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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伏羲女娲交尾图与阴阳二神（第1页）

1。4伏羲女娲交尾图与阴阳二神

伏羲女娲作为最早的一代先祖和神灵，他们的化身并不都是龙，最早的伏羲化身当是鸟，而女娲为蛙。二神在向不同区域辐射时自身也发生变化，各区域里的民众将伏羲女娲的形象以自己固有的图腾形象加以改造，于是伏羲女娲的形象便化为龙、虎等。至于伏羲与女娲以龙的形象交尾，则是汉代出现的独特式样，也是在神的观念成熟后，伏羲与女娲神话发展的定型式样。汉代之所以将伏羲女娲定型为龙，一是将他们变成同类，避免异类不得行牝牡之会的诟病；二是已经达成共识的神为S形符号的观念作用于伏羲女娲身上，于是有二神作S状的交织；三是此前的交蛇交龙形象发展的一个总结，商周所固有的交龙神像此时加工附丽到先祖身上，中华民族真正成为龙的传人（图十八）。

至此，中国神话中“神”的S形形态的象征符号已进入了终结期，它要渗透到哲学与宗教中去，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示“神”的威力。汉代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可视为传统的神的观念的终结。

图十八伏羲女娲交尾图

（据武氏祠汉画像石）

神是什么？秦汉人已不能再满足于在S纹上直观，他们需要某种超验性的回答。《大戴礼记》曰：“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这种解说是对流行久远的带有强烈生殖崇拜色彩的神灵形象的一种概括，神的解说不脱阴阳二性。《周易》经传就是这样一种世界观。《易传》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之根本便由阴阳二物所构成了。《易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两仪便是天地阴阳男女，太极只是一个虚衔，而两仪才是实体。这种形而上的对世界生存的认识实际上脱胎于神话，并与神话并行发展。

在形而上色彩厚重的《周易》中既难摆脱神话中的二元元素，也不能完全舍S纹而求得纯粹抽象，即抛弃符号的抽象物而纯以语言描绘。《周易》建立了一种泛神的哲学体系，世界的创制当然就是神，也就是阴阳二神。《周易·系辞》：“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神物是什么？周、秦、汉时代的人们能见到什么样的神物呢？不就是那些弯成S状的出现在青铜器上和其他器物上的龙凤之物吗？不就是太阳里的鸟与月亮中的蛙吗？不就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吗？圣人“则”的就是它们。所谓河图、洛书，不外是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刻着S纹之类的神符神图。后世所传河图、洛书绝非原始的图像，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佐证那种算子式排列的图式的类似物来，但对于那个中间以一道S纹一分为二的太极图，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确实是一种以具象形式出现的，代表中国人的神的根本观念的远古图式。太极图之S形及两弯曲间的两点正好构成了一幅犹如甲骨文“神”字的直观图画，实际上是伏羲女娲交尾图的一种抽象，它跟新石器时代的陶纹，青铜器神物纹饰，甲骨文之神、电、龙、凤等与神物相关的字形结构高度一致。它是“圣人”所则神物、则图书后所留下的远古神灵观念的精华。这是以图像示人的哲学神品。这显然不是宋人可以凭空想出来的，宋人或者真发现了古图，或者根据古代大量图像加以创造，太极图就这样以S神符成为中国的代表性图像符号之一。

图十九宋传古太极图

既不能舍二元模式，又不能舍S纹，中国古代的“神”就这样不可更改地留下了它的典型图式。

[1]　上排四字及下排前两字摘自高明编：《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428页；下排后两字摘自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599页。

[2]　高明编：《古文字类编》，第428页。

[3]　吴山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

[4]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1期。

[5]　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载《考古》1962年第6期。

[6]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

[7]　郑为：《中国彩陶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页。

[8]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9]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上），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

[10]　郑为：《中国彩陶艺术》，第22页。

[1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年第8期。

[12]　[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