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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 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第1页）

第十三章万千变化中的政治与社会：从西方霸权到美国霸权的关系、制度和冲突

杰里米·布莱克

1815年之后，希望和恐惧影响着变革的可能性，也影响着社会关系和政治定义。自1815年之后，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均可看到，但表现却大相径庭。对希望和恐惧的关注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上转移开来，并表明人类反应中固有的波动性和活力，比现有情况适应变化的程度更重要。考虑到这一时期的变化程度，现有社会习俗和政治规范的元素得以幸存的程度令人惊讶。然而，意识形态压力需适当考虑。许多人都很保守，特别是宗教机构及其信徒对女性的态度。

与此同时，变化的范围和速度甚至比连续性更令人惊叹。在1800年，未来学家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但接下来一个世纪发生的许多事情会让他们无比震惊。1900年，随着变化步伐的加快及其性质的扩展，更多的同行证明了他们的预言。在评估未来学时，评论技术变革及其影响是最容易的，这让同时代的人目瞪口呆。特别是1903年以来的动力载人飞行，以及随后的人类首次登月，这在以往是只有在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成就。然而，对许多人而言，男女关系或代际关系的变化仍会显得更为引人注目。顺从的衰落、选择的兴起以及标准的个人化，都与之前的态度截然不同，而且这些态度都不局限于精英群体。

这些变化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但发展程度迥异，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战略在引起和响应变化方面发挥了作用。在一些国家，变革被认为是对外国控制经历，尤其是帝国统治经历——尽管不那么结构化的西方影响和控制也很重要——的必要反应。其背景往往是一种怨恨，20世纪共产主义对西方消费主义模式的反应和伊斯兰对西方化的反应更是如此，而最近几十年尤甚。

▲于1927年上映的由弗里茨·朗（FritzLang）执导的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在这部影片中，主人公试图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残酷的反乌托邦中克服阶级对立。

对外国影响的许多其他反应则要积极得多，特别是在个人层面上。统治集团可能会拒绝外国影响，甚至会寻求相应的对自己的认同与授权。尽管如此，外国模式和做法的某些方面很容易被采纳，如同19世纪的英国影响和20世纪的美国影响一样。一个关键的例子是语言。人们可以采用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借用英语的符号和结构，而不接受单词的含义或他们所表达的价值观。然而，不同语言的使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极大地挑战了现有的价值观和关系，并鼓励对外国影响的开放。因此，世界的一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和形象的传播是自1815年以来这段时期的关键因素。

▲累加器（Totalisateur），约1922年，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Picabia）所作。其中机器时代的表现似乎在极权主义和古怪而不完美的人文主义之间徘徊。

帝国的转型

融合的过程在19世纪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它使那些尚未（或者至少没有以稳定的速度）经历过异族影响的社会暴露于远方压力之下。此外，随着蒸汽动力的使用及其在航运和铁路上的应用，文化间相互作用的速度大大加快。不同背景产生的后果也迥然相异。例如，任何关于中国、日本、新几内亚和新西兰的探讨都将表明：中国是步履蹒跚、支离破碎的“现代化”；日本的“现代化”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新西兰的移民和土著在“现代化”上截然不同；而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现代化”。现有社会和文化的性质与特征是关键因素。此外，影响往往带来创痛，正如20世纪初中国西藏和尼日利亚北部的例子一样，它们在接触英国势力之后都体现了这一点（武力发挥了关键作用）。1904年，英军挺进西藏首府拉萨，对中国人早期存在的文化传统提出了新挑战。

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世界事务的规范，也是西方以外那些野心勃勃国家的特征，例如埃及、埃塞俄比亚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以使命、历史命运、必胜信念、种族主义和文化傲慢的形式发生在邻国之间。如果说这些都是现代西方强国的象征，那么埃及对苏丹的态度以及埃塞俄比亚对欧加登（Ogadēn）的态度也体现了这一点。帝国主义也展示了大国间的竞争，以及对经济机会的追求。英国成为最强大的帝国，部分是因为其强大的经济、商业、金融体系和海军，但也与其他西方帝国在1792年至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受到削弱有关。公元1900年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大约有16亿人，而英帝国占据了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并拥有4亿臣民，其中大部分在印度；法兰西帝国主要在非洲，拥有600万平方英里（约1554。0万平方千米）的殖民地与5200万人口。

▲死亡之星。乔治·卢卡斯（GeeLucas）执导的《星球大战6：绝地归来》（StarisodeⅥ-ReturnoftheJedi），上映于1983年。帝国主义在一个反乌托邦但可以补救的未来被重新想象为一个死灰复燃的威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方观念和西方实践（共同体在身份认同、政治行动以及政治化，尤其是民主化方面的实践）在帝国内部的传播（特别是英国），这导致了对帝国控制的反对，尽管它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Nationalgress）成立于1885年，埃及民族党（EgyptianNationalParty）成立于1897年，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了西方的统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地方精英的共同选择，就像印度的反应一样，地方的统治阶层补充了为其服务的拉杰[10]（Raj）和婆罗门。这代表了对帝国控制长期回应的延续，这些回应通常涉及遵从与胁迫，它们在一个复杂的动态体系中相互作用。

然而，考虑到19世纪帝国权力的全球扩张，实际上直到1919—1920年，20世纪才带来了更全面的影响。这部分是由于电影、彩色摄影和互联网世界中的视觉图像更引人注目、更具**力，部分是因为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方式以及更高的识字率。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20世纪（经历了广泛的非殖民化）对全球化的意义远大于19世纪（帝国主义的经典时代）。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有些是陈词滥调，尤其是因为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别是苏联采用了带有帝国主义特征的政策。苏联夺取了革命前属于俄罗斯的地区——这些地区后来短暂地赢得独立，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然后苏联又在二战结束时从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夺取了领土。

此外，就某些方面而言，20世纪的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因为它试图波及大部分人。《心灵与智慧》（HeartsandMinds）描述了美国在冲突中与民众的接触，尤其在越南战争中通过政策手段所做的努力。它表明，除了帝国的领土控制明显过时之外，它在文化影响方面的替代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后一点强调了意识形态对帝国统治乃至整个政府的挑战，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共产主义宣称自己是一项普世事业，而随后，它的西方对手变成了全球模式（基于美国的影响），而不是欧洲对殖民地的狭隘控制。一般说来，从现代化的角度理解和表述，要取得进步就必须寻找一种替代殖民主义和帝国控制的理论和实践。美国人（以及英法的评论员，特别是且不仅仅是左翼的评论员）通过现代化见证了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发展。在约翰·肯尼迪（JohnKennedy）总统领导下，美国显然接触了现代化理论。在美国，现代化被视为全球新政的一种形式，旨在创建一个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促使肯尼迪试图在越南抵制共产主义。

技术和现代化也联系紧密，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交流电（alternati，简称AC）的引入促进了电力的使用。电力被视为实现有益变革的全球手段。对大坝的推崇是电力形象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力发电被认为比使用煤炭更清洁，而且是驯服自然的手段。主要的水坝，如埃及尼罗河上的阿斯旺大坝，使现代化得以彰显，并在电影中得到了相应的庆祝。

全球层面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东亚和南亚的变化，这两个地区居住着全球大部分人口。1945年，印度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日本拼命与美国作战，而1949年在中国崛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反美的。

相比之下，到2008年，日本在美国的联盟体系里获得安全保障，而中国和印度则竞相扩大与美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已调整了各自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以欢迎资本主义。这一变革过程并没有严重的政治困难，部分依赖于美国经营债务和吸收进口的能力，这一能力可以为亚洲的增长提供资金，就像欧洲人自己在19世纪为新世界（包括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做的那样。此外，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认同越来越针对美国，并与西方的活动模式背道而驰。不过，有鉴于这一颇有意味的警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些人本质上均来自同一种物质文化，他们为如何更好地组织以及从中获利而竞争。

城市

事实证明，国际上的变化对单一社会内部的变化具有重大意义。“国家”一词可以用来代替社会，但这样做意味着最好参照国家的不同轨迹来理解社会。尽管这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战争的影响）是合理的，并且就20世纪而言也是最合适的，但在其他方面和时期则不甚合理。对于人而言，个人经历是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关键框架。体验的本质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在1815年后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步伐加快的过程，尤其是因为体验的背景已随着人们从乡下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而改变。1815年，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靠土地生活，但到了2008年，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这一进程还会加快。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官僚化和城市化的综合动力为这些关系奠定了基础。柏林在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之前，人口就在1850年至1870年间增长了两倍，达到87万。城市通过举办大型科技展览来展示它们的形象魅力，比如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它们也是帝国的中心和展示帝国形象之地，譬如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Square）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n）。

20世纪城市化进程加快。例如，巴西圣保罗的人口从1930年的100万增加到1990年的1710万。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城市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压力。问题包括供水、卫生、住房和交通。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拥有安全饮用水来源和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高于农村地区，但即使如此，许多城市地区依然缺乏清洁用水，这助长了传染病的流行。对新进入城市的移民来说，他们的医疗条件极差，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肮脏和极度贫困的环境之中，而且居住在边缘化的居民区，尤其是棚户区。事实证明，这些地区很难维持治安，而且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权力往往有限，这是政治关系的一个关键指标。为控制像巴基斯坦卡拉奇（Karachi）这样的大城市，帮派之间相互竞争，甚至与警察对抗，这导致了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在巴西大圣保罗地区，1998年的谋杀案数量上升到8000多起。“腐败”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关系，它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方面，尤其体现在规划许可和土地交易方面。

▲巴西疯狂的城市化，比如位于圣保罗的此处。在那些原本可以生存的城市周边，到处都是可怕的、不卫生的、难以治理的堆积物。

这些并不是日益城市化的世界唯一的政治面貌。此外，城市成为冲突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在起义战争中，例如1830年的布鲁塞尔和1830年、1848年、1870年的巴黎。20世纪仍然如此，城市结构给任何想要维持控制权的人都带来了问题。装甲部队可以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行进，但在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等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对其构成了严重问题。城市仍然是反对既定秩序的中心。民众抗议活动遭到镇压，比如1956年的布达佩斯、1969年的吉隆坡以及1981年的卡萨布兰卡（ca）。此外，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城市的示威活动最终推翻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包括1989年在东柏林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西方和其他国家

在20世纪盛行的标准西方叙事和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在西方力量、影响力和模式如此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到21世纪初已不那么奏效。那时，西方以外的全球财富和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同时人们也愿意认可非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20世纪这一模式的对立面本身就是欧洲的，即共产主义。其他模型则借鉴了西方的思想。在中国，1919年5月4日的示威者寻求一种既科学又民主的“新文化”。相反，在21世纪初，非西方社团主义模式在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地都得到了发展。

在21世纪，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做出解释，而不把重点放在西方的崛起上的研究方法，似乎也很合理。如果把重点放在由西方技术产生的物质文化上，或者放在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民主和共产主义）上，那么对这些历史的研究是否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对西方崛起的反应就显得合情合理了。然而，对于被西方崛起进程引导，或至少受其影响大量发生文化借用行为的相互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却在这一研究方法中被忽视了。此外，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或双方开始共存，非西方文化所享有的代理程度需要得到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社会规范和伊斯兰教的活力在20世纪后期都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出现，就像非洲政治中的种族认同一样，取代了一些评论员所预期的阶级结盟。

这些重要因素都引起了人们对普遍存在于世的、西方遗产脆弱性的不同要素的关注。这种脆弱性首先为西方军事力量所掩盖，随后又为西方消费主义的盛行所遮蔽，并出现在最初由欧洲殖民列强提供、而后由美国控制和影响的模式中。然而，作为对帝国主义和西方化反应的一部分，自觉地走向现代性的不同路线这一主题变得更加普遍。实际上，这并非新鲜事。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都在19世纪末提出了这样的方法，它们只是能够将过去的具体愿景与对未来的独特描述相结合的最突出的例子。在日本，事实证明，将皇权合法性与激进变革相结合是可行的，但这种结合在中国无法持续下去。1911—1912年，中国的皇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共和国。如果这体现为“非西方”的范围，那么西方亦然。

国家、政府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