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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第2页）

几乎没有资料能给出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奴隶的数量。偶尔会有亲历者提供某次奴隶运送的数字。例如在1353年，著名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Battuta）在返回摩洛哥的途中，发现有600名女奴乘坐大篷车穿越撒哈拉沙漠。这么大的团体一起旅行增加了风险。因为奴隶贩子只给予最低限度的食水配给，即使是最轻微的事故，也可能会导致多人死亡。所有穿越沙漠的奴隶中，有五分之一可能会在途中死去。

芝加哥大学的拉尔夫·A。奥斯汀教授（RalphA。Austen）将这些零碎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估计在公元650年到1600年间，每年大约有5500名奴隶穿越撒哈拉沙漠，前往北非和中东。在公元900年到1100年伊斯兰奴隶贸易的高峰期，这个数字可能达到了每年8700人。奥斯汀参与的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公元650年至190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被拐卖的奴隶总数为1175万，略低于1500年至1850年间穿越大西洋的1250万名奴隶的总数。

公元7世纪时，哈里发的军队征服了北非，这使得贩卖奴隶正规化，并增加了卖给非洲以外买家的奴隶的数量。一份早期的阿拉伯资料显示，在祖威拉出售的奴隶是“用一小块红布买来的”。如今，红布对我们来说可能再普通不过了，但它对那些不熟悉彩色布料的人，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在北非还是北美（想想斯克里林人是如何热切地从北欧人手中换取红布的吧）。

穿越西非的路线，是奴隶们前往北非和开罗的主要通道。在公元9世纪，商队开辟了一条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新路线，该路线连接了位于今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北部边缘的西吉尔马萨镇（Sijilmasa）与尼日尔河流域。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位于“一片荒芜的平原”上的西吉尔马萨最初是商人们在一年的特定时间里进行聚会的小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一个城镇”，因为它的统治者通过向商人征税而获利。归功于全球化，小聚落变成了规模更大的城镇，最终成为城市。

随着连接西吉尔马萨镇的道路的开通，说阿拉伯语的商人和传教士越来越频繁地穿过撒哈拉沙漠，进入沙漠以南的非洲。结果，许多地方统治者改信伊斯兰教。

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描述了塞内加尔河谷上游马拉尔国（Malal）的国王皈依的原因。在一次扩日持久的旱灾中，国王献祭了所有的牛，但直到这些牛都死了，雨还是没下。当国王哀叹这一情况时，一位穆斯林来访者答道：“王啊！如果你相信先知穆罕默德的使命（安拉保佑他，赐予他平安），接受了伊斯兰教所有的宗教法律，我将祝福你脱离困境，愿安拉的仁慈能保卫你国家所有的人民。”听到这些，国王于是“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而来访者“让他背诵《古兰经》中的一些简单章节，并教授他宗教义务和修行方式”。

这名穆斯林来访者要求国王等到下一个星期五，即伊斯兰安息日。这两个人一直祷告到天亮，直到“安拉使倾盆大雨降临在他们身上”。于是，国王下令销毁王国里所有的神像，并驱逐所有的“巫师”。国王后来被称为“穆斯林”，他的后代和王国的贵族也都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这个主要为了展示伊斯兰教力量的故事还记载“他王国的普通民众仍然是多神论者”，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

这位对西非早期伊斯兰教做出了最翔实的描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巴克里（al-Bakri），实际上从未到访过非洲。巴克里以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为基地，收集了从非洲回来的旅行者及商人的原话。他还引用了瓦拉克（al-Warraq）在公元955年写的一份原件现已佚失的资料。巴克里所记录的信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即时的。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国王的名字，这位国王于1063年登上了加纳的王位，而他完成这本著作的时间仅仅在五年之后。

巴克里的书是描写“道里和邦国”的绝佳例子，它记载了公元1000年时被开发的族群和地区（特别是新的商业道路沿线）。巴克里的书仿照了波斯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这位用阿拉伯语进行写作的学者曾在公元9世纪时担任伊朗杰贝勒省（Jabal）的邮政和情报主管。（他后来可能以邮驿大臣的身份搬到了阿拔斯首都巴格达。）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生活在巴克里之前的两个世纪，见证了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鼎盛时期。阿拔斯帝国从北非一直延伸到中亚，它的疆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官员们并不总是能知道通往每个地方的最直接的路线。但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或暴动，他们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派遣军队。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工作是为哈里发和他的官员提供最新的地理信息。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对自己发现的信息进行了组织，以提供“一个概要，该概要能阐明世界上的诸多道路和国度，对它们进行描述，还要记录下它们之间的距离；还要记下关于耕地和荒地的信息，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距离；还要有关于通往世界边远地区的中转地的信息”。因为胡尔达兹比赫知道旅程开始前须明确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确切距离，他的“道里”因而提供了从一个城镇到下一个城镇的旅行时间。“邦国”指的是他提供的关于每个地方的信息：当地的物产、居民以及他们的风俗和信仰。

这本关于“道里”和“邦国”的书描述了生活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相较于公元1000年以来的其他资料，该书提供了更多关于非洲-欧亚大陆人民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引用阿拉伯观察者的话。他们提供了关于罗斯人的关键信息，可补充《往年纪事》；而他们对非洲人的观察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15世纪晚期以前，很少有资料描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时代，巴格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知识中心之一；唯一可能与其匹敌的是唐朝的都城长安，长安也有学校、图书馆以及受过教育的精英，但中国学者几乎完全专注于中国古文经典，而这些经典可以追溯到距此一千多年以前。相比之下，阿拉伯语是一门相对较新的语言，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以前，几乎没有阿拉伯语文本。

由于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公元754年至公元775年在位的阿拔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Mansur）出资将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和波斯文的书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内容涉及地理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大约在公元800年后，巴格达的工厂开始大量使用中国的制造技术来生产纸张，这是技术传播的另一个早期例子。巴格达的学者们不仅仅是翻译文本，他们还做了大量的注解，并超越了希腊学者的发现。这些巴格达学者所作的努力使得古典世界的知识得以保存。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翻译家们之所以能够复原某些古希腊语文本，其实是因为这些文本的阿拉伯语版本被保存了下来。

得益于翻译活动，巴克里的书可以吸引一群受过教育并想了解世界的读者。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为巴克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来编辑自己的信息。和胡尔达兹比赫一样，巴克里也没有声称去过自己笔下的那些地方。

巴克里解释说，由于马拉尔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得以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在早期，伊斯兰世界被统一在单一统治者之下时，任何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国王都必须接受在位的哈里发作为其精神和政治领袖。“哈里发”一词的意思是“继任者”，它指的是穆罕默德之后的伊斯兰共同体的领导人。

当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时，没有人知道谁是他的继任者，因为穆罕默德的儿子们都没有活到成年。只有他的女儿法蒂玛（Fatima）比他活得长，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领导这个新的共同体。逊尼派认为，穆斯林应该从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中选出新的领导人；而什叶派则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法蒂玛的丈夫阿里（Ali）及其后代拥有特殊的统治权。

另一个更小的支派叫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他们在公元7世纪五六十年代脱离了穆斯林社会。该派信徒相信，穆斯林的领袖只能根据其虔诚的行为来选择，他们接受穆罕默德和前两任哈里发的统治，但不接受第三任哈里发以及后来成为第四任哈里发的阿里的统治。

哈瓦利吉派的一个分支是伊巴底斯派（Ibadis），比起哈瓦利吉派，他们更愿意与其他穆斯林达成妥协。说服马拉尔国王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可能是一位伊巴底斯派教徒。该派教徒多是成功的商人，他们是第一批到的黎波里（Tripoli）南部旅行的宣教者，他们建立了贸易网络，并积极地尝试改变非洲人的信仰。

在穆罕默德死后的最初几年，哈里发的军队征服了中东和北非的大片领土。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军队强迫被征服的民族皈依，但这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历史并非如此。穆斯林比非穆斯林缴纳更低的税，大多数统治者并不希望其新征服土地上的居民皈依。他们需要非穆斯林来支付更高的税。例如在伊朗，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大多数人才皈依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统治的头两个世纪，即从公元622年到公元822年，有40%的伊朗人皈依；到公元1000年，大约80%的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公元1000年以后，伊斯兰教从伊朗扩展到非洲和中亚。

由于被掠夺来的部分战利品会用作对军队的奖赏，在这种激励下，伊斯兰军队极为成功地征服了新的土地，但哈里发们并没能成功地建立起可持久地从其臣民身上榨取出财富的统治结构。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任命总督来统治大的省份，有时通过授予他们大块的领土，让他们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在这样的安排下，总督获得了在自己的领土上以任意方式收税的权利，只要他把每年的一部分收入送给哈里发。但如果总督做不到这一点，哈里发除了派兵以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但派兵并不总是可行的，尤其是当哈里发需要他的军队去对抗另一位总督时。当一个哈里发死后，他的儿子们——有时还有他的兄弟们——就会展开一场混战，直到有人能击败所有的竞争者。

艾哈迈德·伊本·图伦（AhmadIbnTulun）是最早脱离阿拔斯王朝的总督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突厥奴隶士兵，但他是自由人。阿拔斯王朝由于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士兵，故而从中亚招募了数千名突厥士兵，有些是花钱雇来的雇佣兵，有些是花钱买来的军事奴隶。进入军队后，这两个群体都获得了薪水，而且都能升到高位。

伊本·图伦是一名雇佣新兵，在伊拉克长大，后来作为一名下级军官被派驻埃及。最终，他成为福斯塔特（Fustat，也就是今天开罗的前身）的总督，他接管了整个埃及的税收工作。他所建的清真寺至今仍然是开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因为它有雄伟的庭院和非凡的尖塔。伊本·图伦从未定期上缴税收收入（今天的开罗居民仍乐于讲述一千多年前他如何欺骗哈里发的故事），但哈里发无力对他采取行动。

伊本·图伦权力的一个关键来源是军队，他招募来的军队忠于他，而不是哈里发。除了2。4万名来自中亚的突厥军事奴隶，军队中还有4。2万名来自尼罗河南部和西非的奴隶及自由人。“希腊人”（对居住在拜占庭地区的人的总称）也曾在他的军队中服役。伊本·图伦一直统治着埃及，直到公元884年去世，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位置。而在公元905年，阿拔斯王朝暂时恢复了对埃及的控制。

但到了公元945年，阿拔斯哈里发失去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来自白益（Buyid）部落的三兄弟组建了他们自己强大的军队，接管了包括巴格达在内的阿拔斯中心地带最重要的城市。哈里发任命其中一个人为“元帅之元帅”，将所有的军事权力交给他，而这位白益统治者将哈里发囚禁在巴格达的宫殿里。

1055年，塞尔柱人占领了巴格达，取代白益人继续掌控有名无实的哈里发。直到1258年，蒙古人入侵巴格达，杀死了最后一位阿拔斯哈里发。哈里发们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实权。无论是谁俘虏了哈里发，都能成为巴格达事实上的统治者。除巴格达外的前阿拔斯统治下的各个地区，继续由拥有自治权的总督管辖。

这些后阿拔斯时代的统治者——包括白益、塞尔柱和其他朝代——都是穆斯林，但有一个例外，这个人试图复兴古老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但失败了。

“穆斯林联邦”（Muslimoh）一词，是由著名的英国伊斯兰历史学家休·肯尼迪（HughKennedy）提出的，它概括了公元945年后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和今天的英联邦君主一样，哈里发没有政治或军事权威，但他仍然是穆斯林的象征性领袖，伊斯兰世界的所有祈祷者都会在周五的礼拜上提到他。作为联邦首脑，哈里发可以介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争端。

尽管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都信仰着伊斯兰教，接受穆罕默德的权威，阅读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前往麦加朝觐。巴格达仍然是最重要的学问之城。

此时，开罗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城市，这标志着北非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尼罗河三角洲地处战略要地，似乎是埃及首都的天然选择。但除了孟菲斯（Memphis），过去的首都都位于开罗以南很远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非洲各地新贸易路线的建立，促进了开罗的繁荣。这些商路，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汇聚在尼罗河和地中海的交汇处。满载西非货物的商队和船只沿着地中海沿岸航行，而沿东非海岸向北航行的货物则经波斯湾港口，再由陆路运到开罗。

公元969年，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命名的什叶派王朝法蒂玛王朝，从他们位于今阿尔及利亚的原基地迁至福斯塔特，开罗正式建立。在那里，他们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名为“al-Qahira”，意为“胜利者”，这也是英文单词“Cairo”（即开罗）的来源。最早的法蒂玛城墙至今仍被部分保存着，而福斯塔特则成了与吉萨（Giza）隔尼罗河而望的地区的名字。

去开罗的游客可以沿着一条街道行走，这条街道贯通了两扇位于相对城墙上的城门。沿途你可以看到一座建于公元1000年的清真寺，由当时在位的法蒂玛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建造，他以发布古怪的命令而臭名昭著，比如禁止几种受欢迎的蔬菜，禁止鞋匠为女性做鞋子，使女性只能待在室内。许多人认为他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oftheHolySepulcher），但一位四十年后访问过该教堂的穆斯林称哈基姆的破坏其实很小。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时迁往麦地那（标志着伊斯兰历的开始），这一事件的四百周年纪念日正好是在哈基姆统治的时期，于是，他特意颁布了大量的法令，为可能到来的审判日做准备，穆斯林期待审判日，因为在这一天，死去之人能从等待和折磨中解脱出来。1021年，哈基姆出发去往沙漠，但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尸体也没有被找到。他的妹妹成了新国王（哈基姆之子）的摄政王，法蒂玛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同一条开罗街道上还有一处单独的建筑群，或称维卡拉（wikala），里面有旅店、清真寺、仓库、多层工作坊以及供商人云集的市场，大多是奴隶交易市场。与早期王朝接受阿拔斯哈里发的名义领导不同，法蒂玛王朝声称自己拥有哈里发的头衔，肯定自己有权领导整个伊斯兰社会。尽管法蒂玛王朝只控制了埃及。

在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开罗，生活着大量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靠近今开罗科普特博物馆（useum）的本·以斯拉犹太教堂（BenEzraSynagogue）保存着大量带着希伯来字母的纸（希伯来文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这些纸被存于一个名为“吉尼萨”（geniza）的仓库里，这里至今已存有20多万张碎纸片。

开罗在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下繁荣起来。公元1000年，它成为非洲最大的城市，人口约50万。

从离开罗最近的埃及港口亚历山大出发，人们可以穿过地中海到达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而大批来自意大利阿马尔菲（Amalfi）海岸（那不勒斯附近）的商人则选择在开罗安家落户。他们交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是象牙，这些象牙来自东非和西非。出自十一二世纪的许多雕刻精美的象牙盒子和物品被保存至今。

就像十字军东征时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一样，在开罗的意大利阿马尔菲共和国的商人们也住在自己的街区里。公元10世纪60年代，当拜占庭帝国战胜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穆斯林统治者的消息传到开罗时，当地发生了几起针对基督徒的民间暴力事件。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居民认同非法蒂玛王朝的穆斯林国家，只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宗教身份，这表明由于全球化，原来的地方性身份已经扩大成为更大范围的区域性身份认同。

公元996年，开罗居民发动了针对阿马尔菲商人的暴动。最直接的原因是5月5日发生的一场大火，这场火烧毁了法蒂玛海军新建的16艘军舰。当地人指责阿马尔菲商人造成了这次破坏，于是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和仓库，杀死了100多名意大利人。这次暴乱发生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年）的整整一个世纪之前，表明开罗的穆斯林居民和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居民一样，憎恨富有的外国商人。

公元1000年，除奴隶外，非洲经开罗出口的商品还包括象牙、铜、青铜，而最诱人的是黄金。那个时代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确定黄金的来源——不仅要了解金矿的位置，还要确定谁控制着金矿，谁出售矿上生产的黄金。一旦了解了其中的门道，就可以挑战经营黄金交易的中间人，而中间人会尽其所能阻止外人知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保守这个秘密已经好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