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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思想革命 近代早期世界的智识和艺术（第1页）

第九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思想革命：近代早期世界的智识和艺术

曼努埃尔·卢塞纳·吉拉尔多

“过去的我们处于世界边缘，但现在我们在其中心位置。”这是工程师兼人文主义者埃尔南·佩雷斯·德奥利瓦（HernánPérezdeOliva）于1534年向科尔多瓦（Córdoba）贵族陈述的理由，当时他提出了一项使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通航的紧急项目。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命运的转变，前所未有。”确实，西欧人在长期以来对自己的全球边缘化地位感到焦虑之后，现在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现身陷一种不可避免且动态联系的世界网络中。他们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其他大陆的人们经历了同样的突变。在大西洋的岛屿和沿岸，人们经常发生新的暴力冲突，欧洲探险家、奴隶和传教士们在14世纪首次遇到了与以前没有过记录的人群会面的震惊，从而引发了相互发现和适应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导致大多数人得出“人类是一体”的结论。

在工业化时代之前，欧洲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全球化经历了缓慢、多向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逐渐相互了解，断断续续地相互交流。首先，陌生人之间的对话状况百出，要以手势、面部表情和声音作为辅助。笔译和口译人员在每一次交流中都同时充当调解者的角色，有时会由于误解加剧或判断失误而引发冲突，导致不利影响。以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为例，他的同伴路易斯·德托雷斯（LuisdeTorres）通晓多国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此外可能还懂阿拉米语等语言。当他试图用欧洲语和亚洲语徒劳地盘问当地人时，当地人却在无动于衷地吸烟——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多么吃惊。不同文化的最初接触往往放弃了相互理解的尝试，而以暴力和死亡告终。系统化的策略——逃跑或自我隐藏——我们把它与今日所说的“与世隔绝”的人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策略还没有被广泛采用。从幸存者的角度来看，适应不可避免的情况通常是最佳选择。远道而来的新人就住在那里，没有回家的希望。例如，阿兹特克人设想的可能性（交换礼物，然后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离开）是行不通的。对财富和权力的炫耀并未阻止欧洲侵略者反而吸引了他们，梦想比现实对侵略者的影响更大，想象中的胜利比实际成就更多。一种源自航海的骑士文学中虚构的英雄主义模式，把冒险家们捆绑在一起。葡萄牙民族诗人卡蒙斯（s）1572年的作品《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siads）是他从亚洲航行归来后不久写作的，它改编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捕捉到了这种精神：“扬帆起航。这是至关重要的。能否生存？那得靠功德了。”

传统的基于海战和“征服与占领土地”的战争叙述，无法编码所谓全球化的DNA。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关系的惯例来追踪它。分散各处的文明相互交换文化特征并得到发展，直到在某些方面逐步趋同。在这样长期融合的背景下，这种关系缓慢地，有时是痛苦地，但通常是和平地在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建立起来。这一过程虽然不可逆转或者说至少还没有逆转，但仍然是反复试错的过程，不时会被颠覆和意外事件打断。

这是一个更大的全球环境变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微生物、动物和植物在以前支离破碎的大陆之间交换，永久地改变了现有的景观和生命。从16世纪开始，除了信奉教条的思想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令人信服地看起来完全“纯净”或“原始”，没有任何东西是纯粹的“人类的”或仅仅是“自然的”。全球链接的网络已经“腐蚀”了它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我们所有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祖先来自别处。

此外，对异国情调的迷恋产生了新的或新近扩展的欲望、消费和上瘾习惯。例如，中国的物产影响至远，出现了墨西哥的瓷器仿制者、波士顿的茶党、阿姆斯特丹的大黄（以前是中国药典的秘密）种植者。语言的局限性因此显现出来。你怎么能向一个从未见过菠萝的人解释菠萝是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巧克力、咖啡或茶成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成为愉悦的手段、求婚的必需品，或者在后来成为工人的廉价消费品，那它还会有回头路吗？

无论如何，世界范围内近代早期的思想革命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出现了可以彼此了解的庞大的组织框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以及共同接受的翻译规范，在巨大的交流沟通空间或领域中，思想和制度得以孵化、复制和部署。全球帝国与其说是通过煽动冲突，不如说是通过建立共同体来提供这些先决条件。最终，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通常会找到方法将他们帝国的子民在共同利益、合作冒险、相互依赖的网络、忠诚的焦点、婚姻联盟、致富的机会，甚至共同的情感、信仰和意识形态上联系起来。

文化是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它使所有其他形式——经济的、技术的、科学的和生态的——成为可能。我们需要牢记这些事实，因为我们试图超越以往对全球史的偏爱。以往的全球史叙述是天定的、线性的、进步的，是一个将欧洲投射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过程，仿佛从14世纪到19世纪发生的事情，是一段进化的插曲，是优越的文明战胜了野蛮，或者是“选民”——这可能是唯一重要的部分——战胜了假定的野蛮。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定义自己是文明人的“中心”广泛分布在全球各地，而他们眼中的“边缘地带”则是低人一等的，可以被征服或剥削。他们遭遇的结果并不总是如征服者或殖民者所期望的那样。所谓劣等文化通过生存展示了人类的韧性。克里奥尔（Creole）社区出现了。白人变得土生土长。非洲人的定居点和城市所反映出的几内亚或安哥拉的生活方式在美洲成形。中国企业在马尼拉和墨西哥的业务蓬勃发展。美洲的土著或亚洲的首领、最高统治者出现在欧洲要求他们的权利。北美欢迎印度商人和中国穆斯林，并培养了混血的美国人。所有这些和其他人类的新奇事物反映或创造了社会、文化和生活的中间形态。

其结果是，随着大都市中心的成倍增加，地缘政治呈现出新的面貌，培育了前所未有的混杂人口，并创造出新的边缘地带。新中心通常都有自己的赞美者，他们把这些地方书写为有利于培养美德的地方，其由上帝指定，并通过“朝圣者”、圣人或英雄的存在或遗迹来升华。我们可以称其为竞争性的多中心主义，这是文化融合的影响之一，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旅行得足够远，有时在某些地方不一定要很远，你可以遇到土著天主教神父、黑白混血的独修隐士、光照会的麦士蒂索人（mestizo）成员、富有魅力的新教牧师，以及佛教和伊斯兰教改宗者。以不同的方式，政治混乱在欧洲的“复合君主制”中共存，这种君主制将不同的领地和领主结合在一起，效忠于一个共同的王朝；或者，尽管统治者的政策是排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影响，但在中国，国家在满族的统治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多样化；或者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地方领主的自治权发展到了惊人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沿着各自独特的路线发展起来。

基督教世界

全球性事件促使思想家们对新的重大问题做出回应。在欧洲，基督教在16世纪四分五裂。特伦托公会议（ThecilofTrent，1545—1563年）将天主教改革变成了一场反宗教改革，这使新教脱离教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除非使用武力。与此同时，分裂主义将新教徒划分为多个不断繁衍的教派。相互竞争的魅力和灵性激增，而在遥远的异教世界中发现了以前从未被发现的广阔世界，这在神学家之间引发了长期而复杂的辩论，为哲学家们揭示了令人困惑的新奇事物。1577年，西班牙腓力二世（PhilipⅡ）政府向新大陆的官员发放了被称为“地理关系”（RelaesGeograficas）的调查问卷，其目的是汇编系统化的数据。这些问题包括“当地人的理解、倾向和生活方式，他们是否有不同的语言或某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在异教时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奉献、仪式和风俗是好是坏”。令收到回函的官员大吃一惊的是，有些异教徒对权威和神性毫无概念。对有些人来说，过去似乎并不存在，除了眼前呈现在感官上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从西班牙人的角度来看，同样使其感到奇怪的是其他社区没有财产概念，或者没有反对食人和**的自然法则。

绘有征服阿兹特克场景的可折叠屏风是很受欢迎的装饰物品。在这里，它们总是展示着菲律宾和日本艺术品对17世纪墨西哥的影响。西班牙的君主制极大地扩展了对新大陆居民开放的贸易范围。[解说信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阿玛拉·索拉里（AmaraSolari）教授和马修·雷斯托尔（Matthe

在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向世界传福音时，基督教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欧洲充当了教理和实验的试验场，这些教理和实验在之后转移到其他地区的公共生活之中。许多观察家将美洲原住民和卡斯蒂利亚农民归为一类，即简单、质朴的生物，智力有限，因此在法律上对其行为不负责任。为了使他们免于重大的判断错误或行为失范，他们需要监护人或道德引导者的监护。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扩张似乎是法律干预和比较道德民族志的一次大规模实践。它使监察员在不同的社会中寻找或设计出相似之处或共同之处，从而使异类的方式变得容易理解。探险家们总是问：“这个或那个结构、部落或风俗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它们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墨西哥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Cortés）在他著名的《科尔特斯信札》（Cartasderela）中提到，特诺奇蒂特兰的大寺庙有塔楼，看上去就像一座清真寺。

▲《出岛风光》（ViewonDejima），J。M。范莱茵登（J。M。vanLijnden）绘，C。W。米林（C。W。Mieling）据此彩色石印。长崎湾一个人工岛上的荷兰贸易哨所，这是日本在江户时期唯一允许与西方直接贸易的地方。

同样，新大陆的居民必须努力了解新来者，即便只是为了抵御攻击。例如，一些玛雅人似乎把西班牙人当作另一群来自墨西哥中部长期存在的入侵者。在日本的丰后，日本商人和传教士发现自己被当作“来自印度的人”。也许应对新来者的最佳方式是适应并管理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而带来的影响。这在流动的边界上相对容易，因为那里的本地权威是分散或低水平的。智利的阿劳干人（Arauo）或大平原的科曼奇人（anche）学会了部署骑兵和使用火器，迅速缩小了与入侵者的技术差距。他们不能被征服，因此，他们能以彼此尊重、共同利益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互惠互利为基础，与西班牙帝国谈判讨论双边关系。在加以必要的修改后，一种类似的妥协在日本盛行。在驱逐或消灭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侵略者，并扼杀了日本向天主教的早期转变趋势之后，幕府利用1634年在长崎湾建造的人工岛出岛收容位于领土边缘的荷兰商人，这是因为外国人不被允许亵渎日本的“圣地”。

宗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对于征服者来说，宗教为他们惊人的成功提供了一种巧妙的解释，同时还向其提供了来自福音派的辩护，这种辩护在早期得到了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仲裁者——教皇——的认可。1455年，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Ⅴ）把从穆斯林和异教徒手中征服的西非土地交给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oⅤ）和他的继任者。1493年，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Ⅵ）将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以及已发现和待发现的大西洋其他岛屿，授予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他们同时具有传教的义务。另外，对于新帝国的土著居民来说，宗教为他们提供了占有和开拓土地的选择余地——从表面上看，这是强加给他们的。因为受洗礼的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地位截然不同，例如，对于横渡大西洋的非洲奴隶来说，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除了那些基于同为上帝子民而享有的权利——在奴隶船只的舷梯脚下向奴隶喷洒圣水，或者向他们提供教义问答，然而做这些之前根本不必征求他们的同意。

▲萨尔瓦提世界地图（SalviatiPlanisphere），绘制于1525年。这张世界地图展示了“托德西利亚斯线”（TordesillasLine），这条线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理论上商定的划分各自在大西洋航行范围的子午线。在实践中，无法精准地确定它。地图没有按照惯例画出想象中未开发的区域，而将它们留为空白，以吸引未来的探索。

回到欧洲，关于天意的构思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各地。地中海各城邦，尤其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黑死病之后繁荣起来，但这似乎孕育了异端邪说和任性的邪教。腐败和分裂侵蚀了教皇权威和宗教秩序。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于穆斯林土耳其人之手，这个东方基督教最古老、最受尊崇的国家被彻底摧毁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骗子、假先知、假圣徒和女巫出现，威胁要把黑暗王国强加于人，而卑鄙自私的基督教统治者则无视上帝的意志，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神圣的使命与教徒的职守促使每个人“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早在1517年，在奥斯定会士（当时的身份）马丁·路德（MartinLuther）于维滕贝格（Wittenberg）发表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前，一种天意论和改革的情绪就已经席卷了西欧，更遑论末日论。印刷术的普及、书卷主义的兴起、对经文不可控的获取和重新解释、《圣经》译本的增加，以及支持白话礼拜的运动：所有这些都刺激了新的奉献形式。在16世纪和17世纪，传福音者专注于以前被忽视的目标：城市穷人、精神贫困的乡下人、与世隔绝的偏远社区，甚至是世界遥远地区的奴隶和新教徒。欧洲的再基督化表现在一系列努力中，包括宗教裁判所的如下行动：“锤击”女巫（正如迫害者所说）、铲除不信者，并与根深蒂固的流行文化做斗争，包括占星术和算命，比如公开对上帝的不信任或不恰当地优先服从迷信或异教徒。

统治者日益增长的权力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既是贡献，也是结果。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只要不抗衡或损害世俗权威，君主们就会偏爱虔诚的客体。如果各国感觉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对抗教会——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在这方面，就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欧洲在宗教改革后的态度分歧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得多。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本土精英们讨论接受还是拒绝基督教的方式，可以与德国君主们关于是否接受新教以及如何实施“教随君定原则”（统治者的宗教决定被统治者的宗教）的决策相提并论。在所有情况下，当真理为权力服务时，它最容易被识别出来。

灵修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效法基督》[3]（ImitatioChristi）拥有众多的读者就说明了这一点。奥斯定会士托马斯·厄·肯培（Thomas删Kempis）于1471年完成了该书的手稿，后来付梓发行。他是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某个新团体的成员。托马斯的目标读者是僧侣和修士，但这本书在那些想要发展“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平信徒中很受欢迎。从任何意义上讲，一个更具煽动性的例子是，1498年，一位弥赛亚式的修士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GirolamoSavonarola）在佛罗伦萨的西格诺里亚广场被烧成灰烬，在同一个地方他曾经燃起一堆堆虚荣的篝火，把包括化妆品和据说不合适的书籍在内的奢侈品焚烧殆尽。他主持的宗教仪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教众，聆听他谴责人文主义所珍视的一切，以及对美第奇王朝、**和教皇的谴责。不久之后，在西班牙，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eros）发起了一场严苛的天主教改革，强制执行戒律，质疑道德标准——一些宗教人士对自己的誓言漠不关心，宁愿逃往非洲与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不愿抛弃妻妾。这样做的效果是暴露了缺点，同时也实现了改进。社会问题助长了宗教情绪。在人口重新增长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时期，许多教会体制内的成员的世俗消遣引发了丑闻和不满，而国家权力（财政、军事和官僚制）的增长，也加重了其臣民的负担。一些新教徒，如在德国与其同时出现的再洗礼派教徒，为诸如废除战争、废除货币和财产共同体这样的理想所吸引，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绘于1498年一幅的匿名油画中，孩子们在佛罗伦萨的主广场上玩耍，生活如常，而萨伏那洛拉的柴堆里堆满了处决他的燃料。

虽然美洲有未被同化的原住民，但也有许多处于低特权和低繁荣水平的欧洲人，他们同样没有信仰的指导。敬虔的阶层和机构试图推广新的宗教思想和实践，向未被传福音的人传福音；对未被传福音的人来说，这是为了深化其皈依。的确，人们很容易认为，新教和天主教的改革，都是神圣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的各个方面，目的是根据精英阶层关于秩序和纪律的观念，来对抗和改造一种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大众宗教形式。特伦托公会议宣布：“所有的迷信都必须被镇压。”因此，人文神学家解释说，圣徒的角色仅限于享有特权的代祷者。每一个奇迹都是上帝单独创造的，关于神的介入的主张必须是保守和怀疑的。异教似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1553年，波尔多（Bordeaux）的一位耶稣会士抱怨说，他在附近的乡村发现了一些“从未做过弥撒，也没听过一句教义”的人。1615年，同一教团的一名成员对他的许多同伴想要在亚洲或美洲当传教士感到困惑，“这里有那么多人不认识上帝，甚至不相信祂的存在”。1693年，瑞典波罗的海某省的总督下令摧毁某些石头和树木，以防范异教徒，并“为了不留下任何可能被迷信滥用的东西”。

作为一般的有组织宗教的典型，天主教当局通过控制对神迹和遗物的认证等方式，加强了他们对宗教仪式的垄断，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例如，1622年3月12日，格列高利十五世（GregoryⅩⅤ）一举封伊西德罗·拉夫拉多尔（IsidroLabrador）、斐理·乃立（PhilipNeri）、亚维拉的德兰（TeresaofAvila）、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Loyola）和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Xavier）为圣徒。其中，最后两位是耶稣会士，他们分别是耶稣会的创始人和英勇的传教士，但他们在即将展开对中国的宣教时就去世了。第一个是一个已婚的平信徒，他会求雨和寻找水源，他在马德里（1606年最终成为西班牙的首都[4]）的城镇和宫廷里有许多奉献者，这使他成为当地的守护神。圣德兰结合了女性、作家和教会博士的不同寻常的特质，她改革了加尔默罗会，并发展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宗教信仰形式。在她的生活中，她解释了自己信仰的第一步：

“房子的旁边有一座花园，那是我们玩隐士游戏的地方。我们堆起那些容易砸到我们身上的石头来建造用来祈祷的小庇护所，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布施——但那并不多，也不经常。我为自己的祈祷寻找独处的地方，我祈祷的次数很多，尤其是念诵《玫瑰经》（Rosary）。和其他女孩一起，我们喜欢扮演女修道院的修女。”

佛罗伦萨的圣斐理·乃立和圣德兰一样有组织头脑。他放弃了效仿圣依纳爵·罗耀拉在亚洲传教的计划，决定留在罗马以增强那里的信仰，随后他在罗马创建了祈祷会，并设计了一条穿越城市七大教堂的朝圣路线。其遗体安息之处的教堂被称为“新教堂”。通过认可一些圣徒，该教堂帮助建立了受欢迎的模范行为；然而，一个附带的效果是滋养了对遗迹的崇拜，这可以引导虔诚的情感和奇迹，但许多批评者认为这是迷信，甚至是魔法。无论如何，在普世教会（即中央集权的教会）看来，这类宗派是值得怀疑的，它越来越决心以牺牲当地的虔诚为代价来促进对基督和圣母的崇拜。

巴洛克式的文物收藏品介于虔诚和迷信之间，类似于天主教的“引擎室”，流行的宗教和改革后的宗教在这里“隆隆作响”，马德里的恩卡纳西翁修道院（tofLa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616年，当时西班牙王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aretofAustria）给了修女们一张床，在那张**她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费利佩四世（PhilipⅣ）。文物库是一个大而方的房间，经通道与宫殿相连，两旁排列着神圣的场景和令人崇敬的遗迹，其中包括保存在玻璃柱中的比亚努埃瓦的圣托马斯（StThomasofVillanueva）的手臂，以及圣腓力（StPhilip）的手臂。一个银十字架上有一块木十字架（lignumcrucis）的碎片，这块碎片来自“真十字架”，上面还有一些钉子；一根传说中用来给耶稣喂醋的棍子；一块擦过耶稣面容的布；还有一块来自耶稣坟墓的石头。尽管为了向公众献礼，文物库展出了来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低地国家的700多件圣徒和殉道者的遗物，但最珍贵的是盛有圣潘捷列伊蒙[5]（StPanataleon）血液的小瓶，每年的7月26日和27日，它都会“奇迹般地”液化。

公共礼拜形式的改变影响了私人生活。在16世纪下半叶，对重婚、违背诺言、通奸和其他放纵习惯的起诉引起宗教裁判所的频繁关注。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揭露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欺诈性的皈依基督教的主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审讯者的重点转移到了对迷信和魔法的调查上。在这些活动中，黑白混血儿和自由的黑人家仆作为“巫术专家和爱情魔药的施咒者”招致很多怀疑。与此同时，在英国，天主教徒遭受了同样系统性的迫害，而在日内瓦，加尔文（）成功地消灭了其教义的反对者。弥贵尔·塞尔维特（MiguelServet）曾两次受到谴责：一次是在法国被天主教徒焚烧，另一次是在日内瓦被加尔文主义者焚烧。1553年，塞尔维特对三位一体的否定和对成人洗礼的拥护导致他被处以火刑。

尽管欧洲的精英们像控制流行宗教一样致力于协调全面的福音化，但新教脱离教会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是，在德国、法国、瑞士、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的部分地区，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地方和地区教派成倍增加。在那里，宗教改革通过在王室领导下建立特殊的国家分裂教会模式而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施这一计划的亨利八世（HenryⅧ）在1521年被教皇利奥十世（LeoⅩ）承认为“信仰的捍卫者”。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没有发生过如此激进的事情，尽管在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分别宣布在位君主为“天主教徒”“最信教”“最忠诚”的门面背后，统治者与教皇在世俗和精神权力方面有着持续的摩擦，并且从未被完全消除。在法国，向天主教自治形式的转变在1682年达到顶峰，当时皇家法令建立了所谓“高卢自由”（GalliLiberties），坚持“教皇有义务尊重王国的规则、习俗和法律”。

但自相矛盾的是，耶稣会士对教皇的特别誓言也许是教会和国家之间冲突最清晰的象征，即“恺撒的东西归恺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依纳爵·罗耀拉设想，这一团体是他自己职业军人经历的一个投射。在那里，像无限的战友情谊和自我牺牲这样的美德将加强于耶稣会士的学校，以及耶稣会士越来越有效地转向的使命。

作为教皇的士兵和全球天主教完全合格的代表，耶稣会士招致许多新教徒的敌意。然而，对党派的夸大歪曲了导致宗教仇恨的分歧。大多数关于宿命论、信仰救赎和恩典本质的激烈辩论，在学术界的神学家和法学家之间展开。几乎每个欧洲人都同意，这个世界或多或少是为了苦难而存在，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从死亡开始的。甚至在欧洲的“其他”基督徒（东正教）中，辩论和改革也与西方教会的痛苦遥相呼应。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西里尔·卢卡里什（CyrilLukarisch）曾访问过威尼斯和波兰，或许对日内瓦也有过最直接的了解，他试图取代“骗人的传统”，代之以信仰和《圣经》的指引——为此他在1638年遭到暗杀。不久之后，一群激进分子说服沙皇阿列克谢（Alexei）禁止大众信仰和异教音乐进入宫廷。新的活力注入了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旧观念，而东正教的“老信徒”则以一种反映了16世纪拉丁基督教改革基本特征的分裂拒绝了改革主义者的议程。

全球范围内的皈依

在秘鲁，当利马的罗莎（Rosa）于1617年去世后，总督的警卫不得不反复干预，以保护她的尸体免受过度虔诚的送葬者的侮辱。如果被允许，送葬者会在急于夺取罗莎的衣服碎片作为遗物的情况下，将其衣服脱光。罗莎最终于1671年被封为圣徒。秘鲁的黑人圣徒马丁·波雷斯（MartinPorres）是猪和猫的治疗师、护理员和保护者，手持扫帚是其标志。他于1639年去世，但直到1837年才被圣徒化。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民众的忠诚度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与1531年显圣于墨西哥当地人胡安·迭戈（JuanDiego）面前的瓜德卢佩圣母（VirginofGuadelupe）一样，这些美洲圣徒代表了天主教在全球范围内雄心勃勃的新维度。在164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冠分离之前，西班牙的费利佩四世（PhillipⅣ）配得上“地球之王”（Pla-king）的称号，他用巴洛克式的灵性来表达他对上帝的好战信仰，因为他面对的是拥有不同信仰的敌人，包括在巴西的荷兰新教徒和来自富裕的特尔纳特苏丹国的穆斯林传教者——后者于15世纪80年代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他们的后代在那里仍然被称为“摩尔人”。除了一些荷兰海外企业外，大多数新教传教士进入这一领域的时间都较晚，但也有例外。约翰·埃利奥特（Joh）认为阿尔冈昆人（Algonquian）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之一，他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建立了“祈祷之乡”，在当地牧师的带领下，他们在各种专注而又不懂礼节的会众面前阅读《圣经》。

在一段时间内，方济各会和耶稣会在日本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遵循着古老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将领主转变为基督徒，以便继续将他们的追随者和臣民基督化。到1630年前后，迫害随着幕府将军的担忧而周期性地发生，然而基督教在藩国和潜在的叛乱领主中还是得以传播发展，有超过10万人受洗成为教徒，这引发了人们对外国渗入的不安。当基督教传教士首次出现时，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他们似乎是潜在的制衡佛教神职人员权力的有用力量；然而到了16世纪末，他们看起来越来越像是入侵的先锋队。1597年，22名日本本土殉道者，包括一名年长的武士、一名木匠和一些儿童，连同三名耶稣会士和一名方济各会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1639年起，天主教就被宣布为非法，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墨西哥塔斯科（Taxco）圣普里斯卡教堂的圣玛尔定·包瑞斯（StMartindePorres），一如往常被描绘成一张黑脸，手持扫帚，回忆自己是如何开始在多明我会当仆人，然后才被当作一个信教的兄弟。

在中国，类似的皈依策略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可以关注的地方领主：相反，国家是强大且高度集中的。耶稣会士在那里最初的乐观态度是毫无根据的，除非像他们在果阿和印度的其他葡萄牙飞地取得了误导性的成功，中国的信仰紧随着国家信念。1552年，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近海去世，早在他准备秘密上岸时，便希望中国的皈依将是未来在日本的成功的神圣预兆。但是，尽管耶稣会在农村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极高皈依率，但传教总是人手不足；使官吏和朝臣皈依的案例极为罕见，而在皇室成员中成功传教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事实证明，皈依者很难摆脱祖先崇拜、佛教信仰、一夫多妻制和纯粹的迷信，他们倾向于将这些视为与转变后的信仰相一致的习俗。1583年认真发起这项使命的耶稣会数学家和制图师利玛窦（MatteoRicci）穿上儒士服装，并以其对儒学、西方科学以及艺术、天文和制图的精通迷住了高级官员（尽管因为他在地图上将中国描绘得太小且不够位居中心，导致官员中起了**）。他为中国的咨询者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关于天主教的介绍，并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之前建立了一些基督教社区，但他的耐心策略最终还是归于失败。1644年，清军入关，提拔了那些在钦佩西方技术的同时避开野蛮宗教的继任者。随着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的展开，罗马的怀疑给耶稣会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场争议中，批评者指责传教士与异教做出了非正统的机会主义的妥协：例如，他们使用中文里的“天堂”一词——它意味着物质的地方还是崇高的原则？一些耶稣会士倾向于支持类似于圣徒崇拜的祖先崇拜，这种崇拜与基督教兼容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tⅩⅠ）在1704年以谴责这些教义结束了辩论。二十年后，中华帝国的当权者禁止进一步的基督教改宗。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交流或随之而来的争议的结束。相反，多亏了耶稣会的报道，中国渗透到了欧洲的想象之中：在仰慕者看来，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知识模式；而在怀疑者看来，中国代表着一种回避模式。当中国的天主教福音传播试验步履蹒跚时，荷兰的新教徒们在摩鹿加群岛和西里伯斯岛[6]（Celebes）发起了他们的努力，在那里他们为当地贵族的儿子建立学校，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