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部 冰河之子 人类散居世界与文化分化滥觞公元前20万年至公元前1 2万年（第2页）

如果大脑体积与群体关系图上的连线也包括人类大脑的体积，我们会发现拥有我们一般大小大脑体积的灵长目动物，其所在群体预测的同伴人数约为150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因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而得名。他和生物人类学家莱斯利·艾洛（LeslieAiello）一起最先研究了前述关系。社交大脑假说涉及社会复杂性，与更多人交往的能力，以及对人的历史、动机和互动时的反应方式等相关信息的保存。基于灵长目动物图的“邓巴数”最早被提出时，还没有出现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证实了邓巴的预言。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脸书账号的平均好友数量是130人，该数字是根据14。4亿个活跃用户的数据集计算得出。无论是脸书好友还是更新世的个人网络成员，决定因素是互动的频率和强度。从最初面对面的，到越来越多地通过信物和纪念品，再到解决异地联系的技术（例如信件、电话和现在的互联网），我们找到了扩展社交生活的方式，超越了有形存在。这项技能是我们成为全球物种的重要组成因素。它让我们能够越过大洋，深入寒冷的内陆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很低并且罕有社会交往。

不过，无论人们居住的环境或物质文化与技术如何，“邓巴数”仍然是基本的社会构成要素。而物质文化与技术可以是手持的石制工具，也可以是当前硅革命时代的触屏界面。我们频繁与之正式互动的人数会保持稳定。“邓巴数”支撑着社会，其规模从猎人和采集者的数百人到工业世界的数十亿人。在社交障碍开始之前，我们可以通过承受个人信息的认知负荷来做出最好的解释。因此，从认知上说，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有多高的理解能力，我们仍然是一个与自己的更新世直系祖先非常相似的物种。

冰河时代与人类

人类的进化是伴随着周期性过程，其间穿插着火山爆发之类的事件，在行星、海洋、大陆和地区的地理尺度上进行的。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人类所适应的当地生态模式，并通过食物资源的分布和稳定性，施加强大的选择压。

◎流动与最初的社会网络

当下的我们可以从狩猎和采集经济为主的流动社会的应对中观察到上述选择压的结果。季节性的资源丰匮、旱涝交替、寒暑相易，迫切要求上述社会发展出文化上的应对措施以避免陷入饥馑。这其中就包括了获取食物并高效储存的各种技术。由此，一年中各时段都能保证食物充足。鉴于当地生态环境各异，解决之道必然不尽相同。

在降低饥饿风险和应对本地选择压方面，有两种策略至关重要，即流动与共享。流动使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适应变化的食物资源。低纬度和高纬度社会的流动程度有所差异。在赤道地区，人们的饮食中大部分是植物性食物，因此人们经常迁徙，营地的使用时间也很短。水源的不确定、食物的难于储藏以及营地周围资源的快速消耗，都促进了沿着既有路线进行的流动。反之，在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猎人并不频繁迁徙，他们会永久或半永久地留在某些地方。与赤道上的同类相比，他们在这些村庄间移动的距离更远。他们有更复杂的技术来捕捉敏捷灵巧的海洋哺乳动物、迁徙的驯鹿以及鲑鱼，然后经过烟熏和干燥，保存在仓库、地窖和石砌的贮藏室里。

无论哪种环境，流动都是生存和成功的关键策略。因此，觅食者的生活场景最好描述为道路与游猎区，而非停留于固定地区。当农业在全新世期间应用于中低纬度地区时，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流动的减少，这显然会影响人口的数量。北极地区猎人的定居生活方式并没有带来人口增长，这不同于那些已经从事农业的人（见第三章）。

人类使用的第二种策略是构建社交网络。他们寻找食物和资源的路线，同时也是贸易、音乐和婚姻传播的网络，它超越了原有的血缘亲属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拓展了个人的接触范围。跨区域的交流和亲属关系网络被描述为“亲密关系”（kinshipping），即我们人类建立社交关系的能力不基于血缘关系，我们称呼的“阿姨”并不是真正的阿姨，孩子也是大家的“儿子”。例如，在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Kalahari），通过亲属关系和联盟，个人与配偶成了一个交换原料、手工产品和信息的跨区域网络的一部分。社会关系的建立发挥了保障制度的功用。假如当地的某些地区遭遇旱灾，关系网的成员身份可使灾民不受阻碍地前往能够获得帮助的地区。澳大利亚各地都能找到类似的网络，直到18世纪，那里都是狩猎和采集者的宝地。在那里，人们的身份因地而异，涉及出生地、信仰所在地、更远的旅行、狩猎和采集的地域，以及与血缘异同者相遇的地点。虚拟的亲密关系让我们在社会和地理空间中自由移动，展现我们物种好客的一面。当然，我们也会因此吃闭门羹。

◎地球轨道变动带来的变化

通过人们对当地生态的反应，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现今的狩猎和采集社会。不过，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和我们远古祖先所处环境之间的巨大差异：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的温暖的间冰期，而且变暖趋势日益加剧。因此，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转回到250万年至1。1万年前的更新世冰河时代。

人们早就知道，地球轨道、自转和地轴倾斜度的变化（分别称为偏心率、岁差和转轴倾角）会影响气候。利用天文数据，确定这些环行轨道周期的时长就成为可能，其中偏心率周期是10万年，转轴倾角周期是4。1万年，岁差周期是2。3万年。这些周期解释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并在广义上导致了更新世的温暖期和寒冷期。不过，为天文学家们所说的多变气候找到证据是很困难的，相关突破来自深海钻探计划。通过研究从岩芯中回收的小型海洋生物，我们可以获得它们微小外壳中氧同位素变化的连续记录。发现表明，海洋面积大小的变化（温暖时期大，寒冷时期小）会反映在这些微小海洋生物骨骼中两种氧同位素16O和18O的比例上。一项早期的发现认为，过去的80万年不像地质学家曾声称的那样经历了四次完整的“间冰期—冰期”循环，而是经历了八次。此外，与百万年前极地冰盖最初形成时相比，这些周期变化更加猛烈，成为地球变得愈加寒冷干燥的长期趋势的组成部分。偏心率（地球椭圆轨道每隔10万年的变化）目前主导着气候机制。80万年前，偏心率变化周期更短一些，极端转轴倾角周期持续时间也不到4。1万年。

▲冰河期是随着与太阳距离的改变以及太阳光线照射地球的角度的改变而产生的。

◎海洋温度与大陆架

冰盖的增长意味着海洋的缩减。后者提供的水分形成了覆盖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地区厚达3000米的劳伦泰德冰盖（Laure）。在其他诸如西伯利亚北部和阿拉斯加地区，尽管非常寒冷，却不曾有足够的水分来形成冰盖。

冰盖的扩张也有好处。在冰期的鼎盛阶段，世界海平面下降幅度达130米，使大陆架暴露出来，也把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连接起来，形成了白令古大陆（paleotia）。这些大陆架以前都是大块陆地。在白令陆桥地区，陆地增加了160万平方千米；欧洲芒什大陆架（EuropeanMancheshelf）则在冰盖以南增加了50万平方千米。然而，由于靠近冰盖而导致的极度寒冷和强风，使这些土地并非富饶多产或有吸引力。更引人注意的是非洲南端温带地区附近的一小片大陆架。但是，不论哪一个冰河期，获利最多的都是东南亚地区，当海平面到达最低点时，大陆架露出形成巽他古大陆（paleotofSunda）。与这片新大陆相隔一小片海的，则是萨胡尔古大陆（paleotofSahul），它包括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正如表1。5所示，陆地面积的扩大是十分显著的。冰盖削减海洋面积使陆地露出，上述两块古大陆合起来所占面积大约是露出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露出发生的位置。赤道穿过巽他古大陆和北部萨胡尔古大陆，这些古大陆大部分地区位于热带区域内。因此，它们位于太阳光照最强的区域，此时热带雨林正在减少，热带草原栖息地正在扩大。后者对人类是有利的，因为那里易于获得生存所需的动植物资源。

巽他古大陆的“发财机遇”（bonanza）——一旦实现了跨洋的萨胡尔古大陆也是一样——在于更新世期间海平面的下降是常态，而非特例。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最近一次“间冰期—冰期”周期（13万年至1。1万年前）的海平面曲线，我们会发现间冰期期间与现今海平面高度相当的时期只占大约8%。同样，最低海平面状态也只占了周期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地区海平面高度比现在的水平低20—100米，正如表1。5所示，这造就了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生态区里主要的新增陆地。

表1。5海平面不同下降幅度对陆地面积的影响（特别是巽他古大陆和萨胡尔古大陆）

◎大陆和地区：地质构造和沙漠

冰和海洋赋予了人类进化的节奏。地质构造运动形成的大陆、火山爆发和主要沙漠栖息地的变化都与巽他大陆架（SundaShelf）的露出一样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影响。

在过去30万年里，地质构造运动对陆地形态和造山运动影响甚大。旧世界有一条绵延超过1。1万千米的地质构造脊柱。它从沿着南北大裂谷（south-northRiftValley）延伸的“非洲之墙”（WallofAfrica）开始，向东穿过亚洲壁垒（RampartsofAsia）。该地带东部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上升速率估计每年达到5毫米，在过去20万年间造就了大量的地质隆起。东非和南亚的此类造山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形成的雨带以及高原对季风模式的影响。地质构造运动也使进化方式面貌迥异，丰富了生态多样性，还可能造成种群隔离，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新物种进化过程中的分化与成形。

当前生物多样性热点的位置反映了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任何一个地方的“热度”都是根据当地特有的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数量来衡量的。我们在绘制这些热点时，能清楚地看到这些“物种工厂”（speciesfactories）多位于热带地区附近，那里的太阳光照最多，初级生产力（以新植物生长量来衡量）最高。譬如东非和东南亚，那里的地质构造运动和火山活动很活跃，导致了栖息地以及生活其中的种群的隔离。主要的热点还分布在中纬度地质构造运动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土耳其和高加索。

▲1。2生物多样性热点（注：生物多样性热点也是人类进化的重要中心。T1和T2是旧世界早期人类最早居住的两个地区。）

最后纳入考量的主要的大陆栖息地是旧世界的沙漠。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沙漠带是深度历史中人们迁徙的障碍，它从撒哈拉沙漠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巴基斯坦，仿佛是非洲这个瓶子里的巨大软木塞。现在我们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有四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借助卫星图像进行了野外考察，揭示出以前存在的巨型湖泊、河流和广阔的内陆水系。当时的沙漠地区经历了干湿交替的周期循环，并不是扩散和交流的障碍。绿意盎然的阿拉伯和撒哈拉定期出现，在这期间水分丰沛。在更新世，撒哈拉以南的乍得巨湖（LakeMegachad）面积从36。1万到83。7万平方千米不等（北美的苏必利尔湖面积为8。2万平方千米，中亚的里海面积为37。1万平方千米）。撒哈拉以北的费赞巨湖（LakeMegafezzan）要小一些，但面积仍达到13万平方千米。对绿色阿拉伯时期古湖泊岸线的科学测定表明，上一个间冰期中，潮湿时段在13万年至12万年前占据很长时间，在8万年前也短暂出现过，这些时段里海平面也相应处于高位。因此，在阿拉伯和撒哈拉的绿色年代，旧世界东部以热带雨林为主的巽他古大陆面积最小。在各大洲，人类所需陆地食物资源分布的差异引发了吸引力条件在强弱之间的定期波动。

栖息地的变化也在地区的尺度上体现。上文提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正是本地物种特有分布比率较高的地区。另一片从法国西南部到阿拉斯加横跨北半球的大区域是猛犸象大草原，它以适应冰河时期寒冷天气的典型物种长毛猛犸象命名。猛犸象大草原在海洋性和大陆性气候条件下都是一个高产的畜牧环境，大量的兽群如驯鹿、马、野牛和长毛犀牛，以及狮子、鬣狗和狼三种食肉动物都表明了这一点。这里动物种群的生产力只有处于非洲低纬度地区的热带稀树草原才能超越，那里有更多的羚羊和马科动物，以及大象、长颈鹿、犀牛、河马和水牛等大型动物。在印度北部和中国的温带地区也发现了多产的动物栖息地。在人类到来之前，美洲大陆存在各种各样如今已灭绝的动物，包括乳齿象和某些大型的树懒、熊和犰狳。同时期萨胡尔古大陆的有袋类动物也极其多样，包括巨型袋鼠和犀牛般大小的双门齿兽（Diprotodon）。相比之下，西南亚热带雨林的植物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其中也生活着体型较小的森林动物，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种群。在其他地区，森林和草原之间的周期性变化不仅伴随着植物分布的变化，也伴随着动物分布的变化。同样的模式在欧洲大陆的分界线上也能见到，只是规模小一些。南面是一个避难区，而北面和东面区域依次扩张和收缩，其中的植物和动物适应着寒冷或温暖的气候。

植物和动物的这种区域性变化在意料之中，同时也是深度历史的一部分。区域边界通常很难划定，因为随着气候变化，生活在那里的动植物面临着生存压力，要么随着不断变化的栖息地移动，要么留在原地适应新形成的栖息地。但是在区域范围内，分布模式的持久性是能够观察到的，这显示了区域视角的价值。在东非，湖泊盆地在古人类进化中的重要性备受强调。在澳大利亚，水通常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为了研究人类的适应性，该大陆被划分为与主要流域相对应的区域。当语言的文化模式和物质文化在某地区重合时，人们在该区域内的互动似乎比在区域外更频繁。流域分区的方法也在欧洲得到应用，用来解释关于九个不同地区定居规模和频率的考古证据的差异。该应用中，流域还加上了纬度、经度和地形这些常数，无论太阳能在哪里转化为资源，无论所处环境是间冰期还是冰期，它们都是恒定的，并且适用于世界范围。

◎推拉因素和“物种工厂”

接下来是用来理解20万年以来人类进化的环境框架。我们看到了智人离开非洲时所遵循的祖先遗留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被认为是非洲和东南亚两个热带地区之间的推拉机制，这两个地区是生物多样性地图上主要的“物种工厂”。其他高度多样化的地区，如马达加斯加和南非沿海地区，其产品不是为了向外扩散。相反，它们为本地市场生产物种而不是出口，因此本地物种特有分布比率很高。但是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新种群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巽他古大陆同高加索和阿尔泰的北部中心地带之间的动物交换，与大陆规模增加的周期相适应，它的栖息地从热带森林变为热带草原；在潮湿的时段，撒哈拉-阿拉伯沙漠带反向将种群从非洲大草原吸引到南方，然后在干旱的时段又将它们逐往北方。这是古人类种群扩散的基本动力源，其精确的作用机制尚在研究中。沙漠、大陆架、雨林、热带草原和地质构造运动的推拉因素还不像它们所依赖的偏心率、岁差和转轴倾角的连锁循环那样已被很好地理解。

▲1。3新动物物种反复进化的“工厂”［注：东非和东南亚两个赤道地区（已圈出）突出表现为“工厂”，包括人类在内的新的动物物种在这里反复进化。这些地区也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环境的变化推动了这两个高产地区之间人和动物的频繁流动。这种钟摆效应形成了人类进化背后的地理引擎之一。］

澳大利亚展示了微型的效用模型。有人认为，这种推拉形式在大陆尺度上运作，人口增长从内陆的干旱地区走向沿海较为潮湿的地区。这些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正是因为可利用的资源对人口产生了吸引力，促使其跨越内部流域的边界而来。潮湿丰裕的沿海地区较高的疾病发病率促成了一种机制，使模型得以完善，这种机制平衡了人口与资源，使来自内地的移民活动得以继续。

这是全球范围内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无论经济基础是狩猎和采集植物，还是放牧和种植作物，人口增长最快的中心一直是温暖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赤道附近也存在疾病带，北纬46度以北地区紫外线不足会带来环境健康问题。但对于尼安德特人，或居住在北纬51度西伯利亚地区具有独特遗传特征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来说，后者似乎不是问题。

◎全能的人类

古人类和人类是如何应对这些气候变化的？他们可能无法适应未来或一个地球轨道周期的跨度，也无法预料海平面会下降。人们很容易认为，智人与我们祖先的区别，在于我们作为生态“通才”有能力应对大量环境挑战和机遇，利用技术找到关于季节性资源短缺、抵御寒冷和跨越海洋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的推论是，被智人取代的更早的古人类都是“专才”，适应了像猛犸象大草原那样的特殊环境。当面临从间冰期到冰期的环境变化时，这些专才要么继续寻找环境相同的地区，要么在当地灭绝。然而，通才和专才之间的区分忽略了古人类具备的灵巧技能和流动性，而这才是他们关键的生存策略。

除了“专才”和“通才”，还有具备第三类特征的种群，即全能的古人类。他们在环境变化的选择压下进化出标志性的全能性。由此，他们没有去适应过去200万年里日益寒冷和干燥的气候。如果他们适应了，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环境塑造的专才或通才。我们认为环境的不一致性，而不是更加干燥寒冷的气候趋势，在更新世期间施加了最大的选择力，并导致了在本地范围内对古人类产生的影响的多变性。譬如能提供生存所需食物的小块土地，它随着季节和时间发生变化。通过检查从深海岩芯中获得的更新世温度曲线，我们对全能的古人类可能的环境选择进行了推测。这条曲线是目前我们唯一有连续记录的环境变量，覆盖了人类进化的时间范围。研究结果很明确：当温度反复无常（当然环境也因此频繁变化）时，全能者在模拟实验中打败了“专才”和“通才”。

古人类成为像加拉帕戈斯（Galápagos）的雀类和吃地衣的驯鹿这样的生态“专才”，或是像杂食的熊和猪这样的饮食“通才”，同解剖学和生物学要素无关。但是为什么只有全能的古人类，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物种，而不是其他古人类？我将在最后一节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