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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著述（第2页）

我正站在屋里四下张望，发现窗帘总时不时地扬起来，仿佛大风正吹。突然，来自乡下的年轻人汉斯出现了。我叫他去窗帘后看一下，是不是有扇窗没关好。他应声去了，一去就是好长时间。他回来的时候，脸上一副受到惊吓的神情。他只说了一句：“是的，那里有东西。它在那儿游**！”

于是我亲自前去，发现一道门能通到我母亲的房间。房间里没有人，气氛颇为诡异。这个房间非常宽敞，从天花板上悬下来两排共10个箱子，离地两英尺。它们看起来貌似园亭，面积约6平方英尺，每一个都装有两张床。我的母亲去世已久，我知道这个房间是她回访做客时的居所，她摆上这些床就是给来访的鬼魂睡觉用的。这些鬼魂成双成对，结成了鬼亲，它们来到这里过夜，甚至白天也会来。

在我母亲的房间对面有一扇门。我把门打开，走进了一个大厅。它使我想起了一家大饭店的大堂。大厅置备有安乐椅和小桌子，由柱子支撑，装饰着豪华的幔帐。一个铜管乐队正在演出，声音响亮。我刚才在后面就听到了音乐声，不过不知道它是哪儿传来的。大厅里空无一人，只有铜管乐队大声吹奏舞曲和进行曲。

饭店大堂的铜管乐队意味着铺张的快乐和世俗。而在这吵吵闹闹的表面之后，谁也不会想到竟是阴间，在这同一个屋檐之下。梦中大厅的意象似乎是在嘲讽我温和世俗的欢愉。这只是表面罢了，表面之后隐藏着截然不同的东西，在铜管乐队的乐声嘹亮之中毫无痕迹：鱼类实验室和灵魂徘徊之亭阁。这两处都是可敬可畏的地方，笼罩着神秘的寂静。身处其中，我隐约感到这是夜的居所，而大厅则代表着白天的世界，浮华的世间。

这个梦里最重要的意象是“鬼魂接待室”和鱼类实验室。前者以某种荒诞的方式表现了合体，后者则暗示了我对基督的先入之见，即基督本人就是鱼[27]。二者都是我接连研究了十余年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鱼类研究被认为是我父亲所为。在这个梦里，他成了基督圣灵的守护者，因为，依照古代的观点，这些鱼是被西门彼得的网捕捉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同一个梦中，我的母亲是死者鬼魂的守护人。于是，我的双亲便都担负了“灵魂的疗愈”的重责，这在真实生活里则是我的工作。仍有事情未完成，由我的双亲所承载，也就是说，它潜伏于无意识中，留待未来解决。我由此想起，我还没有解决“哲学的”炼金术的核心问题，即化合的问题，也没有回答那青金色的基督圣灵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被我妻子当作毕生的任务——关于圣杯传说的主要工作，当时也尚未完成。[28]我回想起，在《爱翁》中写到耶稣鱼的象征时，我脑海里非常频繁地出现追寻圣杯和渔夫之王[29]的故事。若非我打定主意不去擅闯我妻子的领域，我毫无疑问会把圣杯的传说纳入我对炼金术的研究中。

我印象里的父亲深受安福塔斯[30]式的伤口的折磨，是一位伤口久治不愈的“渔夫之王”——这是一种基督式的苦难，而炼金术士正是为此才寻找灵丹妙药的。我是“无言的”帕西法尔[31]，在整个童年时代目睹了这一疾痛，也像帕西法尔一样，有口难言。我心中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现实中，我父亲从未对兽形的基督象征有过兴趣。但实际上，直到逝世，他一直践行着基督所预示的苦难，不曾意识到这是效法基督（imitatioChristi）的后果。他认为自己的不幸是一种个人的、有药可医的痛苦，他不认为这是众基督徒皆要承受的苦。《新约·加拉太书》（2：20）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从未理解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因为他每每想到宗教问题，便会因恐惧而战栗。他想要止步于信仰的满足，但这信仰却让他失望。智力的牺牲（sacrifitellectus）往往会带来如此回馈。“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太福音》（19：11）]盲目地接受不能解决问题，它顶多维持局面不变，让下一代付出惨重的代价。

诸神的兽形属性表明，诸神不只存在于神界，还延伸到了低于人类的领域。动物便是诸神的影子，就像是自然本身与神圣的意象产生联系。“基督之鱼”（pisciculi）说明效法基督的那些人本身便也是鱼——这说明，无意识的灵魂需要对灵魂的帮助（imarum）。鱼类实验室，其实就是教会的“灵魂的疗愈”的意思。伤者自创其身，治愈者亦需自愈。在这个梦中，最显著的一点即是死去的人为其他死去的人做了一些事，在超出意识之外的世界里，也就是在无意识的领域中。

因此，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我仍未意识到我的责任的本质，所以不能就这个梦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只能感觉到它的价值。我仍需克服强大的内在阻力才能写出《答约伯》。

《答约伯》的内在根源已在《爱翁》中端倪初现。我在《爱翁》里讨论了基督教教义的心理学问题，而约伯则是基督的某种原型。二者的联系就是受苦受难的观念。基督是代上帝受难的仆人，约伯也是一样。对基督而言，世界上的罪恶是苦难之源，所以基督徒承受苦难，这是普遍的回应。这不可避免地导向了这样的问题：谁该为这些罪恶负责呢？归根结底，上帝创造世界，便也创造了世界上的罪恶，他为了承受人类的命运而化身为基督。

《爱翁》里多次提到了这一神圣意象的光明面与阴暗面。我列举了“上帝的愤怒”，敬畏上帝的戒律，以及“指引我们远离**”的祷告。这一矛盾的上帝着重体现在《约伯书》[32]中。约伯希望，在某种意义上，上帝会站到他这边来反对上帝，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帝那悲剧的矛盾性缩影。这便是《答约伯》的主题。

一些外部力量也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公众和病患的诸多疑问，让我觉得更加有必要澄清我的观点，关于现代人遇到的宗教问题。有好些年，我不愿意做这一工作，因为我充分地认识到，此行必将激起轩然大波。但是后来，我被这一问题紧追不舍，不能脱身，它如此迫切而棘手，我发现不得不做出一番回答了。我回答的方式就如同这问题出现的方式一般，是一种充满了情感的经验。我有意为此，避免给人留下我致力于传达某种永恒真理的印象。我的《答约伯》，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声音，一个人希望且期盼引起公众的一些思考。我无心宣扬什么形而上学的真理。但是神学家们却这般指责我，因为神学思想家们太习惯于永恒的真理，所以不能理解其他的陈述方式。当一位物理学家说，原子的结构是如此这般，并徒手画出一张模型，他着实无意表达什么永恒的真理。但是神学家不理解自然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心理学的素材即其主要事实，以陈述组成——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频繁地以一贯的形式出现的陈述。

约伯的问题及其所有分支，也同样由一个梦所预示。梦的开头，是我前去看望我早已去世的父亲。他住在乡下——具体地点不得而知。我看见一座18世纪风格的房屋，非常大，几栋配楼也很大。我得知，这房子本是建于温泉之上的一间旅舍，似乎许多大人物、名人和皇亲国戚都曾下榻在此。而且，有些人已经死去，石棺就停放在房屋的地下室里。我父亲则是看守人，负责看管这一切。

我旋即发现，他不只是看守人，还是一位著名学者——他生前可不是这样的。我在书房找到了他，很奇怪，Y医生——与我年纪相仿——和他的儿子也在那里，两位都是精神病学家。不知道是不是我提了个问题，抑或我父亲自己想解释某个问题，他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对开大小的《圣经》，沉甸甸的，和我的图书室里那本《马里安圣经》差不多大。我父亲的这本《圣经》有着闪闪发亮的鱼皮封面。他翻到《旧约》的部分——我想他大约翻到了《摩西五经》——开始解释某些片段。他言辞流畅，学识渊博，我都有点儿跟不上了。我注意到，他的言语背后有丰富的知识，我隐约领悟了其中意义，但不能够恰当地给予评价，也不能理解。我看出Y医生根本一窍不通，他的儿子则在发笑。他们觉得我父亲正在大掉书袋，因为上了年纪才这样喋喋不休。不过我却很清楚，这绝非病态的激动，我父亲的话一点儿都不愚蠢。相反，他的论述十分睿智，博大精深，是我们太过愚蠢才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谈到了某些他深陷其中的极为重要的事情，因而他的语气急迫。深刻的见解在他的头脑中激**。我们三个人却犹如白痴一般，他这样对牛弹琴，我真是又恼怒又惋惜。

这两位精神病学家代表了一种有限的医学视角，我作为医生，也受到了这种视角的影响。他们两个代表着我的阴影——父亲和儿子，两种身份的阴影。

然后，景象转变。我和父亲来到一所房子前面，面对着一间棚屋，里面堆放着木材。我们听到棚屋里传来嘈杂的重击声，好像有大块的木板被从高处扔下，或被翻来翻去。我推测，棚屋里至少有两个工人在工作，但我父亲却告诉我，这地方在闹鬼。显然，某种喧闹鬼制造出了这噪声。

我们走进了房子，房子的墙壁厚重。我们顺着逼仄的楼梯上了二楼。一幅奇怪的景象出现了：一间大厅，完全跟印度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Sikri）的苏丹王阿克巴[33]的私人大厅（议会厅）一模一样。房间很高，呈圆形，沿墙是一道环形廊台，廊台上有四座桥连接着盆状的中心。而那盆坐落在高柱之上，是苏丹王的圆形座椅。参赞们和哲学家们坐在墙边的廊台上，苏丹王便在高处与他们讲话。大厅整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曼荼罗，是现实中的私人大厅的完美复制品。

梦里，我偶然瞥见大厅中央有一陡直的楼梯，通向墙上很高的一处——这与现实中不同。楼梯的尽头有一道窄门，我父亲对我说：“现在，我要引你去往最高的所在。”他跪在地上，以额触地。我学着他的样子也跪了下来，心潮澎湃。不知怎的，我的额头碰不到地板——差不多间隔了一毫米。不过我至少模仿了他的大致动作。我一下子便知道了——也许是我父亲先前告诉过我——上方的窄门通往一间隐室，那里住着乌利亚，他曾是大卫王的战士，大卫王为了得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可耻地背叛了他，指派自己的战士在敌军阵前将他遗弃。

既然此举失败，我们便横过街道，到了“另一边”，恶作剧之鬼在那里忙忙碌碌。恶作剧之鬼现象通常发生在青春期之前的少年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尚未成熟且不自知。印度风情代表着“另一边”。我曾到过印度，私人大厅的曼荼罗构型表现了一种与中心点有关的含义，确实让我印象深刻。这个中心点是阿克巴大帝的宝座，他统治着一整个次大陆，像大卫王一样，是“全世界的领主”。但是，在大卫王之上，存在着无辜而忠诚的乌利亚，曾被大卫王陷害并遗弃在敌军阵前。乌利亚是基督的一个原型，作为半神半人，他却被上帝抛弃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更重要的是，大卫王还把乌利亚的妻子占为己有。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个关于乌利亚的暗喻意味着什么：其一，对于《旧约》中上帝意象的两重性，我不得不公之于众，而这会损害我的名誉；其二，死神即将从我手中夺走我的妻子。

这些事情隐藏在无意识中，在未来等着我。我只能屈从于命运，真是应该以额触地，让我的谦恭驯顺达到极致。但是我却做不到，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将我拦在了一毫米之外。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说：“一切完美，但不完全。”我身上有某种肆无忌惮的东西，不愿做一条沉默的鱼。自由的人身上若没有这种东西，《约伯书》就不会出现在基督诞生的几百年之前。人总归在精神上是有所保留的，即使面对着神谕。不然的话，人的自由从何而来？上帝威胁着这自由，若是这自由不能制约上帝，要它又有何用？

因此，乌利亚的居所高于阿克巴。像梦里说的那样，他甚至是“最高的所在”，这通常是用在上帝身上的表述，除非涉及拜占庭主义[34]。我不禁想起了佛祖及其与众神的关系。对虔诚的亚洲人来说，释迦牟尼是众中之尊，是觉行圆满。出于这种原因，小乘佛教一直被怀疑是无神论——这实在是冤枉。凭借诸神的力量，人类得以识破他的造物主。人类甚至有能力从本质方面消灭“造物”，这便是人对世界的知觉。如今，人类能用放射能消灭地球上的一切高等生物。佛教已经暗示了世界断灭论（worldannihilation）：通过开悟，便可从因缘（Nadana）——不可避免地带来年老、疾病和死亡之痛苦的有生循环——之中得到解脱。生、老、病、死本是幻觉，于此便结束了。[35]叔本华对意志的否定所预示的问题，如今已迫在眉睫了。我的这个梦揭示了人类早已萌生出的一种思想和预兆：造物凭借一个小而关键的因素超越了造物主。

《爱翁》中涉及的基督问题让我想到了人类（Anthropos）的现象——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即自性——是如何在个人经历中得以体现的。我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写了《意识的根源》（1954年）[39]。在这本书中，我主要关心的是意识和无意识的相互作用，也探讨了意识如何从无意识中发展出来，以及更强势的人格，即人的内在，对每一个体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此番研究以《神秘合体》告终，在这本书里，我再次讨论了移情的问题，不过仍遵从了原来的意图，将炼金术的全部内容以心理学呈现，或作为精神分析的炼金术基础呈现。通过《神秘合体》，我终于赋予了我的心理学以现实性，还为之找到了历史根基。大功因此告成，我的心理学有了立足点，我便可以功成身退了。一旦找到了这一根基，就相当于抵达了科学理解和先验的极限，还触及了原型的本性，对此已不能给出更多的科学表述了。

我在此介绍了我的著作，当然这很是简略。我理应说得更多些，或干脆沉默。这是一篇即兴的创作，就像上文中提到的一切著作一样。它们都是某一阶段的产物。懂得我的著作的人可能会从本章中获得助益，其他人大概是被迫浏览了一遍我的思想。我的一生都浓缩在我的作品之中，即我的科学著作之中，二者融为一体。这些著作就是我内在发展的表达。投身无意识内容的研究，塑造了我个人，促成了我的转化。我的著作可以被看作我人生旅途的车站。

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内心强加于我的任务，它们来自一种宿命般的强迫力。我写的内容来自我的内心向我提出的问题。那股精神感动了我，我允许它畅所欲言。我从未指望过我的作品会引起强烈的回响或激昂的共鸣。它们给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补偿，我不得不说出这些没有人愿意听的话。为此，特别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孤寂无比。我知道我的话很讨人厌，我说意识世界应当有一个抗衡物，令当代的人们难以接受。今天，着实让我吃惊的是，我竟然获得了这么大的成功——远远超乎我的期盼。我觉得，一切我能做到的事情我都做了。毫无疑问，一个人一生的工作本可以做得更多，也可以做得更完美；但是，我已经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了。

第八章　塔楼

李孟潮

这一章的主题可以总结为“落地生根、叶落归根”。这是因为：

中年期的主题是整合永恒少年和智慧老人原型，永恒少年想要上天，渴望天空的自由；而智慧老人则是接地气，深入地府。对荣格这种移民来说，就是扎根于他度过一生的城市苏黎世，埋骨此处。

中年期的家国情结，体现为物理上具有稳固的房屋，心理上具有稳定的家国文化认同。这是为什么这一章从讨论塔楼的心理意义，逐渐发展到讨论和祖宗的联结，最后转折到文化的祖先——歌德。

现代人之所以如此需要扎根感是为了对抗“无根感”。为什么会有“无根感”呢？正如荣格所言，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破坏了文明传承，尤其是当时的欧洲人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造成了人类心灵的断裂感、空虚感。这就是传说中的“空心病”，这种现象其实早在荣格时代就被发现了。

为了治疗这种灵魂的空虚，荣格从小到大都在进行一种艺术治疗，他称之为“建筑游戏”。他建造所有建筑的目的，都是重建一个温暖、安全、自由的住宅。

塔楼被称为“立体的《红书》”，但是这一章的论述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讨论塔楼的历史，以下事件按时间发展顺序进行了整理：

1923年的塔楼是最初的版本，这是荣格为了哀悼母亲而准备的，具有母性核心。1927年，修建塔楼配楼；1931年，塔楼具有了一个闭关空间，给家庭文化注入了灵性意义；1935年，荣格心中产生了要有一片围起来的地块的愿望。“我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总是朝天空与大自然洞开着的空间。”这个空间，和儿童荣格内心的母爱空洞对应，但是这一次，荣格不再追求依靠声名、成就、女人、老师、同事来填满这个空洞，而是他找到的所有原型的起源之地——大地母亲和天空父亲。这样，天——地——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

1939年，64岁的荣格又为塔楼添加了一个庭院和一个靠近湖边的凉亭。他说这二者构成了第四种成分，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情形，四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了这座建筑物，而且还是在12年的时间里建成的。12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上帝大便”意象，1912年，他在“白鸽女孩梦”中梦到雄鸽子要埋葬12位死者。现在他通过12年的塔楼建筑疗法重获新生，至此其自性化的历程完成一轮循环。

1950年，他在塔楼制作石碑，雕刻有关孤儿、时间的炼金术诗句，表明整合老年的健康绝望感和被抛弃感。1955年丧妻后，80岁的荣格又给塔楼低矮处加盖了一层，他认为这代表了自己不能继续躺在母性之塔和精神之塔的背后，被加的这一层代表着荣格的自我人格。这一段再次展现出整合老人的心态，形成了成熟的时空生死观，可以拥抱死亡。1955年至1956年冬季，荣格雕刻父系家谱，绘出了家族图纹，完成了心理治疗中所说的“祖先疗愈”。

[1]诺斯替教或诺斯替主义，来源于希腊语gnostikos，即知识。长期以来用于表示2、3世纪的教父们所批判的基督教异端。到了18—19世纪，诺斯替主义一词涵盖了更大的范围，被认为是希腊化晚期世俗文化向宗教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场大范围的宗教运动。诺斯替指宗教运动中不同团体的统一信念，这一信念有几个世纪在地中海沿岸地区非常流行，甚至延伸到中亚地区。19世纪以前，人们对诺斯替教的认识主要来自诸多基督教著作，目前发现的死海古卷也涉及诺斯替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