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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地方（第3页）

泉州与附近其他港口的繁荣蔓延到了整个福建省，使该省居民摆脱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并能够为商业市场生产商品。就像东南亚的居民为供应中国消费者而获取香料一样，福建人也适应了生活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的挑战。他们不再种植自己所需的食物，因为他们发现，改种荔枝、甘蔗和糯米等经济作物，或种植苎麻、大麻等当地纺织原料，就能赚取更多的钱；然后可以用挣来的钱，到当地市场上为家人购买食物。于是，许多人完全放弃了农业。有些人在银矿、铜矿、铁矿和铅矿工作；一些人选择捕鱼；还有一些人将海水引入池沼，蒸晒制盐。

陶瓷业吸收了最多的劳动力。业主们在山坡上建造了绵延100米的龙窑。这些窑雇用了成百上千的工人，一次可烧制一万到三万件陶瓷。它们拥有其他地区的窑无法达到的高温条件，可以烧制出闪闪发光、易于清洁的陶瓷，这些陶瓷在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南亚深受追捧。这些窑不使用蒸汽或电力（而是燃烧木材或木炭），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工业化的，但它们和工业革命的第一批工厂一样，都是庞大且复杂的。在12世纪和13世纪，福建500万人口中有7。5%（37。5万人）的人从事陶瓷的出口生产。

宋朝货币政策的转变，对其国际贸易伙伴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宋朝官员于1024年首次发行纸币时，他们将纸币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四川；但到了1170年，宋朝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以白银为本位纸币体系。一夜之间，笨重的铜币就不再使用了，商人们抓住机会，向日本大量出口铜钱。日本人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则是木材、硫黄、水银和黄金，这些都是原材料。

起初，日本政府禁用中国铜钱，但在1226年，政府改变了政策，允许这些铜钱的使用。到了1270年，中国铜钱已成为整个日本列岛事实上的货币。12世纪和13世纪，中国铜钱在爪哇广泛流通，爪哇人还对之进行了仿铸。中国铜钱在日本和爪哇的使用表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之深。

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人们受全球化影响最大，因为那里有很多重要港口，但全球化也影响了那些生活在内陆的人们。绍兴的一个沿海市场提供“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在这个离今上海不远的海港，商贩提供的商品品种繁多，令人印象深刻。在向西约1600公里，位于中国内陆深处的四川成都，消费者可以领略到“云乳色晶荧，沈檀气芬苾”。当时，进口商品的供应量并不能与今天的宜家（Ikea）相较，集市不是每天都有，且大多数进口商品的价格都很高，然而，当时商品的供应量还是会比你想象的更要接近宜家。

1225年，宋朝宗室成员、泉州市舶使赵汝适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书，名为《诸蕃志》。书中既有他引用的历史资料，又有他与泉州人的谈话记录。市舶使赵汝适对中国的长期贸易伙伴，如高丽、日本、越南，以及更遥远的地方，如西西里、索马里和坦桑尼亚，都有广泛的了解。

早期的市舶使肯定也和外国商人交谈过，因为我们从当时朝廷的规定中得知官员应该定期为来访的商人举办宴会，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官员到底了解多少。行走在现代的泉州，你可能会看到市舶使赵汝适曾采访外国商人的地方。这座城市仍有多条小河道纵横交错，其中一条直通昔日的市舶司衙门（现在是当地的道观），距离外国商人居住的主路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

市舶使赵汝适的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参考了早期的地理著作，介绍了50多个国家的简要历史及其物产。第二部分则是全新的内容，赵汝适按商品分类，标示出该商品的不同生产国家，并解释了彼此质量上的差异。随着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货物数量的增加，商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区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货物，而这种区别通常在于该货物来源地的不同。这些商人是赵汝适的目标读者。作为市舶使，他花费很长时间与外国商人进行交谈，并把他们所说的内容概括起来，传递给那些想有所了解的读者。

根据赵汝适的书，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在出口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纺织品、陶瓷、金属产品的同时，其进口商品的范围却比较狭小，主要是木材、树脂和香料，这些商品大部分来自东南亚，有些则来自中东。《诸蕃志》关注的是海上贸易，所以赵汝适没有提及从西北经陆路进口的马匹，这是军队的急需品。

香料的进口十分重要，因为所有社会阶层都在消费它们。它们能让人们的身体和衣服散发出香味，也能让房间里充满宜人的香气。香料还是饮料和食物中的重要成分，许多药方中也含有香料。因而对很多人来说，香料是一种必需品。

《诸蕃志》提供的不仅仅是商业信息。赵汝适对从马达加斯加掳来奴隶有一段令人读之心酸的描述：“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虬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国为奴，获价甚厚。托以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最后的评论可能会让拥有强烈家庭观念的中国读者感到惊讶，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赵汝适自己也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赵汝适对猎象活动的描述更为详细：“人莫敢近，猎者用神劲弓，以药箭射之。象负箭而遁，未及一二里许，药发即毙。猎者随毙，取其牙埋诸土中。”赵汝适解释说，一旦猎象者捕获十多根象牙，就会将其卖给大食商人，这些商人再把象牙运到三佛齐国。来自大食的最好的象牙，其体积可达东南亚象牙的三倍，且比东南亚象牙还要白（东南亚象牙往往带有淡红色）。赵汝适没有意识到，这些优质象牙实际产自非洲。由于大食商人主导着利润丰厚的象牙贸易，他误以为这些象牙是大食本地所产。

在宋朝，对外贸易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数学教科书都包含了这一话题。1247年著成的《数学九章》上有一个问题，要求读者计算四名合伙人的股份，他们投资了一艘往返东南亚的船。“问海舶赴务抽毕，除纳主家货物外，有沉香五千八十八两（超过188公斤）、胡椒一万四百三十包（约为23。8公斤）、象牙二百一十二合。”选择运送沉香木、黑胡椒和象牙是明智的，它们都是中国—东南亚贸易的重要商品。

13世纪70年代，一艘船在泉州城外沉没，真实地展现了由多个合伙人投资的装满货物的船只是什么样子的。这艘船长24。2米，宽9。15米，考古学家发掘出了2400公斤重的香木，其中包括沉香木和檀香木；还有4。75升黑胡椒；产自索马里的龙涎香；6。3克乳香；以及4公斤汞。这些货物对中国—东南亚贸易至关重要，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香料在其中占重要地位。这艘船还载有一些中国钱币，其中日期最新的钱币是1271年的，所以它是在那一年，或是在那之后不久沉没的。

这艘船被分成13个独立的木舱，显然是由中国制造的；工匠们在船龙骨的两端（或者说是沿着船底的主梁），雕刻了一个由七个小洞和一个大洞组成的星座图，可能是北斗七星。这些雕刻是中国人寻求神佑的传统方式。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使用拼板技术修复船只的证据，这表明这艘船曾往返东南亚。

与其他地方的船只不同，中国的船只建有水密舱，这是造船技术的突破。这项创新技术将漏水造成的损害限制在了船的某一个部位。

这艘船上还装有96个木制标签，标有人名以及商店、地点和商品的名称。这些标签被绑在不同的板条箱上，使投资者、船员和船长能够确定哪些货物属于哪个船主。四分之一的标签上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记号，即“南家”，这让所有人感到困惑，直到有位历史学家意识到，这个词指的是皇族的南方分支，也就是这艘船的主要投资者。

这艘船很可能是在13世纪70年代初离开泉州的，当时的港口还在南宋的统治之下。时任市舶使是一个有权势的阿拉伯人，名叫蒲寿庚。他的先辈在1200年左右从广州搬到泉州，他自己则在1266年左右成为泉州的市舶使。在南宋漫长的衰败期里，蒲寿庚同时还担任安抚使，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指挥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与当地权势之家控制的民兵组织互相助力。

此时的蒙古人已经控制了中国华北地区，他们还派海军向华南地区发动了断断续续的进攻。1276年，蒙古人占领了宋朝的都城临安，幼主赵昰逃至泉州。在那里，蒙古海军对宋朝发起了最后一击。蒲寿庚预料到蒙古人会胜利，于是选择变节（可能是在1277年），他还杀死了一些居住在泉州的宋宗室成员。

这艘不幸的船似乎就在这个时候满载着所有货物回到了泉州。这艘船是在泉州附近的一个浅水湾被发现的，船体没有受损，没有迹象表明船上有人死亡，也没有迹象表明船发生了泄漏。确实有人曾把桅杆和水面上所有木头都移走了，但大概是为了出售或用作燃料。由于这艘船装有这么多珍贵的货物，它极可能是被故意弄沉的——或许是因为船长意识到蒙古人已经推翻了宋朝皇室？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沉船上的人再也没有回来取走这些货物，就像东欧那些被埋藏的银币一样，在考古学家发现它之前，这艘船一直保持着原样。

马可·波罗报告说，所有进入港口的船只都要为“包括宝石和珍珠在内的所有货物支付10%的税，也就是说，每件东西都要缴什一税”，这与宋朝官员在公元960年开始征收的十分之一的关税相同。“租用船只的费用，也就是运费，小件货物是按30%的比例计算，胡椒是按44%的比例计算，沉香木、檀香木和所有大宗货物则按40%来算。”这些百分比都是可信的，但马可·波罗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这些不是运费，而是针对精货和杂货所征收的不同税款。与宋朝官员相同，蒙古人对外国船只征收三种税。马可·波罗解释说，在缴纳了这些税款后，商人们“赚得盘满钵满，巴不得再运一批货来”。

马可波罗还犯了其他错误。他提到“漂亮”“廉价”的瓷器，它们在地下埋藏了“三四十年”才获得“光泽”。这是因为他不懂烧窑技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回摩洛哥之前，参观了泉州的穆斯林聚居区，当时，他记载了中国人将陶瓷埋在地下的事情。除了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么高质量的陶瓷是如何制作的。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持续繁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广州方志中的一份清单上看出。这份清单列出了69种于1300年被交易的外国商品，其中的40种来自东南亚。象牙、犀角、鹤顶、珍珠、珊瑚、碧甸子（可能是一种玉）、翠毛、龟筒、玳瑁，这9种物品最为昂贵。对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最为繁忙的海上航线来说，这份清单所揭示的该航线贸易程度之深、贸易范围之广，是完全合理的。

随着有关外国的信息和货物一起传入，中国人对东南亚地理了解得更多了。广州方志的作者将中国南海的水域分为小西洋（马来半岛附近的中国南海部分）、小东洋（婆罗洲以东的苏禄海）和大东洋（爪哇海），并解释了每个水域附近的国家。

虽然中国海员对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地理知识了如指掌，但他们没有冒险从菲律宾以东进入太平洋，因为他们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正如赵汝适在1225年所解释的，“愈东（爪哇以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

赵汝适引用了一段出自12世纪晚期的一部书中的话，该书把传说中的尾闾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该书作者提及的似乎是黑潮的起点，黑潮位于吕宋岛以西稍远的地方，在中国台湾和菲律宾之间。

远航水手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尾闾所泄，沦入九幽。”尾闾的位置在极东之处，超出了中国读者所知的任何远方。

中国人对尾闾的担忧，与罗马人关于热带雨林的看法类似，直到葡萄牙航海家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这种看法才逐渐被推翻。与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所写的相反，葡萄牙航海家发现并没有哪个地区热得让人类无法生存。然而，宋朝的观察家们仍然相信尾闾的危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欧洲水手开辟了越过菲律宾进入太平洋的航线后，中国人才向极东之处航行的原因。

蒙古人的统治结束后，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持续增长。在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有一次，进贡给明廷的船载货物数量之巨，甚至包括80吨热带货物，其中主要是胡椒和苏木。

中国最大型的远洋航行发生在1405年至1433年间，当时明朝政府曾派遣郑和统督舰队七下西洋。由317艘船组成的帝国舰队，载着28000人从中国出发前往东南亚，然后是印度，最后到达伊拉克。一些船只脱离了主力舰队，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蒙巴萨（Mombasa）。在海外发现的中国钱币以及中国本土的文献记载被保存了下来，以考古证据和文字证据的形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斯里兰卡和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石碑上的汉语碑文。

统帅郑和的最大的船有61米长，这让哥伦布的船相形见绌，他的船可能只有30米长（事实上我们并不知晓哥伦布船的精确尺寸）。郑和的整个船队有317艘船，而哥伦布的船队只有3艘船。

郑和的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沿着印度和阿拉伯半岛海岸航行，行程达13000公里。如果他们直接横穿印度洋的话，航程就只有10500公里。如果加上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到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的索法拉的6500公里航程，这段旅程的长度就更值得注意了，因为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大约只行进了7000多公里。简而言之，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哥伦布的航海规模。只不过郑和航行的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政府资助的运航在1433年结束，但私人商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继续活跃在这些水域。在16世纪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整个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就已经完全实现了商业一体化，就如同在那之后一样。从15世纪中叶起，葡萄牙人专注于将非洲黄金出口到欧洲。但当他们在1520年控制了香料群岛后，便意识到这里比非洲更好赚钱。事实当然如此。自公元1000年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商人和中间商都通过开发这一财富来源而赚得盆满钵满。

[1]宋金海上之盟是想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与澶渊之盟无关。——译者注

[2]1279年，宋元崖山之战，宋军战败，陆秀夫背着宋末帝赵昺投海自杀，南宋彻底灭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