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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亚一分为二（第3页）

佛教是一种起源于印度，后来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信仰体系，它之所以吸引外来统治者，是因为它关于理想君主——被称为转轮圣王——的教义。这些理想君主不必像僧侣那样住在寺庙里，也不必发誓禁欲。他们继续统治世俗世界，向佛教徒捐献土地、金钱和其他礼物，实现传统的转轮圣王理想；并依照佛教教义统治，鼓励臣民信奉佛教，从而积累佛教功德。

公元10世纪初，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契丹族首领统一了生活在北亚草原上的各个部落。阿保机尤其擅长攫取南方中原王朝的财富，无论是通过突袭他们的边境地区，还是通过抓捕汉族工匠，并迫使他们向北迁移。在他建立自己帝国的过程中，唐朝的政治轨迹使他受益匪浅。公元885年，唐朝几乎覆灭，皇帝被一个有权势的节度使软禁起来，[2]直到公元907年，最后一个少年皇帝被杀，[3]唐朝正式结束。阿保机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为唐朝的继承者，并将自己的统治追溯到公元907年（实际上阿保机的统治始于此后数年）。他的王朝成为中亚草原东部最重要的游牧力量，但与穆斯林的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不同，契丹人信奉佛教。

契丹诸部与其他突厥部落，比如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用“世选制”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统治体系。世选制的基本原则是让首领家庭中最有资格的成员来担任统治者。这听起来可能很民主，但实际上根本不是。统治者必须通过击败其所有的对手，包括他的兄弟、儿子、叔伯或侄子，来确立自己统治的资格。当这场混战结束后，所有幸存的男人和一些有权势的女人聚在一起，支持胜利者成为新的领袖。

阿保机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但他反对这个制度。他尤其反对按照契丹人的风俗那样，每隔三年就得去征求所有部落首领的支持。公元916年，他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王朝，即后来的辽朝，并自立为帝。坚称自己无可替代的阿保机从此终止了三年一次的部落内选。

契丹人的数量不超过100万，他们只是生活在其国土上的一小部分人。契丹王朝统治的人口主要是汉人，还包括回鹘人等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群体聚集在辽朝社会，他们的成员说契丹语、汉语和其他语言，并融合了各自的文化风俗。

阿保机意识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是多么不同。他极富创新地建立了一种被称为“南北面官制”的制度，即为游牧部落建立一个北方式政府，为定居的臣民建立一个南方式政府。南面官由用汉语做记录、在官衙中工作的官员组成；北面官包括一大群讲多种语言的随行人员，他们跟随皇帝到处旅行。阿保机决定将他的母语契丹语记录下来，还下令创造两种契丹文字。由于现存的原始契丹文献很少，也没有类似罗塞塔石碑（theRosettaStone）[4]的遗存，与蒙古语有着间接联系的契丹语只有部分能被破译。[5]

作为阿保机后代的辽朝皇帝，经常与贵族一起迁移，从一个捺钵[6]迁移到另一个捺钵，以追逐好的猎物。公元938年，今天的北京成为辽帝国的五京之一。契丹人是最早将北京命名为都城的人。（后来的历代王朝都把它作为都城，这就是北京成为今天的中国首都的原因。）

阿保机是在唐朝统治土崩瓦解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但公元960年，也就是宋朝建立后，他的后继者们面临着来自南方的强大挑战。宋朝和辽朝打过几次大战。公元1004年，辽军在北京以南地区发动了一场破坏力极大的闪电战，他们没有围攻沿途的城市，而是一直向宋朝的都城开封挺进。经过不到一年的战斗，辽军兵临距开封仅160公里的黄河边上的澶州，此后双方议和。

宋朝和辽朝在1005年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同意每年向北方支付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共2000锭，每锭重约1。9公斤）。

为了保全面子，起草和约的宋朝官员不承认“弱国”宋支付“强国”辽的银钱货物是“贡”。相反，他们称之为“助军旅之费”。澶渊之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银和绢的数量巨大，但宋朝人当然负担得起，因为这仅仅相当于宋朝中央政府每年从一两个城镇中获得的收入。宋朝持续不断地支付，确保了辽朝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不需要通过劫掠来获得。辽朝发现了草原部落从富有的定居政权中攫取财富这一方法，甚至比马哈茂德对印度北部的持续劫掠更为有效。

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建立了重兵把守的边境线，将贸易限制在特定的市镇，这促使宋朝的贸易发展向南转向，东南亚也就成为其主要的海外贸易伙伴。

大多数地区强国，包括朝鲜的高丽统治者和日本平安时代的君主，都与宋朝和辽朝保持着联系。由于认识到辽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不得不经常与契丹人打交道，但他们尊重宋朝的文学成就，仍继续从中国进口书籍和其他商品。

高丽、日本和辽朝领土形成了一个北亚佛教大区，可与中亚西部的伊斯兰大区相提并论。在北亚，几乎每个人都是佛教徒；而在西亚，几乎每个人都是穆斯林。这两个大区使用不同的语言：伊斯兰大区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佛教大区使用汉字。专家们就各种各样的问题相互磋商，学者们在邻近的国家学习，书籍在这些大区内部——而非跨区——流通。

日本与宋朝之间并没有官方的贸易关系，但商人经常往来于中国的宁波港和九州岛的福冈港（当时叫作博多）之间，这是日本唯一允许外国商人进入的港口。该港口附近（但今天乘火车大约要花费一小时才能到达）有一个负责处理边境关系的地方政府办公室，他们决定哪些游客可以从福冈入境日本，哪些则不能。

福冈港为人们提供了从宋朝获取商品、书籍和新闻的渠道，同时它也是从辽朝获取商品和相关信息的渠道。辽朝和宋朝的史书编写者（以及其他许多历史学家）记录了统治者之间的数次礼物交换，但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连串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出现在了辽朝的中心地带。

陈国公主是辽朝皇帝的孙女，[7]死于1018年，公主之墓极为豪奢，因为它从未被盗过。墓内物品证明了辽朝王室奢侈品的来源之广，其中很多都是用船从数千公里外的地方运来的。玻璃器皿和铜壶来自叙利亚、埃及和伊朗，而水晶制成的小物件则来自苏门答腊和印度，它们看上去和玻璃很像，雕琢时须十分小心，以防弄碎。这些物品很可能是参加辽朝统治者及其亲属葬礼的使节送给辽朝王室的礼物。

琥珀比玛瑙或水晶更柔软、更容易被加工，显然是契丹人最喜欢的材料。契丹人把大块的原料，如琥珀，带到自己的领土上，然后由工匠（通常是汉人）把它们加工成物品。

陈国公主墓中数量最多的物品——珠子、吊坠、动物形状的容器、刀柄和可以握在手里的护身符——都是由琥珀制成的。把琥珀戴在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轻微的松树香味，这更增添了它的魅力。一位名叫马瓦济（al-Marwazi）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解释说，中国人（对他来说，这个词包括辽朝和宋朝的臣民）更喜欢来自“斯拉夫海”（SlavonicSea）的琥珀，而不是当地的琥珀，因为它颜色较浅。考古测试——特别是红外光谱测试——已经证明了马瓦济的说法是正确的。部分琥珀原产于北欧的波罗的海地区（即马瓦济所说的“斯拉夫海”），距辽朝约6500公里。“琥珀之路”是公元1000年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路线之一。

陈国公主墓内的景象生动地说明了公元1005年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后的辽朝的繁荣景象。辽宋双方一旦和平相处，他们就会转而投入其他的事务中去了。1010年，辽朝皇帝进攻朝鲜半岛，战争一直持续到1020年，但并未获得成功。战争暂时使商业活动中断，但战事甫一结束，贸易就恢复了。辽朝皇帝还欢迎来自其西边的统治者的示好，这就是为什么在1021年，辽帝接受了喀喇汗统治者卡迪尔汗求娶辽国公主的请求。

三年后，辽朝向伽色尼王朝发出了自己的邀请。当时，统治了近50年的辽圣宗（982—1031年在位）派遣使者携带书信到加兹纳，提出要和马哈茂德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从地理学家马瓦济撰写的一份详细记录中得知，这位特使的名字叫夸利图卡（Qalitunka）。

夸利图卡与来自回鹘的另一位特使一同前往加兹纳，回鹘是中亚的另一支势力。他们的旅程长达4000公里，十分艰辛。从辽国领土抵达伽色尼王国，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六个月的时间，而这两位使节花了三年。从佛教大区横跨至伊斯兰教大区，这个外交团队开辟了一条穿越草原的新途径，连接了中国北方和阿富汗这两个相隔甚远的地区。

当两位特使抵达加兹纳的马哈茂德王廷时，他们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人，包括杰出的学者比鲁尼。他们讨论了海象牙（阿拉伯语中表示该材料的词语是“khutu”，一个罕见的来自契丹语的外来词）。使节们把海象牙的重要属性告诉了比鲁尼，据说当海象牙被放置在毒物附近时，它会分泌出**，这是一种明显的危险警告。因而，海象牙在宋朝和辽朝都很受欢迎。比鲁尼还学会了饮茶，几个世纪后，饮茶在伊斯兰世界变得流行起来。

马瓦济把回鹘和辽朝统治者的信件翻译成阿拉伯语，并描写了马哈茂德王廷接待使节的情况。这些信件最初可能是用回鹘语或突厥语写的，这两种在中亚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实际上非常接近。马瓦济的记录中只提及了这一组信件，信的内容是完全可信的。

辽圣宗在信的开头告诉马哈茂德，他知道“马哈茂德气概非凡，威严显赫，他对埃米尔（emir）[8]怀着无比敬畏之心”。这直接表明，关于伽色尼王朝征服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契丹王朝。

夸利图卡特使为马哈茂德带来了许多昂贵的礼物，有些是来自契丹领土，有些则是从其他地方转送过来的。其中的21件上衣是用丝绸缝制的，可能就是宋朝根据澶渊之盟的规定支付给辽朝的。

辽朝使节还赠送了麝香，这是一种罕见的药材，价格昂贵，香味浓郁，是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麝的腺体中提取出来的。雄麝的阴茎前有一个直径约4厘米的球状小腺，会分泌出难闻的分泌物。如果你杀死了麝，让它的腺体变干，然后切开，就会得到一种特殊的物质，香料和熏香制作者会把这种物质用于生产味道更香、更持久的混合物。麝香的这种增强香味的能力，使它像龙涎香一样有很高的价值。

辽朝皇帝送给马哈茂德的最后一样礼物是一张弓和十支箭，表达了辽帝想与马哈茂德结盟的愿望。但这位回鹘特使只给了马哈茂德一名奴隶和一支箭作为“象征”，他底气不足地解释说，路途太过危险，无法携带任何有价值的礼物。

作为建立两国关系的下一步，辽朝皇帝要求伽色尼王朝从“富有判断力、智慧且性格刚毅的人”中选出一位使者。派这样一个使者，“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彼此交流，建立起友好的互相馈赠礼物的习惯，建立起和他的友谊”。这份简洁的声明解释了为什么在公元1000年，世界各地的统治者都派遣代表到彼此的朝廷：他们既想得到邻国的信息，也想得到不寻常的商品。

马哈茂德的回应与众不同。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辽朝皇帝的提议：“和平与休战只是为了结束战争。并没有任何宗教把我们带到一起，使我们彼此交流。我们相隔甚远，但这反而能给我们双方带来安全感，使我们免遭对方的欺骗。在你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不需要和你保持密切的关系。再见。”

他直言不讳的回答表明统治者知道公元1000年左右发生的皈依，而且他们——不仅仅是现代的历史学家——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宗教大区。马哈茂德拒绝了辽圣宗，因为圣宗不是穆斯林，而且住的地方离他很远。马哈茂德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他和他的穆斯林盟友站在一边，而包括信奉佛教的辽朝皇帝在内的其他人则位于另一边。

打个比方，在一条新开放的道路上，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碰碰车相撞了。马哈茂德对辽朝皇帝的提议的反应，恰好就发生在相撞的一刻，而我们的史料记载常常会忽略这一时刻。这样的碰撞时刻，也发生在其他地方，想想十字军东征，穆斯林和基督徒为争夺对圣城的控制而爆发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