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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亚一分为二（第4页）

作为一个突厥部落联盟，契丹文化与伽色尼文化、喀喇汗文化有很多共同之处，人们可能认为契丹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即便在马哈茂德拒绝与契丹人结盟之后，辽朝统治者仍然保持着支持佛教的悠久传统。

辽朝统治者展示他们信仰的一种方式是建造宝塔。佛教徒用容器把奉予佛陀的供品装在位于佛塔顶部或底部的封闭空间里。而这个封闭空间里通常有火化的骨头碎片或玻璃（或岩石）碎片，它们被认为是佛陀的舍利。

辽朝皇室于1043年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建造了一座宝塔，这座名为朝阳北塔的佛塔顶部有个隐秘隔间，里面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一个辽历1043年5月19日的石盒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像法还剩七年，终入末法。”这些是佛教关于特定时代的名称。这一铭文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历法问题：当前的像法时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末法时代又将在何时开始？佛教徒相信世界末日将在末法时代来临。

佛教徒如何才能为世界末日做最好的准备？

他们相信自己应该为未来的佛陀提供世界毁灭后重启佛教所需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不同的供品放在朝阳北塔顶部的隔间里。

这座宝塔的出土物布满了整个博物馆，证明辽朝皇室与遥远的民族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间由珠宝组成的1米多高的房子，它是由成千上万的宝石和次等宝石串成的，其中包括珍珠、珊瑚、玉、水晶、玛瑙、玻璃以及契丹人最喜欢的琥珀。多个国际供应商从非洲-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寻来这些东西。

在位于今北京西南房山区的一座佛寺里，辽朝统治者为世界毁灭后的重启准备了佛经文本。在那里，他们出资在数千块石碑上雕刻了大量的佛经，这些石碑起到了印刷模板的作用。印刷者们可以在这些碑上涂墨，再铺上几张纸，然后对佛经进行拓印。他们把这些碑埋在一个巨大的地下仓库里，现在的游客可以参观。

佛教徒对世界末日的确切日期意见不一。在宋朝，没有人认为世界末日会在1052年到来（他们认为末日会早五个世纪到来），但日本人对1052年的恐惧不亚于辽朝佛教徒。各种预兆吓坏了日本人。公元995年至1030年间，京都遭受了包括天花、麻疹和流感在内的各种疾病的多次暴发，1006年，一颗超新星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巨大的恐慌。

世界似乎真的要灭亡了，而日本人认为世界会在1052年灭亡，就像辽朝皇室认为的那样。这种关于同一个末日的共同信仰表明，日本人和辽朝佛教徒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发现颠覆了日本与辽国接触极少的普遍观点。

诚然，官方历史记载中，两国之间的朝贡活动非常少。尽管福冈是日本唯一允许接收外国商品的港口，但日本西海岸的几个非官方港口，如敦贺、福良和十三凑，在公元10世纪90年代与辽王朝有大量的往来，包括进口鹰翼和毛皮，耶鲁艺术史学家米米·耶普鲁克斯旺（MimiYiengpruksawan）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日本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的藤原家族的手里，藤原氏代表年幼的天皇进行统治。每当天皇成年后，就会退位，将皇位传给一个年幼的孩子，让藤原氏继续掌权。从公元996年到1017年，摄政的藤原道长是皇位背后的权力人物，后由他的儿子藤原赖通接手并统治至1058年。

书籍也沿着同样的道路流通。当藤原赖通听说有一本他想阅读的佛经在辽朝疆域内流传时（这是在他成为摄政王之前），他请居住在宋都开封的一位僧人为他寻找到了一部抄本。虽然澶渊之盟禁止中国书籍出口，但效果并不佳，因而僧人得以用船将书籍从开封运至日本福冈港。

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日本人更加迫切地寻求精确的历法信息。统治者重视历法科学，因为对天空的了解可以帮助他们维持政治控制。他们相信，不正常的事件，比如难以预料的日食现象，表明这股控制宇宙的力量的不满，表明世界即将灭亡，人们应当比平时观察得更仔细。

1040年，京都朝廷的两名天文学家对日食发生的时间产生了分歧，当权的藤原赖通试图通过查看最新的中国历法来消除分歧。他派人到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一个主要的印刷中心，寻找一份历法副本。佛教大区中的辽朝、日本和高丽都相信1052年是世界末日，而书籍则沿着连接这些政权的道路而传播。高丽的历法专家与其日本及辽朝同行进行了商议，就像比鲁尼与伊斯兰教大区中志同道合的专家进行讨论一样。

当1052年终于到来的时候，藤原赖通将自己在京都宇治郊区的一所别墅改造成了佛寺，后来这座佛寺被称为凤凰堂，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只展翅腾飞的鸟。建成的凤凰堂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并被刻在10日元硬币的表面。凤凰堂表现出了受辽朝影响的多重迹象。在一个没有柱子支撑屋顶的大殿里，设计者放置了一尊巨大的佛像，并用大量的镜子和不同寻常的金属物来装饰大殿。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1052年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灾难。有些人相信末法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但另一些人并不那么肯定。几年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没有人为末法时代提出一个新日期，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

公元1000年至1200年间，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王朝更迭。1030年，59岁的马哈茂德去世，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但是塞尔柱人在1040年打败了伽色尼王朝。1125年，臣服于辽朝的部族之一女真人推翻了他们的统治，并在12世纪40年代签订了一项条约，要求宋朝支付比1005年澶渊之盟规定的还要多的岁币。尽管如此，这些事件并没有改变佛教和伊斯兰教大区之间的边界。

成吉思汗为当时的“中亚模式”增加了一个重要因素——恐怖。每当蒙古军队到达一个新地方时，他们就会给当地统治者一个投降的机会，以接受蒙古可汗的统治，并定期向可汗的代表进贡。如果当地统治者同意了，蒙古人就会任命一名总督来监督这个地区，并允许这位前统治者在交税的前提下继续统治该地。虽然蒙古人继续崇拜他们自己的神祇（天神腾格里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但并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穆斯林和佛教徒臣民。

若当地统治者不愿投降，结果就大不相同了。蒙古人会实行屠戮。在蒙古人征服的一座城市里，被杀死的当地居民的头骨被堆集在城墙外的一个大土堆中；而居民被割下来的耳朵，则被丢弃在另一座城市。蒙古人的目标始终如一，即让那些抵抗的人投降，而不是让他们继续战斗。一旦某座城市被攻陷，蒙古人就会把居民分成不同的群体，熟练的织工和金属工人会被派往首都。蒙古军队吸收了那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军事技工。技工们可以发射成捆的火药，火药一被触碰，就会发生爆炸（这是中国人的一项发明）；或者是使用弩炮向空中投掷巨大的石头，以摧毁目标。

当来自比利时的方济会传教士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ofRubruck）访问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位于今蒙古国）时，他遇到了来自遥远的法国的欧洲战俘。其中有一个人是技艺精湛的银匠，他制作了精美的喷泉。像银匠这样的俘虏可以结婚、成家，生活得很舒适，但他们不能返回家乡。[9]如此多的人在草原上迁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伊朗和中国的天文学家相互切磋；一位伊朗历史学家撰写了一部世界史，其中相当详细地描写了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这种新联系的另一个结果是黑死病的迅速蔓延，它起源于中亚西部，并蔓延到中东和欧洲。

蒙古人成功地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它横跨欧亚大草原，从现在的匈牙利一直延伸到中国。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向大可汗宣誓效忠，并被要求为可汗的站赤服务人员及其他国家的使节提供马匹。

虽然成吉思汗及其诸子并未皈依伊斯兰教或佛教，但此后诸汗国最终还是信奉了这两种宗教。到14世纪30年代，西方三个汗国的统治者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东方地区的统治者则信奉佛教。在那里，蒙古人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王朝，其皇帝特别喜欢藏传佛教的教义。

中亚最后一位蒙古式的统治者是帖木儿（Timur，也称“跛足帖木儿”），他利用草原战士的力量，统一了蒙古帝国的三个穆斯林汗国。帖木儿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像成吉思汗一样的传统统治者（为此他娶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后裔），同时也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一个穆斯林。1405年，帖木儿过世，当时他正试图远征中国，于是，草原战士创建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帝国的理想，也随着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其他同时代统治者也希望建立大帝国，但他们关注的是海洋，而不是陆地，他们使用的是船只，而不是骑兵。

[1]波斯语中对中亚的称呼为“Turan”。——编者注

[2]唐僖宗受制于宦官田令孜。——译者注

[3]天佑四年（公元907年）三月，唐哀宗被迫禅位给朱温，唐朝灭亡。次年二月，朱温派人鸩杀唐哀宗。——译者注

[4]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著名石碑，碑上刻有同一段诏书的三种语言（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古希腊文）版本，考古学家得以通过对照不同的语言版本，解读失传已久的古埃及文字。——编者注

[5]关于契丹语的破译，海内外学者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近年来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清格尔泰、刘凤翥等人的《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译者注

[6]指辽朝皇帝的行营。辽朝的皇帝多保留了契丹民族的游猎风俗，四时转徙，所居无常。——编者注

[7]陈国公主（1001—1018），耶律氏，辽景宗孙女，辽圣宗之弟耶律隆庆之女。——编者注

[8]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意为“掌权者”。——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