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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欧洲奴隶（第3页）

《往年纪事》花费了较多的篇幅来记叙拜占庭教会的教义，有位学者对创世记、耶稣受难和审判日作了详细阐释。他的阐释被称为“哲学家的演讲”，显然是后来才被编者添加到文本中的。这就强调了一个重要现实：倘若基督教文本没有被翻译成斯拉夫语，所有新的宗教教义都必须通过口头来传达。在听完这段演讲并询问几个问题后，弗拉基米尔回答道：“我还要再等一会儿。”他再次推迟了对王国宗教的选择。

公元987年，在与贵族和城市长老商议过后，弗拉基米尔派遣了一支由10名顾问组成的队伍，首先前往伏尔加保加尔，然后去了德意志，最后去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拒绝了保加尔人的伊斯兰教和日耳曼人的罗马基督教。

《往年纪事》将弗拉基米尔皈依拜占庭基督教的决定，描述为一系列的四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他的军队在切尔森击败了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Phokas）的军队，后者是拜占庭皇位的继承者；第二个事件是他失明了；第三个事件是他接受了洗礼，恢复了视力；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事件，他迎娶了拜占庭统治者巴兹尔二世（BasilII）的妹妹安娜。

同时代的拜占庭和日耳曼观察者，都不认为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是一件大事；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拜占庭人和罗斯人之间的一件小事。

然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弗拉基米尔的皈依是基督教世界形成的关键一步。弗拉基米尔的王国有500万人口，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是法兰西国土面积的两倍。弗拉基米尔选择基督教，意味着东欧转投拜占庭——而非耶路撒冷、罗马或麦加。罗斯人虽与西欧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他们只有一个宗教中心，那就是拜占庭。

每当像弗拉基米尔这样的统治者决定皈依一种新宗教时，不同宗教大区的边界就会发生变化。下文中的图表列出了一些在公元1000年左右为自己王国选择了某种宗教的统治者。大多数情况下，统治者们都选择与一个或几个邻国为伍；与他们共享这种新信仰的人民会成为其军事盟友和主要贸易伙伴。虽然他们继续与其他信仰的统治者保持联系，但他们与同宗教信徒们的关系会更密切，并且他们通常相信世界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宗教大区。

地缘不再是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唯一依据。人们（包括所有待在家里的人）开始将自己的家乡当作是宗教大区的一部分，进而开始认同更大的群体，这是全球化的关键一步。

史料来源：安德斯·温罗斯（Ah）《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转变：北欧重塑过程中的维京人、商人和传教士》（ofSavia:Vikis，andMissioheRemarkingofNorthernEurope，2012），第112—118页，第162—163页。安德烈亚斯·卡普洛尼（AndreasKaplony）《土耳其人的皈依》（“TheoftheTurks”）一文，收入《中亚伊斯兰化》（Islamisationdel’Asietrale），第319—338页；芭芭拉·H。罗森温（BarbaraH。Rosenwein）《中世纪简史》（AShortHistoryoftheMiddleAges），第86页；彼得·金（PeterB。Golden）《卡拉哈尼人和早期伊斯兰教》（“TheKarakhanidsandEarlyIslam”）一文，收入《剑桥早期内亚史》（TheCambridgeHistoryofEarlyInnerAsia），第362页。

塞尔柱的追随者采用他的名字作为部落名，他们后来就被称为塞尔柱人。虽然关于这个民族早期历史的资料很少，但塞尔柱·伊本·杜卡克似乎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他和弗拉基米尔一样，想变得更强大。在他于公元1000年左右皈依伊斯兰教之时，他的部落只是中亚众多部落中的一个，但到了11世纪中叶，在塞尔柱的孙子们的领导下，塞尔柱王朝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伊斯兰强国之一。

一些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在这个时候改信了基督教。和弗拉基米尔一样，绰号“蓝牙”的丹麦国王哈拉尔也是作为非基督徒被抚养长大的。公元10世纪60年代，他统一了丹麦，并暂时控制了挪威。他认识到基督教一神论的力量是他新王国的统一力量，他决定皈依。（英特尔和爱立信的工程师将他们的新技术称为“蓝牙”，因为它将电脑和手机连接在一起，就像哈拉尔统一了丹麦和挪威一样。）

工程师将“Harald”和“Bluetooth”中首字母“H”“B”对应的如尼文字母组合在一起，创造了蓝牙标志。

一旦某个统治者皈依了一个主要宗教，他便能接触到那些可以协助治理国家的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能读会写，还会计算，可以帮助像弗拉基米尔这样的君主获得更大的控制权。这些技能在公元1000年左右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有文化的官员来帮助他们起草文件，以及计算要征收的税款。

弗拉基米尔在公元988年或公元989年受洗，不久后，他的臣民在第聂伯河接受了大规模的洗礼。在弗拉基米尔皈依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只有皇室和贵族才会在教堂内举行婚礼。在主教区之外的罗斯地区，普通民众接受新宗教教义的速度较慢。他们每年只与政府官员接触一两次，即在他们上缴毛皮贡品的时候。那些集体受洗的人并没有接受任何宗教指导，继续崇拜传统神祇。

弗拉基米尔任命主教到他王国的不同地区。基辅相当于一个大主教的教区，直接处于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之下。第聂伯河中部地区是新宗教的核心地区，新宗教在基辅周围250公里的范围内最为活跃。

弗拉基米尔的洗礼只是基督化过程的第一步，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在每一个其统治者皈依了新宗教的国家中，情况都是如此。弗拉基米尔的臣民必须放弃他们的前基督教时期的风俗，吸收新宗教的教义，并接受主教和神职人员的宗教领导，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在12世纪，规模较小的要塞城镇和晚近被征服的地区皈依了；到13世纪，一个完整的教区网络形成了。大批拜占庭工匠来到罗斯公国各地建造新的教堂，最终，所有的民众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这就是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作用：一旦一个统治者改变了信仰，即使是那些仍然留在自己农田里的臣民，也必须在远离其家乡的教堂里参加宗教仪式。

在弗拉基米尔皈依时，拜占庭教会比罗马的梵蒂冈教会势力强大得多。但在仅仅两个世纪中，罗马教会就取代了拜占庭教会，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教会，教皇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教会宗主教。在公元1000年到1200年间，西欧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增长；而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一直在丧失领土。这些变化改变了梵蒂冈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罗马成为基督教会的中心后，至今失去这个地位。

公元4世纪，在得到罗马皇帝的承认后，基督教会在五个城市设立了中心：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前四个城市的高级神职人员都有同样的宗主教头衔；罗马主教则被称为教皇。由于四位宗主教和罗马教皇的等级相同，因此并没有某个人来出任基督教会的领袖。

在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于公元7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穆斯林统治之后，他们的宗主教继续领导着众多基督教信徒。然而，由于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掌管着非穆斯林地区的基督教教堂，他们成了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基督教神职人员。在弗拉基米尔皈依东正教时，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的某些风俗有所不同。东正教的礼拜仪式是用希腊语念的，罗马教会则用拉丁语念；东正教的神职人员习惯于留胡子，罗马的神职人员则不然；东正教教徒在领圣餐时吃发酵的面包，罗马教会的会众则吃未经发酵的面包。

1053年，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统治者（他们的祖先是北欧人）袭击了拜占庭帝国，教皇觉得这是一个提升自己地位的机会，于是反击诺曼人，但最终被俘。人们可能会认为，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诺曼人，会将罗马和拜占庭联系在一起，但事实恰恰相反。

这两个教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正是拜占庭帝国领土大量流失之际。1071年，塞尔柱人在今土耳其东部的曼兹克尔特（Ma）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人，并继续征服了位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拜占庭帝国的诸多产粮地。同一年，诺曼人在意大利东海岸城市巴里（Bari）取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毁灭性意义，这导致拜占庭丧失了意大利南部的所有领土。

即便如此，此时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仍然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因为罗马教会陷入了冲突：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HenryIV）强烈反对教皇格里高利七世（PoryVII）试图增加自己权威的做法，于是，亨利四世于1084年入侵罗马，用一位新的教皇取而代之，历史学家称其为“伪教皇”。

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罗马，花了120年（1084—1204）时间。这一转变发生在罗斯的领导者们尚未卷入西欧事务之时。这些事件是如此复杂，参与者是如此之多，所以我们最好抓住两个关键，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来看看君士坦丁堡，看看是什么让这座城市的居民对居住在那里的意大利侨民如此愤怒。然后我们会转向更广阔的领域，来看看十字军如何促进了罗马的强大，如何造成君士坦丁堡的几近毁灭。

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社区的历史，展现了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相当数量的外国人来到一个城市做生意，建立家庭（通常与当地妇女结合），并深深地敌视他们周围的每个人。麻烦始于1081年，也就是拜占庭人败于曼兹克尔特战役的十年后，拜占庭的皇帝请求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帮助对抗阿尔巴尼亚（Albania）的诺曼人。

当时，几个意大利共和国非常繁荣，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威尼斯人是最富有的。作为援助拜占庭的回报，拜占庭皇帝允许威尼斯商人有权在帝国几乎所有的地方进行贸易。此外，他完全免除了威尼斯人的商业税。

后来，拜占庭皇帝意识到，威尼斯人被赋予了太多的特权，但每当皇帝试图削减这些特权时，威尼斯人就会发动进攻，迫使皇帝让步。为了将自己的皇权凌驾于威尼斯人之上，皇帝让比萨和热那亚的商人在君士坦丁堡拥有自己的住宅区，就在威尼斯人的住宅区旁边。他还给予这些人税收优惠，但并不像对威尼斯人那样慷慨。

很快，享有特权的威尼斯人与愤怒的当地人之间爆发了频繁的街头斗殴。1149年，在科孚岛（Corfu）发生的一场集市小冲突升级成了一场大战。当拜占庭海军设法赶走威尼斯人时，威尼斯人前往邻近岛屿的一个港口，在那里，他们夺取了皇帝的战舰。登船后，他们举行了一个模拟加冕仪式，由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扮演皇帝。这一滑稽短剧有明显的种族含义：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的深肤色是众所周知的。

随着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局势继续恶化。1171年，威尼斯人在热那亚社区横冲直撞。作为报复，拜占庭皇帝逮捕了城里所有的威尼斯人（包括妇女还有儿童），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紧张局势持续发酵，1182年，冲突爆发了。当时城里大约有六万名意大利人，大部分来自比萨和热那亚（威尼斯人要么在十年前就已逃离，要么被关在监狱里）。在皇帝及其皇位竞争者的斗争过程中，一群当地居民发生暴动，并杀死了数千名意大利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拉丁大屠杀”。

尽管这座城市的居民和外籍人士都是基督徒，但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鼓励其追随者将目标对准说意大利语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当群众在君士坦丁堡砍掉教皇代表的头颅后，他们把头颅绑在一条狗的尾巴上，让狗拖着它穿过街道。拜占庭人将4000名幸存的意大利人当作奴隶，卖给了塞尔柱突厥人。“拉丁大屠杀”标志着君士坦丁堡居民与外国商人之间，以及拜占庭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新低谷。

这些事件表明早期全球化的力量如何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既创造了繁荣，但也带来了深刻的怨恨。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社区人口数量迅速发展到六万。意大利商人利用税收优惠积累了比任何拜占庭商人都多得多的财富。他们傲慢的行为使君士坦丁堡居民对其十分疏远，尽管双方都是基督教友，但愤怒的居民最终还是杀了他们。“拉丁大屠杀”是穷人攻击富人的典型例子，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富人称为“群体中最富有的那1％”。

然而，真正摧毁君士坦丁堡的是外部因素，十字军东征与引发“拉丁大屠杀”的那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自1054年起就一直不和，但当一位名为乌尔班二世（UrbanII）的新教皇于1088年掌权后，他联系了拜占庭皇帝，尝试促成妥协。他希望将自己的地位置于伪教皇之上。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I）表示赞同，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分别来自两个教会的神职人员组成，以讨论彼此的分歧。

那些响应教皇号召的人并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号令严明的军队。其中一个支队名为平民十字军，由普通男女组成，他们经陆路一路来到君士坦丁堡。在穿越德意志地区莱茵河流域的途中，他们以居住在美因茨、科隆、斯派尔（Speyer）和沃尔姆斯（Worms）的犹太人为攻击目标，展开了一场反犹太主义的大屠杀，并强迫他们皈依自己的宗教。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离开欧洲的五万人里，只有一万人到达耶路撒冷；而在这一万人里，只有1500人（其中很多人是贵族）拥有骑士的全副盔甲，能够参与战争。尽管这支队伍存在不足，但他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征服耶路撒冷，是西欧各强国，尤其是教皇乌尔班二世赢得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胜利。

在基督教统治耶路撒冷的88年里，欧洲军队努力维持对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的控制。当一股地区性穆斯林势力占领了圣城东北的埃德萨（Edessa）时，欧洲人于1147年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但他们这次没能收复任何失地。十字军也被证明无力抵抗一位非凡的将军萨拉丁（Saladin）的崛起，他推翻了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并与塞尔柱人结盟。1187年，萨拉丁的军队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

由于耶路撒冷的陷落，欧洲人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英法军队〔包括“狮心王”理查（RichardtheLio）〕绕过君士坦丁堡，前往耶路撒冷，但他们未能夺回该城。

1201年，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IIII）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这次东征期间，西欧和拜占庭的关系跌至冰点。麻烦始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首领向威尼斯人借了一笔自己无法偿还的贷款，于是他们决定洗劫君士坦丁堡。十字军战士破坏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并把宝石和贵金属分给了军队。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在1204年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后，十字军没有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军。他们用一个西方人取代了拜占庭皇帝，建立了一个名为“拉丁帝国”（theLatinEmpire）的新政府，一直持续到1261年。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实力。到了15世纪初，它能控制的只剩下一座君士坦丁堡城，而该城最终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军队之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重新划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土边界：信奉基督教的统治者们控制着地中海北岸地区，穆斯林统治者们则控制地中海南岸和圣城。这一边界延续至今。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