。你们希望我们也接受这样的命运吗？”弗拉基米尔的回答表明，他知道耶路撒冷不是由犹太人统治的〔当时控制这座城市的埃及法蒂玛王朝（FatimidDynasty）是什叶派穆斯林〕。

弗拉基米尔不想皈依那些式微的宗教。他在寻找一个比自己势力更强大的盟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弗拉基米尔派代表造访各个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使者也敦促弗拉基米尔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时，他甚至没有派人去可萨人那里。

下一个候选者伏尔加保加尔人，他们的势力要强大得多。公元986年，保加尔人的使者向弗拉基米尔解释说，穆罕默德“指示他们行割礼，不吃猪肉，不喝酒”。保加尔使者继续说道，穆罕默德承诺会给每个死后的男性信徒“70名美丽的女子。信徒可以选择一位美丽的女子，而穆罕默德将赐予她所有女人的魅力，她会成为这个人的妻子。穆罕默德保证人的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阿拉伯语词汇中“美丽的女子”，其字面意思是指拥有明亮眼白与漆黑瞳孔的女子，人们认为只有最美丽的处女才具有这种特征。

从《往年纪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信奉犹太教的可萨人，还是穆斯林保加尔人，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为皈依的弗拉基米尔提供真正的好处。

第三个代表团来自信奉罗马基督教的日耳曼奥托帝国。他们控制了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包括罗马，还任命了教皇。日耳曼人传达了教皇的观点：“你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一样，但你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不同。”这段被截断的对话一定是后来才被插入《往年纪事》里的，因为它暗示了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裂痕。事实上，在公元986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两个基督教会仍然是统一的。

《往年纪事》并没有准确地呈现该事件真实的情况。很明显，关于弗拉基米尔皈依的记载被分割开来，散乱地收录在这部编年史的不同年份里。关于日耳曼的罗马基督徒的叙述，很有可能是后来的补充，且该书对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这种过于齐整的三分式记载也引人怀疑。

然而，即便整个故事都是为解释所发生之事——除了近邻拜占庭，弗拉基米尔又能接受谁的宗教呢？——而虚构的，它仍然显示了公元1000年后所流传的宗教信息，而当时也是《往年纪事》成书之时。我们确实得到了来自伊斯兰史料的外部证实：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的罗斯统治者派了四名亲戚去见花剌子模的统治者，询问有关伊斯兰教的信息。这一欧洲之外的史料表明，弗拉基米尔积极地寻求有关邻国的各种信仰体系的信息，因为他正纠结要皈依哪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