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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第1页）

第8章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

公元1000年，比起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国人的对外贸易联系更为广泛。他们跨越半个地球，向中东、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的客户出口高端陶瓷和其他制成品，而这些国家的供应商也会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商品。中国的国际交往是如此频繁，以至于社会各阶层的人——不仅是中国港口城市的居民，还有那些生活在内陆腹地之人——都受到了影响。中国人没有经历全球化的准备阶段，他们本就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而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在宋朝统治的三百多年里走向了成熟。

中国人会大量购买一些常用商品。珍珠和猫眼宝石会被用于装饰首饰或衣物。经工匠们的巧手，象牙和犀牛角会变成精美的器物，摆放在家里供人欣赏；热带水果椰子和菠萝蜜会与黑胡椒、丁香、肉豆蔻以及小豆蔻一起，为菜肴佐味；中国人还大量进口藤席，而该物品产自马来半岛南端，靠近今新加坡。

中国人从东南亚进口最多的是沉香木。沉香树生长在东南亚陆地沿岸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上，当受到某种霉菌感染时，这种树就会产生一种味道芳香的树脂，而从受感染的树上取下的木材也会散发出一种宜人的气味。中国人把沉香木的木片放在金属架上，然后点燃，慢慢燃烧的木片就会散发出香味。许多香水的配方中也开始出现大量沉香木，因为它能与其他香味很好地融合。

在人们大量消费香料以前，香料的使用仅限于上层社会。《源氏物语》是当时日本都城平安京的女官紫式部于公元1000年左右写成的小说，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窥见这种精英式的消费。

紫式部出生在一个低级贵族家庭，大约在公元10世纪70年代初期，25岁左右的紫式部（在当时算是大龄）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成为他的继室。丈夫去世时，紫式部刚三十出头，之后她带着一个女儿又寡居了十多年。和莎士比亚一样，紫式部是一位很优秀的作家，远比有关她的那些介绍所呈现的更为卓越。《源氏物语》并不是世界上第一部小说（某些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品早被冠以小说之名），但紫式部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众多人物的心理活动，所以我们可以称《源氏物语》为世界上最早的心理小说。

《源氏物语》描绘了宫廷成员所生活的封闭世界，他们居住在平安京御所及其周围，其生活空间仅为26平方公里。紫式部将故事时间设定在公元10世纪初，也就是她写作之前的一个世纪左右。《源氏物语》描述了源氏一生的友情、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最终的云隐。源氏是天皇的儿子，但被天皇降为臣籍的他永远都无法成为君主。

与公元1000年的故事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小说中的主角——皇室、摄政王家族和地位较高的贵族——对香料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他们还会自己制作混合香料，给衣服和空气增添不同寻常的芳香。这些香料起源于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地区，经宋朝转运到福冈港，这个港口是当时日本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

在这个讲究的世界里，文雅之人的标志就是自己独特的气味。源氏的朋友和情人们都是通过他的气味认识他的。这种气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源氏离开房间后，气味仍能存留很长时间。制香并不是仆人们的工作，源氏本人会花费几个小时来研磨香料，并将香料与不同的木料混在一起，直到搭配出完美的组合。

妇女们还会给衣服熏香。除了偶尔去神社祭仪，她们几乎一直待在屋里和花园里。和今天的日本一样，即使是富人，也会住在没有桌椅的简单房子里，每个人都习惯坐卧于榻榻米上。

有一次，源氏打算为女儿明石姬君举办一个奢华的着裳仪式，于是，他决定先办一场竞香会。他收集了各式盒子与罐子作为精美的香料容器，然后开始制作自己的混合香料。他认为刚刚从中国运来的香木样品有些逊色，于是把它们与更古老、更优质的香木混合在一起。（对过去的追思是这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他的配方中混合了丁香和沉香木，因为沉香木是调香时的完美香基。他把这种混合香料准备好后，就在泉水边埋下一些，以加强它们的香味。

大多数参加竞香会的客人，都奉上了与特定季节有关的香水。梅花的芬芳能唤起人们对春天的向往，而源氏的混合香料则让人想到秋天。人们自身的气味混合了他们衣物上的熏香，使得每个人散发的香味，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源氏的一位夫人选择了一种味道强烈的混合香料，百步之外都能闻到这种香味。在评判的时候，源氏同父异母的兄弟萤兵部卿官并未择出获胜者，而是称赞了各种不同的混合香料，表明这些居住在宫廷中的人对每天遇到的各种香味，具有深刻的鉴赏力。

《源氏物语》对香料在日本皇室生活中的地位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写，而中国的皇帝和权贵也会通过各自的气味来区分彼此。由于许多带有香味的物质本身是木头或树脂，因而，中国人和日本人往往不会使用液状的香剂或乳液。他们更喜欢使用自然状态下的木头或树脂，常常燃烧两者的混合物，使空气散发芬芳的香味。他们还会用不同木头的烟雾来给衣服熏香，在衣服上系上香囊，并在带有香味的水里洗澡。他们的房子里，摆放着用香木打造的家具和储物箱。

香料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中国人在改变事物的气味和味道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那时的人们不经常洗澡，丝绸衣服也很难被清洗干净。穷人只有很少的衣物，它们通常是用苎麻、大麻和其他韧皮纤维做成的，所以洗衣服是不实际的。

香料在公元1000年的世界里的重要性远胜现在，当时，香味蜡烛和熏香的主要用途是使空气充满芳香。现如今我们中已很少有人经常这样做了，在今天，香烛的主要消费者是东亚的寺庙参拜者。在公元1000年，极为富有的日本和中国皇室消费了大量的香料。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香料的最大市场。

汉语中有一个笼统的词汇“香”，其中包含有香味的树胶、木材和树脂，以及麝香和龙涎香等防腐香料。有些香只有一种功能，如麝香（经干燥的西藏麝的腺体）和龙涎香（抹香鲸肠中含有的一种灰色物质），它们能增强香味，使香味延续更长时间。同样，乳香和没药——两种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树脂——燃烧时会散发出强烈的香味。还有一些香用途更广，如产自印度或爪哇的檀香木，既可以用来制作家具或器皿，改变香剂的气味，还能给食物和药品调味。

早在公元1000年以前，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就已经开始了广泛的贸易。中国人在公元1世纪和公元2世纪进口的第一批商品主要是装饰性物品，如三佛齐国的珍珠、象牙和色彩鲜艳的鸟羽（比如蓝色翠鸟的鲜亮羽毛）。只有皇帝及其最富有的朝臣才买得起那些东西。五百年后，人们对香木、树脂和熏香的需求增加了，这表明珍稀商品拥有了更广泛的消费基础，不再以朝廷为中心。

中国有许多繁荣的港口城市，但其主要贸易中心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从广州出发的船只沿着越南海岸南下，穿过马六甲海峡。它们从那里向西航行，到达印度西海岸，然后继续前往阿拉伯半岛。船只一过阿曼，就会把货物卸在波斯湾港口锡拉夫（Siraf，位于今伊朗）和巴士拉（位于今伊拉克）。公元8世纪和公元9世纪，波斯湾—中国的海上航线以及通往东非的支线已经形成了。当时，沿着这条路线航行的大多数船只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印度或东南亚的（公元1000年以后，中国设计的船只是该航线上的主角）。

商船将中国的陶瓷运往东非，而关于东北非的信息在新航线开辟伊始就传到了中国。段成式（卒于公元863年）对今吉布提（Djibouti）东部的柏培拉海岸（theBerberacoast）非常了解，他简单地描述了当地的奴隶贸易：“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他补充说，该地区还出口象牙和被用作定香剂的龙涎香。一些流行于广州港口的虚构故事，讲述了来自东南亚或非洲的黑奴的故事：这些人是游泳健儿，被认为拥有神奇的力量。

宋朝之前的唐王朝从未对进口商品实行国家垄断，唐朝在广州设市舶使以征收关税，这些就发生在段成式撰写上述文字之时。唐朝的贸易政策包括检查抵达的外国船只；设有负责贸易的朝廷官员（通常是宦官），这些官员会挑选出他们想上缴给朝廷的东西（一名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拿走了每艘船30%的货物），并允许商人出售剩余的货物。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所有割据势力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当黄巢军队对穆斯林发动袭击，迫使许多外国商人离开广州之时，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停摆了。

在公元1000年以前，往来于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船只，大多是东南亚制造的独桅三角帆船或拼板船。在印度尼西亚印丹港（Intan）附近沉没的一艘拼板船向我们提供了公元10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开始复苏时的珍贵资料。这艘印度尼西亚制造的船从勿里洞岛驶往爪哇西北部，船上载有大量贵重金属，包括金币、145枚中国铅币（有些铸币日期为公元918年）、马来半岛制造的锡币、金属佛像（它们将被熔化，制成硬币）、锡锭和铜锭，最后还有大约190公斤的银锭。

从印丹港沉船上获得的白银的数量惊人，几乎相当于中国最高产的银矿山的全年产量。银锭上的文字显示了它们的用途：一个地方首领很可能是为了购买东南亚的香料，而通过税务机构发行了这些银锭。

大约在公元970年，又有一艘船沉没在爪哇海岸，沉没地点靠近今井里汶（）。这艘拼板船长约30米，载有60万件瓷器（几乎全是中国瓷器）。井里汶沉船的运载能力估计在200吨至270吨之间。想象一下这些船只每年多次往返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规模在公元1000年之前是多么大。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复苏，中国的造船技术开始提高，中国制造的帆船在海上贸易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冶金学家在炼制铁丝和制造磁针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将磁针漂浮在水面上，由此发明了一种船用指南针，使中国的海员能够找到指北的磁极。其他的导航仪器，如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广泛使用的星盘，只在天空晴朗时才有用；而指南针则适用于各种天气，这赋予了中国航海家巨大的优势。

中国的造船工人也用铁钉把木板钉在一起，他们的船有单独的客舱和货舱。舱壁和水密舱增加了船只的浮力，使之更能经受得起风暴。如果船发生了泄漏，受影响的也只是船的一部分，而不是整艘船。而在同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独桅三角帆船还是拼板船，其整个船身都会受到影响。

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他曾观察到有600名女奴穿越撒哈拉）对中国船只的优势赞不绝口。在独桅三角帆船上，所有的乘客都聚集在甲板上；而在中国船只上，乘客们可以待在由木墙隔开的船舱里。伊本·巴图塔喜欢中国船只提供的实实在在的私人空间。有一次，他坚持要把自己的财产从一艘大船转移到一艘较小的中国船上，这样他就可以享受随行的几个小妾的侍候。

公元960年前后，中国船只在海上运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其时正值宋朝建立，宋朝皇帝继续接受周边国家的朝贡。朝贡制度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在朝贡制度下，邻近国家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通常是当地产品），而中国皇帝也会回赠礼物（通常是丝绸纺织品）。

宋朝建立之初，朝廷就派遣官员到东南亚国家招募朝贡使团。宋朝的使节们用填空表格的方式，记录了统治者的名字、其国家的名字及其期望得到的礼物。由于宋朝想利用朝贡制度获得威望，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皇帝赠予的礼物要比贡品更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外国商人来到中国时，都摆出一副进贡的样子。法律要求中国贸易官员拒绝那些冒名顶替者，但一些商人，尤其是那些来自陌生地区的商人，仍能设法躲过检查。

从公元10世纪70年代起，宋朝的法令规定，朝贡的使臣可以前往宋朝的都城开封，亲自向皇帝进贡。该法令还规定，从事一般贸易的商人应留在他们登陆的港口。11世纪30年代，朝贡的航行暂时中断。在那之后，宋朝政府转而对外国商品征税，只是偶尔还会招待朝贡使团。

海上贸易的规模促使宋朝打破此前朝代的财政惯例，积极对国际贸易征收重税。这个王朝新的税收制度复杂而巧妙，创造它的官员就像所有设计税收体系的人一样，追求尽可能高的收入。

每个港口都有一个高级贸易官员，被称为市舶使，他负责监督所有前来港口的外国商人，并向离开其管辖范围、前往外国的中国商人颁发许可证。市舶使负责征收新税，并将税收转交给位于北方城市开封的朝廷。广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通商口岸，公元971年，宋朝任命了第一位市舶使。而在整个唐朝时期，政府只任命过一位市舶使，同样是在广州。与唐朝的做法不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宋朝在杭州和宁波等南方港口也任命了市舶使，这标志着国际贸易收入对新王朝的重要性。

宋朝的税务官员建立了三种新的“税”。当船抵达港口后，贸易官员会登上这艘船，估计货物的总价值。接着，他们会征收一部分货物，通常是货物价值的10%～20%。这种直接的征收实际上是允许官员去获取朝廷——实际上是皇帝和他的家庭——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第一种税。

贸易官员还会以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人为价格购买“宝货”，如珍珠、大的象牙和龙涎香等高价进口商品，这就是第二种税。这一规定有效地授予了政府对所有精品商品的垄断权，而宋朝贸易官员在帝国各地建立了这些商品的市场。这些商品中有许多是被批发商购买的，但个人也可以进行小宗购买。

第三种税针对的是“粗色杂货”，也就是散装货，通常是大块的香木，它们都属于被剩下的货物。外国商人一旦缴纳了税款，就会被允许直接将这些货物卖给中国买家，有时他们还会在码头进行销售。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税率经常变动，当直接的征收过多或精品商品的售价过低时，商家就会提出抗议。有时商家会赢得胜利。公元995年，朝廷做出让步，要求市舶使停止以人为压低价格的方式购买商品，或是以过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就像今天一样，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会摧毁国际商人开展商贸活动的动力。当财政困难的朝廷一度将直接征收的额度提高到40%——远远高于通常的10%或20%时，外国商人干脆不再来中国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