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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第1页）

第5章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在公元1000年，一个有钱有势的邻居就能为那些足够聪明的人提供商机，这在今天也是如此。与东欧的罗斯人一样，东非、西非的统治者及商人发现了和生活在巴格达及伊斯兰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消费者做买卖的好处，这些消费者会购买大量的奴隶和黄金。非洲人用获得的利润进口玻璃珠，中国和伊朗产的陶瓷，以及丝绸和棉纺织品。

与非洲以外地区的新联系也给非洲自身带来了深远的宗教变革。随着非洲统治者、商人和普通民众接受了伊斯兰教，这种新宗教沿着东非海岸向南传播，并传到西非的塞内加尔河及尼日尔河流域。伊斯兰化不只是穆斯林移民定居非洲的简单产物。它的形成是由于本土非洲人（通常是商人）选择把自己与更大范围的伊斯兰世界联系起来，而他们的决定也将当地居民置于全球化的力量之下。

在西非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贸易城镇塔德麦加（Tadmekka），时间是1011年。它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并用尖锐的金属工具刻在一块大石头上，上面写着：“哈桑的儿子麦哈麻丁写了这封信，他信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种信仰的标准宣言，是伊斯兰教的首要宗旨。

另一处铭文位于通往小镇的悬崖边上。它解释说，塔德麦加是以麦加的名字命名的[1]：“塔德麦加镇将会有一个市场，该市场的水准会像麦加的一样高。”塔德麦加有许多阿拉伯语的铭文，这一点非同寻常，有些铭文被刻在巨石上，有些则被刻在墓碑上。这些阿拉伯文字刻成的铭文表明作者是当地居民，而不是外国人。这种类型的铭文，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公元1000年左右扩展到了西非和东非，拥有广大的新领土。当地人认同伊斯兰教，而与此同时，整个非洲-欧亚大陆的人们正在皈依世界性宗教中的某一个。

来自塔德麦加的铭文有力地提醒人们，在把非洲人和其他大陆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非洲人自身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便许多现存的资料都是由外来者撰写的。虽然更早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是阿拉伯人把商业和社会进步带到非洲，但现代的历史学家断然拒绝这种观点，因为该观点忽视了非洲人的主动性。

非洲人在非洲与伊斯兰世界日益活跃的贸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1492年以前进入欧洲和亚洲的黄金，大约有三分之二是来自西非的。在公元800年到1800年间，离开非洲来到伊斯兰世界的奴隶是如此之多，其数量足以与乘船横跨大西洋的奴隶的总数相匹敌。

尽管非洲奴隶贸易早在罗马时代就开始了，但直到公元10世纪中叶，我们才清楚地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信息出现在一本水手故事集里，这本故事集被认为是一位名叫布祖格（Buzurg）的波斯人撰写的，故事发生在波斯湾。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这些事件一定是虚构的。然而，因为故事的背景是基于真实的生活，我们还是能够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奴隶定价、市场位置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信息。

故事开始时，一艘来自阿曼港的船被吹离了航线，驶往莫桑比克中部的东非港口索法拉。随着故事的展开，叙述者解释道：“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时，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吃人的津芝人（Zanj，东非居民，汉文史书作“僧祇人”）的土地。是的，我们一踏上这个地方，就觉得自己死定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当地的国王热情地欢迎外国商人，允许他们买卖货物而不付任何关税。在他们完成交易后，船长送给国王大量的礼物，以感谢他为奴隶贸易所提供的便利。

但后来的故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当国王上船向商人告别时，叙述者心想：“在阿曼的拍卖会上，这个国王可以卖30第纳尔，而他的七个同伴可以卖160第纳尔。而这些人背上的衣服价值20第纳尔。（一项现代研究显示，在公元800年至1100年间，一个奴隶的平均价格大约是20金第纳尔至30第纳尔，正是这则故事给出的价格区间。）船长命令船员立即起航，这样他就可以在阿曼的奴隶市场上卖掉国王和他的同伴。

船长把国王及其随从当成奴隶进行估价的行为令现代读者不寒而栗，他可能同时还在估算一堆象牙或黄金的价值，这些象牙或黄金也是东非常见的出口商品。船长对出卖他的人类同胞或背叛帮助他购买奴隶的统治者并没有任何负罪感。

是的，以现代人的价值标准来看，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些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的人——如阿曼船长以及被绑架前的非洲国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前工业时代，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意味着奴隶贸易几乎无处不在。直到18世纪50年代，第一批反对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才开始大声疾呼。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奴隶买卖都是一宗大生意。

当船抵达阿曼时，船长在奴隶市场上卖掉了之前的国王，两人似乎永远不再有交集。

几年后，船长的船在同一个东非港口靠岸，当地人用独木舟再次将船上的船员带到统治者那里。船长担心自己会因为绑架国王而受到惩罚，但当他到达宫廷时，他震惊地看到在阿曼奴隶市场上被卖掉的国王。令船长更惊讶的是，国王对船长和他的船员很友好，允许他们进行自由贸易。

在船离开之前，国王解释了发生的事情。船在阿曼靠岸后，他被卖到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巴士拉，在那里，他的主人允许他学习伊斯兰教义。第二次他被卖到了巴格达。在那里，他掌握了阿拉伯语口语，完成了对《古兰经》的学习，然后逃离并加入了一群前往麦加的中亚朝觐者。完成朝圣后，他从麦加到了开罗，然后沿着尼罗河向南回到了自己的王国。回到家后，他才知道，尽管自己离开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他又重新成为国王。（是的，这绝对是一个虚构故事！）

国王原谅了船长，敦促他回去做生意，并在下次来的时候带上穆斯林商人。不过，国王还是选择在陆地上道别，最后还说了一句讽刺的话：“我可不想再上你的船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允许你参与奴隶贸易，但你应该诚实地对待其他参与奴隶贸易的人，尤其当他们碰巧是穆斯林时。

作为一个来自非洲的奴隶，国王能够学习《古兰经》，学习阿拉伯语，并参加麦加朝觐。这里的虚构与现实生活相吻合。非洲的奴隶贸易贩子确实把奴隶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运到东非海岸的港口，然后卖给外国奴隶贩子，再由他们把奴隶运到中东。巴格达以北125公里处有一个奴隶市场，有一则罕见的史料称该市场有一个露天广场，广场上的道路四通八达：“那里的房屋都是高层建筑，有供奴隶居住的房间以及出售奴隶的商店。”

这位虚构的国王的家乡索法拉港，是东非海岸上季风可以吹到的最南端的港口。从那里再往南，货物只能通过陆路或乘坐小船沿海岸运输，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贸易城镇坐落在那里的原因。

从公元900年开始，在津巴布韦的林波波河（theLimpopoRiver）流域出现了几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就在索法拉港的正西方，与南非接壤。每个城镇的规模都比此前有所扩大；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的人口数达到了5000，当地居民以养牛和种地为生。有经济能力的人使用铜、金饰品和铁制工具，而最穷的人只能使用石头和骨制工具。

这些地区之所以繁荣昌盛，是因为当地人可以沿着林波波河来到该河以东约640公里的沿海港口基布因港（e），港口连接着与印度洋的贸易。在那里，他们用奴隶、黄金、象牙和兽皮交换各种进口商品，包括从开罗运来的小玻璃珠子，他们把这些珠子当货币用，熔化后就能制成更大的珠子。起初，只有少数人参与这种进出口贸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的影响有所扩大，更多的当地工人开始向远方的消费者提供黄金，并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

东非海岸最大的黄金产地是大津巴布韦（GreatZimbabwe），就在索法拉和赞比西河以南的内陆。大津巴布韦现存遗址包含了许多在公元1000年到1300年间用切割的花岗岩块建造的建筑物，其中有栋建筑呈直径达89米的椭圆状。城墙有5米厚，近10米高。这是1500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建造的最大的石头建筑，它证明了黄金贸易带来的财富。遗址中还有八尊石雕像，上面雕有一种长着老鹰身体、人的嘴唇和脚趾的生物；也许这些雕像描绘的是在死者和生者之间飞来飞去的信使。

大津巴布韦每年生产一吨黄金。它成了一个拥有一万人口的繁华城市，从绿色的中国青瓷容器的碎片和带有文字的伊朗盘子就可以看出，它是沿海贸易的主要中心。遗址中还有数万颗珠子，这表明推动这种贸易的是非洲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外部世界对非洲黄金和奴隶的需求。

正如那个被卖为奴隶的国王的故事所显示的，穆斯林欢迎所有的皈依者，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安拉眼中的众人都是平等的，奴隶也可拥有平等地位。在伊斯兰世界，男性奴隶负责搬运货物和划船，但他们也管理商店，甚至管理其主人的私人图书馆。奴隶贩子还会阉割年轻的男孩，因为被阉割的奴隶可作为女性处所的管理员，是非常抢手的，尽管《古兰经》禁止这种做法。男性奴隶，特别是那些来自中亚的男性奴隶，也在效力于不同军事力量的军队中服役。

大量的男性奴隶还在伊拉克南部靠近巴士拉的非军事地带工作，在那里，有600名至900名奴隶费力地排干沼泽里的水，除去表层的硝酸盐和硝石外壳，以便使底下的土壤可用于耕种。公元7世纪90年代，那里发生过两次短暂的暴动，而公元9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次暴动则持续了十多年。叛乱分子对阿拔斯帝国的统治提出了重大挑战，部分原因是叛军人数众多，而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向叛军所占领的疟疾肆虐地区派遣军队是十分困难的。

公元9世纪70年代的叛乱被称为“津芝人叛乱”（ZanjRebellion），数以万计的奴隶参与其中，其中大部分奴隶来自东非。（阿拉伯语“zanj”指代东非地区及其居民。）奴隶们的领袖是一位来自伊朗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奴隶们奋起反抗残酷的工作条件，在中央政府的艰难镇压之前，他们享受了15年的自治生活。公元900年后，就没有发生更多的奴隶叛乱了，这可能是因为奴隶主不再把过重的任务分配给这些缺乏监督且数量极大的奴隶了。

我们可以从一位名叫伊本·布特兰（IbnButlan）的基督教医生所写的奴隶购买手册中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制度。作为卫生和微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伊本·布特兰能够阅读叙利亚语、希腊语及其母语阿拉伯语。他是一位巴格达居民，甚至还写过一部讽刺剧，讽刺那些未经训练的庸医。他写于11世纪50年代的这部手册，目的在于用他的世界地理和人体解剖学知识，帮助读者购买最好的奴隶。他的读者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潜在的奴隶，并判断出他们的出生地。

伊本·布特兰赞同伊斯兰教的观点（该观点继承自古希腊），即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体的机能。在他看来，最好的奴隶来自东方（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他们很少生病，体格健壮，性情温和。来自西方（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的奴隶健康状况不佳，因为他们那里的气候条件恶劣，食物稀缺。来自北方的男性奴隶——包括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身体强壮，寿命长，但是北方的女性奴隶不能生育，因为他认为她们没有月经。南方的斯拉夫人与北方的斯拉夫人不同，南方的斯拉夫人寿命很短，因为他们小时候营养不良，经常腹泻。

这类看法往往会产生刻板印象，伊本·布特兰的手册就是如此。有一处，他引用了一句谚语：“如果一个津芝奴隶从天上掉到地上，他能表现出来的唯一品质也就是节奏感了。”

与古罗马或美洲南部的法律体系不同，伊斯兰法律为奴隶提供了多条解放的途径。穆斯林法学家在基本原则问题上保持一致，但在许多细节上存在分歧。穆斯林被允许拥有非穆斯林奴隶和已经被奴役的穆斯林奴隶，但他们不能奴役自由的穆斯林（尽管他们有时就是这么做的）。

虽然奴隶制很普遍，但自穆罕默德时代以来，穆斯林领导人一直鼓励解放奴隶。伊斯兰法律允许奴隶主与他们的女性奴隶发生性关系，但要求他们承认由此产生的后代都是自己的合法子女。奴隶主在死前必须释放孩子们的母亲，如果他早前没这么做的话。这些鼓励解放奴隶的措施的总体效果是：奴隶数量需要不断地被补充。这就是伊斯兰世界长时间且大量进口奴隶的原因。

伊斯兰世界的奴隶的三个主要来源是非洲、东欧和中亚。显然，那些被带离家乡，并在中东奴隶市场上被出售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最直接地受到全球奴隶贸易的影响。但留在家里的人也会受到同胞离去的影响。许多接触了穆斯林奴隶贩子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为伊斯兰教在西非和东非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在巴格达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女性奴隶的数量都超过男性奴隶，伊本·布特兰也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女性奴隶，而不是男性奴隶。他概括了她们的外貌、气味和生育能力。他还指出哪些群体适合签订临时婚姻合同。这是一种合法的变通方法，允许男人在和妓女共处时迎娶对方，哪怕他们只共处了几个小时，完事后就可离婚。这种精心设计的变通是必要的，因为伊斯兰法律规定只有已婚人士或主人及其女奴之间才能发生性关系。

在对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巴卡维（Bagawi）边境地区的妇女的讨论中，伊本·布特兰提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细节。她们是很好的临时婚姻奴隶，只要“她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买进，但并没有人动过她们，因为她们的家乡会实行割礼。借助剃刀，外阴顶部的外部皮肤就会完全被割除，直到露出骨头”。在描述奴隶家乡发生的女性割礼时，伊本·布特兰还声称奴隶贩子会对男性奴隶进行深度的伤害性手术，切除他们的膝盖骨，这样他们就不会逃跑了。

伊本·布特兰赞扬了某些奴隶群体令人中意的特点，他们愿意为主人服务，有能力成为好父母。但他在手册的结尾警告道：“总结一下，亚美尼亚奴隶是最糟糕的白人，就像津芝是最糟糕的黑人一样。”伊本·布特兰提醒我们，全球化常常导致更大范围的信息流通，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虚假信息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伊本·布特兰的书提供了其他史料所没有的信息，讲述了进入巴格达的奴隶的地理来源，而巴格达是公元1000年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奴隶集散地。他列举了非洲的奴隶来源地，如乍得湖（LakeChad）地区、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埃塞俄比亚中部、今苏丹的努比亚（Nubia）地区、北非和东非。奴隶也来自非洲以外的地方，如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里海地区、今土耳其地区、亚美尼亚和阿拉伯半岛。几乎所有的奴隶来源地都在阿拔斯帝国边界附近的非穆斯林土地上，这很合理。一旦奴隶贩子得到奴隶，他们会将其就近卖掉。

1500年以前，跨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规模巨大，但我们很难得知确切的数字，因为相关史料并不像记录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史料那样丰富。在运送奴隶到美洲的船只上，奴隶会被列在货物清单或者乘客名单上，历史学家已经能够计算出从16世纪早期奴隶贸易开始到1833年大英帝国废除奴隶贸易期间，共有1250万奴隶横渡大西洋。

但要估计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人数是极其困难的。从西非出发到地中海，这是公元1000年使用最为频繁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贸易路线。祖威拉（Zuwila）是今利比亚的一个城镇，位于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最早期的道路就是连接着祖威拉与乍得湖地区[2]的。直到公元300年左右，北非人才开始使用包括四轮车在内的轮式交通工具穿越撒哈拉沙漠。在公元300年到公元600年间，骆驼被驯化了。随着驼运的引入，骆驼商队可由多条路径穿越沙漠，因为骆驼本身并不仰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