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居全球
我已经谈过定义人类的三条路径——解剖学、基因和人工制品(还可参见第二章),现在是时候转向第四条路径,从地理学方面提供一幅农业产生前10万年的全球散居的图景。为此,我要提到所谓五个人类地球(Terrae)中的两个,描述其发展过程。人类地球形容的是地球在特定时间被人类的祖先群体占据的情况。我首先关注距今20万年到1。1万年的时段,涉及2号地球(180万年至5万年前)和随后的3号地球(5万年至4000年前)。
人类在这个有限地理范围内的活动是由前文已经描述过的环境动力驱动的,受撒哈拉-阿拉伯沙漠带的干湿交替和热带的巽他古大陆海平面高低起伏影响,该动力在大陆范围内发挥作用。这种大格局在较小的区域范围内会受到持续的地质构造变化的影响。但是在2号地球的旧世界范围内,地理区域为最早广泛分布的古人类(直立人,Homoerectus)所占据,他们在接下来的200万年间繁荣增长。这是我们种群最早的代表(智人)没能突破的范围。
我们对第二阶段3号地球的人类地理更为熟知,因为它包括萨胡尔古大陆、俄罗斯北部未受冰川影响的北极地区、白令古大陆以及美洲的各类栖息地。在最后一个冰河期(7。1万年至1。1万年前),指数级的扩散开始了。它是由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流动人口完成的。冰河时期的人类除了狗之外,没有其他家畜。扩散需要技术进步,包括船只、防寒衣物、房屋以及新技术——譬如储存食物和去除高产植物所含毒素的能力。但最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需要一个新的社会框架,从而允许人们跨越地区,不在原地停留。3号地球的定居者没有到达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他们的定居依赖被驯化的作物和动物,以将人类的栖息地转移到遥远的大洋洲。全球散居的历史发生在全新世晚期的4号地球。定居者不是去适应环境,而是利用环境。
对比2号地球的古人类世界和3号地球的人类世界,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总结为在熟悉的封闭区域内外的生活。离开非洲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出现并将很快取代居住在非洲大陆以外的古人类。相反,那些“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他们的预期对手“基因意义上的现代人”,都是2号地球上普通的居民和旅行者。最近在中国福岩洞发现的现代牙齿同以色列斯库尔(Skhūl)和卡夫泽(Qafzeh)洞穴挖掘出的AMH的古老头骨,其年代已经通过科学方法被确定为13。5万年至8万年前。这些发现说明了传统扩散模式是从一个大陆物种工厂到另一个,从非洲到巽他古大陆,又从巽他古大陆回到非洲,但总是停留在2号地球框定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已经存在了差不多200万年。
◎是什么让全球扩散成为可能?
前面提到的船只和御寒衣物当然有助于全球扩散,但它们的短缺并不是长久以来限制地理扩散的唯一因素。技术进步不受脑力和灵感的约束,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想象新事物的社会环境。在石器时代没有必要发推特,就像生活在硅时代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石质箭镞一样。
激发这些创新以及那些被视为象征性想象标志(艺术、装饰和第二章会谈到的葬礼仪式)的社会背景,涉及四种文化元素:
1。一个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种关系跨越几代人,遵循权利(如婚姻伴侣)和义务(如好客)。这些关系没有基因上的禁忌,允许个人通过建立亲缘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他们的社会影响。
2。不同时期所需材料和物品的积累和消耗。这涉及食物和原材料的储存,还包括收集和囤积贵重物品。
3。利用这些资源来建设由男性控制的社会。以前,是女性和当地生态系统中的最佳资源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两性之间的合作方式。男性现在合作保护这些资源,并通过亲缘关系控制经他们许可的交换链。
4。家庭经济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并为全球定居者提供了机会,将生活场景(环境生态位)随着他们一并迁移。农民的迁移和园艺种植者在太平洋的定居就是两个实例。
◎识别定居者
无论是AMH还是GMH,都没有特有且广为使用的新的人工制品来反映其迁移活动。然而,考古学家习惯于用清晰的证据来确定流动的人群。最明显的例子是从近东进入欧洲的农民,他们带去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众事物,包括长屋、罐子、石磨、锋利的斧头、绵羊、小麦和大麦。这一波扩散的浪潮把当地的猎人挤到一旁,并在几千年内将其淘汰。类似的一波全新的文化层面的浪潮来自农业的传播和拉皮塔(Lapita)文化的扩散,前者5000年前进入非洲,以作物、牲畜、特色陶罐、冶金学、班图语为标志;后者在3500年前开始向遥远的太平洋进发,以装饰繁多的陶罐、复杂的葬礼仪式以及各种驯化过的作物和动物为标志。
但是,如果运用3号地球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视野来观察深度历史,画面就会被扭曲。在更早的2号地球范围内,没有什么相应的标志能反映人类在大陆之间的多次迁移活动。20万年至5万年前,石器制造技术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栖息地都非常相似,通常是从精心准备的石坯上敲出薄片状的石板,然后修整成一套尖头、刮刀、小刀、槽口和刻刀。镶嵌技术已经存在或成熟,这是一个将人工制品(通常是骨头、金属或石头)连接到手柄或皮带的过程,并由此生产出木材、石头、筋腱和黏合剂制成的复合人工制品,这是自然界所没有的。实际情况就是2号地球大部分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都是相同的。那么,追踪AMH和GMH迁移活动的特有的文化标志物集合在哪里呢?
但是3号地球的欧洲不能代表2号地球的世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不同的种群从东非和巽他古大陆的“物种工厂”来到这里。初步的遗传证据表明有许多次迁徙活动。利用公认的并不准确的分子钟来确定它们的年代是一个挑战。从考古学角度看,它们踪迹难觅。
◎2号地球的非洲(20万年至5万年前)
根据目前的证据,定义人类的三条途径(解剖学、人工制品和基因)在非洲汇聚到一起。埃塞俄比亚的赫托和肯尼亚的奥莫发现的最早的AMH具备了表1。2所描述的特点。人工制品的证据显示了贝壳装饰、骨器制作技术、胶黏镶嵌、颜料使用和独特的发射物等方面的全面革新。此外,在同一个地点还发现许多非洲人的文化技艺。尤其在南非沿海、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RiverMouth)、尖峰地区(Pi)的大型洞穴以及布隆伯斯洞穴(BlombosCave)里发现了历史悠久的遗存,在这些地方都能追踪到上述革新的痕迹。好望角地区的革新特别丰富,北非的洞穴也是如此。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摩洛哥的塔福拉特(Taforalt)的鸽子洞(GrottedesPigeons)里发现了贝壳制成的珠子。更惊人的是,在相隔8400千米的布隆伯斯洞穴里,同样的纳斯鲁厄斯·克劳斯海贝(Nassariuskraussianus)被用来制成珠子,然后被串成项链。
这两个洞穴里的发现,用科学技术测定的年代至少追溯到8。2万年前。将这些发现同来自数个南非洞穴的经过切割雕刻的赭石碎片放在一起考察,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非洲出现了第一件非实用的、具有象征性的艺术品(参见第二章)。
就解剖学和物质文化而言,2号地球时代的非洲是一个创新的大陆。这是一块庞大而多样的大陆。毫无疑问,非洲内部与外部的人口流动同样持续不断且复杂。中国南部和西南亚其他地方出现的AMH遗存,在箭镞、贝壳制品或颜料的使用上没有同样的创新。埋葬行为大部分发生在以色列斯库尔和卡夫泽地区。这种有意的埋葬行为在过去为尼安德特人占据的北方地区相对常见。
第三条证据是基因。分别基于现代Y染色体和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数据的男性和女性谱系地理(phylogeographies),在非洲人之间比在其他任何现存群体中都更加多样化。基于分子钟和突变率的年代测定存在统计上的不确定性。然而,有迹象表明,今天所有线粒体谱系的起源都是来自生活在19。2万年前的一位女性。这些谱系被细分为称为单倍群(haplogroups)的分支,正是它们构成了谱系生物地理学重建人类起源的数据。源自线粒体夏娃,四个单倍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化,其中最后一个L3单倍群据分子钟估计出现在7。2万年前。因此,当具有现代长相的人出现以及物质文化发生创新时,GMH似乎已经在非洲四处迁移了。考虑到人类有杂交的倾向(如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不把20万年前这个时间点之后的所有非洲人都看作智人,也就是后来的“现代人”,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但是他们的家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什么方位?对L3单倍群的数据进行建模表明,人口增长发生在8。6万年至6。1万年前。东非正是这种情况。这一地区同样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也是人类基因最多样化的地区,因此东非符合条件。
L3单倍群的意义在于,它是唯一一个在非洲内部和外部的现代种群中都有发现的单倍群。最大的问题是它什么时候搬到了2号地球的其他地方。有人提出,7。1万年前苏门答腊岛上多巴(Toba)火山的大规模爆发导致了一个火山冬季,毁灭了亚洲的区域种群,促进了人们离开非洲。但是这种影响被夸大了,火山灰下落确实可能具有毁灭性,但在其他地方,人口流动和较少的人口数量使快速适应新环境成为可能。例如,多巴火山大爆发并没有使另一种大型灵长目动物猩猩灭绝。
◎3号地球:抵达萨胡尔古大陆(5万年前)
解剖学、基因和文化创新要素在大陆的汇合,是非洲被视为起源之地的原因。而萨胡尔古大陆(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则是被定义为全球物种的人类的扩张目标,这一旅程的开启,使他们成为今天孤独的种群,是仅存的还保有原始基因的一支。6万年至5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标志着2号地球和3号地球之间的过渡,同时也是深度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当人们告别2号地球抵达这一地区时,新的单倍群被建立起来,许多表型变异如肤色、头发、身高和面部结构的遗传基础被奠定,这些变异在地区人群中仍然可见。
关于从起源地东进到目的地的路线一直争论不休。古遗传学家斯蒂芬·奥本海默(StephenOppenheimer)描述了一条从阿拉伯和印度到东南亚的沿海路线,这是一条巨大的扩散弧线,沿途丰富的海洋资源促进了人口增长,并推动了扩散。同样,北部陆路可以将流动人口带到土耳其到伊朗一线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并从那里到达2号地球的其他地区以及北纬55度的环境边界之外。两条路线都没有任何考古证据的支持,考古遗传学的时间数据也不可靠。这就是萨胡尔古大陆的最初定居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应该存在一条至少70千米长的水上通道,最有可能的方向是从苏拉威西(Sulawesi)到巴布亚西部(ua)的多贝拉伊半岛(Bird’sHeadPeninsula)。通过放射性碳测定,萨胡尔古大陆年代最早的考古证据来自伊万涅山谷(IvaneValley),它位于东部的新几内亚高地,海拔超过2000米。在那里发现的石斧和露兜树果壳(Pandanusnutshell)的年代在4。9万年至4。4万年前。4万年至3。5万年前,萨胡尔古大陆的主要栖息地就已经有人定居,这些地区包括新几内亚的高地和干旱内陆、塔斯马尼亚西南部的冰川地带和北部沿海地区的稀树草原、大洋洲附近俾斯麦群岛(BismarckArchipelago)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Islands)的大型岛屿,这些地点都要跨过海洋。由于萨胡尔古大陆有明确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谱系,我们就有可能对扩散速度做出估算。从多贝拉伊半岛到塔斯马尼亚岛西南部距离7500千米,放射性碳测定其年代跨度为5000年,速度相当于1。5千米年。这一速度的实现有赖于使用薄片而不是石刀的石器镶嵌制作技术,以及渔民—采集者—猎人的流动生活方式。
北纬55度以北的定居点所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极端的寒冷,还有人类定居点的退化。这些定居点特别强调商品以及亲属关系这样的习俗,它们将人们连接到一个稀疏的区域网络。假如人口密度低且食物储备缺乏,我们就很难了解人们如何通过可预测的交往和聚集来发挥社会单元的功能。
定居在未受冰川影响的北极地区并走过白令陆桥的人群来自哪里尚不确定,但两个候选地是阿尔泰和贝加尔湖地区,其考古地点可追溯到5万年到4万年前。其中最早的一处北极定居点——亚纳犀牛角遗址(YanaRhinoSite),在西伯利亚北部北纬71度的地区被发现,其年代可追溯到3万年前。在北极圈西伯利亚中部相似纬度地区发现了一只被猎杀的猛犸象,其年代可追溯到4。5万年前,它为亚纳的证据提供了有力支持。亚纳遗址位于白令陆桥以西3000千米。那片地区有明确考古纪年的最古老的遗址位于阿拉斯加的天鹅地(Soint),距今1。4万年。一项对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快—慢—快”的速度模型,用以描述人类从阿尔泰到阿拉斯加这接近7000千米的扩散历程。伴随着这一定居趋势的人工制品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单一的体系。
当人类在北美穿越冰雪去寻找太阳时,文化多样性也显露出来。他们选择的路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若冰雪融化了,他们可能由陆路而来,或者驾船沿着西海岸南下,或者两者兼有。多年来,克洛维斯(Clovis)文化中华丽的石制投掷矛尖被视为这些第一批定居者的标志,它们在各大洲以不同形式出现。放射性碳测定的第一波扩散年代表明,定居者们移动得非常快,以14—23千米每年的速度占据新领地。以这种速度,他们在进入无冰的北美地区后用了大约1000年到达南美洲的南端。然而,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克洛维斯的矛尖并不代表第一批美洲定居者。对放射性碳年代的法医研究揭示,克洛维斯文化只延续了200年,从13130年至12930年前。这就使关于定居速度的估计不大可信。另一种可能是,在克洛维斯文化出现之前,这些独特的石制矛尖可能已经迅速传播到广阔区域,要么作为一种理念,要么作为交换和展示的对象,并且这是在没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实现的。来自智利的蒙特维德(MonteVerde)、宾夕法尼亚的梅多克罗夫特岩棚和得克萨斯的德布拉·L。弗里德金(DebraL。Friedkin)遗址这些年代更早的遗存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论点。这三个地方都能可信地追溯到至少1。5万年前,甚至可能更早。来自这些广泛分布的地方的人工制品没有任何类似克洛维斯特征的人工制品,它们在许多方面彼此不同。它们也不像克洛维斯那样与巨型动物有关。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动物资源刺激了急剧的扩张,并导致了美洲动物种群的大规模灭绝。对克洛维斯手工艺品的解读看上去是另一个例证,即对大陆最早定居地的考古调查总期望重复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分散的模式。
◎3号地球:欧洲
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与当时的同类相当,所有种群的个人社交网络规模都达到了“邓巴数”所说的150人。社交网络中其他成员数量的日益增长对任何灵长目动物都造成了接触时长的问题,人类也不例外(见表1。4)。有一个推论是尼安德特人和人类都有语言。讲话处理信息的速度更快,在更大的个人社交网络中进行有效互动由此成为可能。
尼安德特人也精通象征性行为。他们有一些简单的装饰品,如涂有赭色的贝壳和墓葬,但仅存在于洞穴里。他们挑选并穿戴黑色的鸟羽,用鹰爪制作珠宝。他们所表现出的差异在于诸如亲属关系这样的基础社会结构。他们同2号地球紧密相关。尽管他们在其间活动,但没有越过边界。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储存材料和货物的证据,由此表明他们已经与他们的同类,甚至灵长目祖先不同,在当时已经控制了资源。
人类在上个冰河时代的一次短暂缓和期内来到欧洲定居。2。6万年前,当冰川环境完全恢复后,随着芬诺斯坎迪亚冰盖(Fenno-Savias)的再次扩张,大陆分水岭以西的大部分地区被放弃了。已经有一个大型放射性碳数据库建立起来,用以研究来自南方长期避难区的种群随后在该地区的人口重构。这一过程开始于1。6万年前一个非常寒冷的阶段,起先规模很小,随后在温暖的间冰期加速。仅在1。29万年至1。17万年前的新仙女木时期(YoungerDryasperiod),随着环境恢复到接近冰河时期水平,人口数量才有所下降。定居点从欧洲南部向北部扩张,推进了925千米,速度达到了每年0。77千米。向无主土地的迁移有一个明显的考古学标志,即所谓马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根据对人口密度的人种志估算,我们得出在间冰期末期(LateGlaterstadial)向北方扩张的过程中,西欧避难区的人口从1。7万人增加到6。4万人。
小结
新仙女木时期结束时,3号地球的世界包括除南极洲以外所有的大陆,根据目前最乐观的估计,人口总数为700万人。在接下来的1。1万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0亿人。然而,尽管数量在增长,创新、技术、经济和社会日益繁杂,但有些方面仍保持不变。得益于亲属关系、社会群体、物质储存和男性之间的合作,这700万人已经到达了全球,随之而来的是控制权的变化和资源的重新组合。他们也达成了全球地位的第四个要求,驯化作物和动物。他们还没有放弃前人的流动策略,即资源与不同规模和停留时间的人口单位相匹配。从认知上说,这些人在他们的个人网络中所能找到的同伴是有限的。凭借这一网络,人类历史上的雄心和想象力得以实现。150人的“邓巴数”被证明是万能的,因为它将本书其余部分描述的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因此,对于第一批被我们认为是自己直系祖先的人是否与他们的过去有很大程度的决裂,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并非革命的产物。我们成为孤独的全球物种是想象力的结果,并得到先进认知技能的支持,这赋予我们神话、后代、祖先、神和历史。这是一个聪慧、多才多艺的直立行走物种的文化梦想,他总是擅长动手,擅长说话,具有社会创造力。这种被社会和文化验证的想象力,预见到超越、冒险以及走出古人类长期生活的2号地球舒适区的益处。依靠想象力建立世界,然后生活其中,正是人类的特征。定居3号地球提供了最清晰的图景,表明我们的祖先何时跨过了门槛,从古人类的历史变成人类的历史。我们总能深刻地吸取过去的教训。正如“邓巴数”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所显示的那样,进化原则仍然在构建我们的生活。但是,一旦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有人居住,向着未知海岸的航程与充满开发潜力的实验就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