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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3页）

在许多国家，民族主义和19—20世纪脱离帝国结构的独立运动形成一种政治文化，无论理论如何，在实践上都只关注一个民族。其结果可能是对被视为局外人的边缘群体的歧视和迫害，这种病态在1933年至1945年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德国救世主式和末日启示式的看法，伴随着对犹太人的特别憎恨，并试图消灭他们，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大屠杀。在1939—1942年，希特勒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随后又试图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大约有600万人被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在集中营，尤其是奥斯维辛（Auschwitz）。虽然这一政策的细节秘而不宣，但德国民众充分了解所谓“对犹太人的战争”。最终，希特勒被由苏联、美国和英国组成的临时联盟击败。

分歧与分裂

所有这些讨论的要点都需要被强调，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经常被当作高雅的替代品来呈现，就像在辩论社或电视专题节目中一样。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它既低估了那些设法保持政治基本和平（至少是内部和平）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低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在实践中的暴力程度。这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是显而易见的，在欧洲也是如此。从1960年开始，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了政变或政变未遂，1989年罗马尼亚暴力推翻了残暴的独裁政权，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发生了战争。这一时期高昂的军费开支有力地证明了战争的重要性及其给各国政府造成的焦虑程度。

从美国（内战）和法国（维希政权），到爱尔兰（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早期冲突的遗产在许多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中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冲突在家庭、社区和国家各层级留下了分裂的，并且往往是痛苦的记忆，这也有助于确定政治联盟和关系。确实，除非在意识形态和兴趣方面对过去给予应有的重视，否则对过去的看法在政治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它们对认同和构成政治关系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

1946年至1989年，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反共集团之间的对抗，成为国际强权政治的标志。这种对抗是包括军事、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在内的全面对抗。

冷战席卷全球，延伸到太空竞赛，使人类第一次成功登月（美国在克服困难付出巨大代价后赢得了这场竞赛）。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和关于人类未来的观点，既为冷战奠定了基础，也为它带来了巨大活力。共产主义评论员将苏联主导的平等视为进步的手段和保证，而反共产主义论者则认为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极权主义，是对自由的破坏。

这一时期有众多的对抗和冲突，最突出的是越南战争和核军备竞赛，但也包括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的冲突，这些通常都是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的。虽然这种解释很有价值，特别是在解释外国干预和武器供应方面，其中的每一项往往都至关重要，但这种解释未能考虑到这些斗争的独特之处和不同性质。特别是，非殖民化是该时期许多冲突发生的起因，与冷战的起源、原因、过程和后果截然不同，重要的是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另外，冷战可以追溯到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它导致了一场内战，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和美国在内的14个外国列强进行了干涉。这是冷战的“热”阶段，实际上，从1921年开始，就通常所称的“冷战”而言，出现了长期的回响。因此，尽管在1941年至1945年苏维埃与西方有过合作，1945年以后的局势仍可被视作早期冷战的复兴。

1945年后的冷战首先集中在欧洲和东亚。二战末期苏联和西方势力的分界线成了两大阵营对抗的断层线，因为双方都巩固了各自的地位并寻求进一步的优势。起初，共产主义者虽然未能在伊朗、希腊和菲律宾夺取政权，但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接管了东欧（希腊除外）。这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反应，特别是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其目的是防止苏联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推进。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真正地打响了，北美和西欧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

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为竞争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美国在东南亚（尤其是越南）的大规模干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干预，都没有成功。由于反叛乱战略的可行性，对越南战争的评价仍极具争议，并和如何最好地进行军事行动的辩论相互影响。越南战争也引发了很多关于空军的优势与局限性的讨论，特别是轰炸。

▲飞行员“金刚”少校[斯利姆·佩金斯（SlimPis）饰]准备驾驶核弹。—选自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Kubrick）执导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1964年）。

20世纪70年代初，和中国的外交联系使美国（尽管不是南越）在越南遭遇失败的后果有所减轻，这促成了中美合作，从而大大削弱了苏联。这一重组源自苏联和中国之间早期的裂痕，这一裂痕在20世纪60年代初变得异常明显，随后在这十年的后期出现了对抗和有限的敌对行动，这种情况为理查德·尼克松（Riixon）总统赢得中国的支持提供了机会。最终，苏联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

美国对共产主义集团的遏制政策于20世纪40年代末出台，随着苏联影响力的扩大，该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日渐衰微，如今随着中国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而显得更加持久。事实上，尽管1975年北越在美国停止支持后统一了亲西方的南越，但中国在1978—1979年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表明与苏联结盟并不能阻止这种攻击。

然而，从1985年开始，在新的苏联领导人，年轻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的领导下，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他旨在加强共产主义集团的改革政策却无意中导致了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在苏联，试图建立一个改良的共产主义控制体系的努力未能奏效。东欧的政权没有了他们所需的力量和支持，无法抵抗民众要求变革的压力。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之后，柏林墙于1989年11月倒塌，民主德国政权的摇摇欲坠影响了东欧其他国家。只有在罗马尼亚，人们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来抵制这一进程，但最终没有成功，而且还造成了大约1000人的伤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舆论一片哗然。这一崩溃体现了历史出人意料的特点、偶然性的作用，以及个人在这跌宕起伏的十年中所扮演的角色。

身份改变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身份变化的程度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这种忽视是值得注意的。尽管如此，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加上文化的普及和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确保了到19世纪末，人们比一个世纪前更关注国家。然而，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形势政治的一部分，因为它假定社会是一个“垂直”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不同的社会群体被连接在一起，并入一个国家。这种解释从过去到现在都被那些认为社会结构是关键因素的人否定。这种马克思主义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20世纪特别有影响力，但现在似乎有所局限。与此同时，西方知识分子对选择的替代分析是基于身份的——尤其是性别、性取向和种族。这些身份充其量是片面的，而且常以教条的方式呈现。淡化宗教信仰的倾向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不愿涉及政治、社会认同和利益等传统主题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这些只是西方术语对身份和关系的描述。在其他地方，分类通常是不同的，不加限定地使用西方概念不如过去那样令人信服。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事实证明，在西方帝国统治结束的国家巩固民主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评论人士抱怨说，在1967—1970年比夫拉战争（BiafranWar）期间，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种族分裂被证明是导致激烈的内部冲突的根源——部落主义过于强大。新独立的国家未能管理好自己的经济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此外，还有关于独立的社会利益的问题，尤其是许多国家的政府的腐败程度。到了21世纪头十年，西方假设的谬误显而易见：尽管最初乐观情绪占了主导，并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和成本，但重建伊拉克和阿富汗西方模式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努力完全失败了。与外界评论员“发现”东欧和苏联在1989—1991年共产党统治崩溃时的宗教信仰力量一样，这些失败表明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模型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和希望，在这一背景下很可能需要更全面的重写。

宗教

在这一时期接近尾声时，将宗教排除在政治、社会关系和身份的讨论之外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宗教是那个时期被低估的因素之一。这种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宗教的敌意，这是当时的一个新气象，尤其是在20世纪。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源泉，其公共作用受到自诩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谴责，而作为意义、希望和信仰的私人来源，宗教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一种错觉，就像对性的理解一样，只有通过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解才能得到最好的澄清。因此，它受制于相对主义巨细无遗的审视。

专制国家极力主张世俗化，因为他们将宗教视为对民众忠诚度的威胁。因此，苏联共产党把无神论作为官方信条，并采取了重大举措来消除宗教习俗。

敌对政府并不是对既有信仰的唯一挑战。在许多自认为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普遍存在一股世俗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潮流，宗教的作用也被边缘化。普遍的社会潮流，例如尊严的下降、父权制的权威、社会家长制、核心家庭，以及对年龄的尊重，极大地削弱了已建立的宗教。

然而，在此期间有许多宗教仍然富有活力。例如，在20世纪后期，宗教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绝大多数美国人称自己为宗教人士。

在欧洲以外，更一般地说，基督教表现出顽强的能力来维持支持和扩张，继续了与西方帝国主义相辅相成但不局限于西方的长期扩张。转换区域的经验各不相同，但这是本章主题的背景和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拉丁美洲在16世纪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之后皈依了基督教，现在仍是一个天主教社会，这有助于确保天主教徒占世界基督徒大多数的地位。然而，新教福音派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日益重要。

在亚马孙地区和巴塔哥尼亚，基督教仍然是一种与部落信仰抗争的、具有传教性质的宗教，并与对美洲印第安人地位和文化更为广泛的侵犯有关，其中包括主动性歧视。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菲律宾，基督教面临着来自伊斯兰教的重大挑战。这导致了伊拉克、尼日利亚和菲律宾南部的暴力事件。宗教信仰与种族差异有关，例如，尼日利亚的穆斯林豪萨人（Hausa）和基督徒约鲁巴人之间存在种族差异。

与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并不是一股团结的力量。除了伊斯兰世界重要的种族、文化、政治和经济差异外，还有重大的神学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分歧来自什叶派和逊尼派。这些分歧与政治紧张相互作用，特别是在1980年至1988年什叶派统治下的伊朗和逊尼派统治下的伊拉克激烈交战的期间。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冲突被证明是南亚政治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方面。

宗教经常是身份认同的主要焦点，例如中国西藏的佛教和以色列的犹太教。宗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说明，它远非一个因科学进步而变得多余、因世俗主义而边缘化的不合时宜的存在。

新的世界秩序，或是非对称的不稳定？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关于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的讨论就开始了，尤其是在苏联的附属国被击败或恐吓之后，即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以及1995年和1999年的塞尔维亚。随着美国经济和金融模式的传播，尤其是那些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相关的模式，特别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美国的实力似乎更加强大。

在21世纪初，这一途径所代表的信心遭到多方面的极大挑战。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通过包括原教旨主义者在内的一些反对者抵抗美国及其盟友，最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使用被劫持的飞机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9·11”事件，当时这些反对者被证明善于使用恐怖手段。原教旨主义者还利用了民众对西方化的敌意，西方化也常被描述为一种贬低当地人民和挑战不同价值观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