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四章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第1页）

第四章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

在伯戈尔茨利见习的几年里，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被这样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左右：“精神疾病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机制呢？”那时，不仅我不晓得，我的同事们也不关心这种问题。精神病学老师们从不留意病患的由衷之言，只重视疾病的诊断、症状的描述和数据的搜集。从稍后逐渐盛行的临床观点来看，患者的人格、个性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医生一遇到病患，便会对其进行一连串老套的常规诊断，记下症状细节，再不假思索地给患者贴上一枚诊断结果标签——多数情况下，事情至此就算大功告成了。至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则压根儿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在这种背景下，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症和梦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便让我感觉如同遇到了贵人。他的观点为我指明了一种深入研究和理解个案的方法。虽然弗洛伊德是一位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令我极感兴趣的一个案例。医院收住了一位患有“忧郁症”（Melancholia）的妇女，并按照常规护理程序对她进行了检查：既往病史、各种化验、体格检查等。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当时的术语叫作“早发性痴呆”，并且，预后不良。

这位女患者刚好就在我们科室。起先，我并不敢质疑这一诊断结果。毕竟那时我尚年轻，又是个初学者，本不应该贸然提出不同的见解。但是，这个病例实在是太奇怪了。我能够感觉到，她所患的并不是精神分裂症，而只是一般的抑郁症，这促使我使用自己的疗法。碰巧，我正致力于诊断性的联想研究，便借机给这位女患者做了一次联想测验。此外，我还同她讨论了她的梦。用这些方法，我成功地揭示了她的既往病史中未曾澄清的经历。这些从无意识中直接获得的信息，讲述了一个忧伤凄凉的故事。

这位女患者在结婚前曾认识一位男士，他是一位富有的工厂主家的少爷，在当地颇受姑娘们青睐。由于她颇有几分姿色，便自信有很大机会可以俘获他的心。可是那位少爷看起来并不怎么喜欢她，她只好另嫁他人。

一晃五年过去了，一位老朋友登门造访，与她谈起往事。他告诉她：“你结婚的事情，真够你那位（工厂主家的少爷）受的。”她的抑郁症由此萌生，几周之后便招来了祸患。她先后给她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洗澡。由于她居住的乡下河水并不很卫生，所以喝的虽然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用的都是肮脏的河水。给女儿洗澡时，她看见女儿在吮吸洗澡海绵却没有加以制止。她甚至给儿子也喝了一杯脏水。当然，她这样做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只有一半意识，因为当时她的头脑已被早期抑郁症的阴影覆盖了。

不久之后，她的抑郁症潜伏期结束，她的女儿染上伤寒症夭折了。女儿可是她的掌上明珠。儿子倒没被感染。这个时候，她的抑郁症便进入了急性发作期，继而被送进了医院。

通过联想测验，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谋杀犯，还了解了很多她的秘密的细节。真相立刻大白，这正是她患抑郁症的原因。这本质上是一种心因性错乱，而不是一种精神分裂症。

那么，关于治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到这时为止，该患者一直被注射麻醉剂来对付失眠，同时还被监视以防止她自杀。不过，除这些之外就没有任何举措了。她的身体状况亦颇为良好。

我碰上了这样的问题：我应不应该开诚布公地与她谈呢？我该捅破这个脓疮吗？我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道德责任的冲突，我要回答一个难解的道德问题，而且只能独自去解决它。要是去问我的同事们，他们很可能会警告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这种事情千万不要跟她讲。这会让她的病每况愈下。”但是我想，效果很可能会正好相反。一般而言，心理学几乎没有明确的规则。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无意识因素纳诸考虑。我很清楚我在这件事中要承担的个人风险：如果病患的病情恶化了，我也会陷入窘境！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采用这种孤注一掷的疗法。我把在联想测验中发现的一切皆倾囊相告。可想而知，这么做会让我多么为难。直截了当地去指控一个人的杀人罪行可真非同小可，对那位必须听取和接受这个指控的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但结果却是，两周之后她就可以出院了，并且再也没有复发入院过。

我对同事们绝口不提这个病例也有着其他的原因。我担心他们会议论纷纷，或惹起法律方面的事端。当然，他们并没有对这位患者不利的证据，但这样的非议很可能会给她带来极坏的影响。命运已给了她足够的折磨了！在我看来，她应该回到生活中，用一生去赎罪，这样才更有意义。她出院时，是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离开的。她不得不背负这个负担。失去孩子已经让她够恐惧了，她的救赎在她得了抑郁症、被监禁在医院里时已经悄然开始。

在精神病学中，很多情况下，病患是带着一个没有说出的、无人知晓的故事前来就诊的。在我看来，只有在调查过病患完整的个人经历之后，治疗才算真正开始。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是病患的秘密，是把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巨石。若能知道病患的秘密，我就摸到了治疗的线索。医生的任务是探究如何找到线索。只考察有意识的素材往往是不够的。有时，可以用联想测验来打开局面：分析梦，或与病患长期保持颇具人文关怀的交流也可以。治疗的对象永远是整个的人，绝不仅是症状。我们必须提问质疑病人的整体人格。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精神病学讲师，同年，我也成了精神科门诊的主任医师。我在主任医师的职位上干了四年之久。到了1909年，我因着实无暇他顾而不得不辞去此职。在这四年间，我的私人诊所规模日益扩大，所以医院的职责便兼顾不过来了。不过，我仍担任教职至1913年。我讲授心理病理学，捎带也会讲一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以及原始心理学。我教授的就是以上科目。头几个学期，我主要是讲催眠，也会讲到让内和弗劳内伊[1]的理论。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渐变成我讲授的主要内容。

在催眠课上，我会给学生展示如何催眠一些病患，再对其个人经历寻根究底。有一个病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一位明显有着强烈宗教倾向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58岁，拄着双拐，由女仆陪同。17年来，她因左腿麻痹而吃尽苦头。我让她坐进一把舒服的椅子里，请她讲述她的经历。她开口便讲个不停，又讲这一切是多么糟糕——把漫长的病史讲得万分详尽。我只好打断她，说：“好——我们没有时间了，现在我来为您催眠。”

我的话音未落，她已闭上双眼，陷入了彻底的恍惚状态之中。根本无须催眠！我吃了一惊，但并没有打断她。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还讲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梦——那些梦境表现了对无意识相当深刻的体验，只是数年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进入了某种谵妄状态。这种情景让我越来越觉得窘迫。现场有20个学生，我本来打算给他们示范如何催眠。

这样过了半个小时，我又一次想唤醒她，她却不肯醒来。我感到惊慌失措，忽然想到，可能是我无意间发现她潜伏着的精神病了。我花了整整十分钟才把她弄醒。我始终没有让学生们看出我心里的紧张。这位妇女醒来后，看起来一副头晕眼花、大惑不解的样子。我对她说：“我是医生，这里一切正常。”此时，她忽然大叫：“我痊愈了！”她弃掉双拐，能够行走自如了。我窘得面红耳赤，但仍向学生们说：“如今你们看到催眠是多么神通广大了吧！”实际上，我压根儿不晓得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次经历是促使我放弃催眠的原因之一。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妇女却真的被治愈了，并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请她随时通知我她的情况，因为我估计最迟24个小时她就会旧病复发。但是，她的病再也没有复发过，尽管我满心狐疑，也只好接受了她已经痊愈的事实。

第二年夏季学期的第一节课上，她又出现了。这一次，她申诉的是背部的剧痛。而且还说，背痛是最近才开始的。自然而然地，我问自己，这是否会与我恢复上课有某种关联呢——也许她在报纸上看见了我的课程通告。我向她询问背痛开始的具体时间和缘由。她既不能回忆起曾发生过什么事，也做不出任何解释。终于，在我的引导下，她提到了她的疼痛正好发生于某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课程通告的时刻。这虽然证实了我的猜想，可我仍想不通那奇迹般的治愈是怎样发生的。我又一次对她施以催眠——她再次自动陷入了恍惚状态——醒来后她的背部就不痛了。

这一次，我在课后把她留住，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生活。结果发现，她有一个智能低下的儿子，正好在我所在的科室里住院治疗。我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而那个低能儿子是她与前夫所生。她只有这一个儿子，自然希望他能是一个才华出众、事业有成的人，所以他尚年幼就得了精神疾病，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时，我是位年轻的医生，刚好符合她期望中儿子的形象。她热切渴望能做杰出人物的母亲，于是就相中了我。她视我为她的儿子，到处宣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绰号，实际上这是她的功劳。我有了第一批私家病患，也受惠于她的四处宣传。我的心理治疗实践竟始自一位把我当作其精神病儿子替身的母亲！自然，我向她详细解释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她很好地接受了整个事实，她的病从此再未复发过。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治疗经历——不妨说，这是我所做的第一次分析。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她真是个聪明人。她还为我认真地对待她和关心他们母子命运的举动感激不已。我的治疗的确对她有帮助。

刚开始时，我在私人诊所里还采用催眠疗法，但很快便弃之不用了，因为使用催眠疗法像摸黑行路一般。你永远也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愈能维持多久，在这种不确定之中工作，我总觉得良心不安。我也不喜欢独自断定患者应该怎么做。我更为关心的是从患者本人那里获知他天生的倾向将把他引向何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仔细分析梦和无意识的其他表现。

1904——1905年，我在精神病诊所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专攻实验心理病理学的研究。我收了几个学生，并带他们一起研究心理反应（也就是联想）。老弗兰茨·里克林[2]是我的合作者。路德维格·宾斯旺格[3]当时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与心理皮肤电效应[4]相关的联想测验，而我则在写《论对事实的心理学诊断》[5]一文。与我们合作的还有几个美国人，如弗雷德里克·彼特森[6]、查尔斯·里克舍[7]等。他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的期刊上。正是这些有关联想的研究，使我在稍后的1909年接到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邀请，让我去办讲座介绍我的工作。与之同时，弗洛伊德也单独获得了邀请。我们二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联想测验和心理皮肤电的实验，是我得以在美国声名大噪的主要原因。很快，有很多美国的患者便前来求医。我仍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批病患中的一例。那是一位美国同事给我介绍的病患。他的诊断书上写着“酒精成瘾性神经症”，预后则是“不治”。那位同事估计我的治疗不会起什么作用，为了谨慎起见，他同时也建议该病患去见柏林的某位精神病专家。这位病患前来就诊，我与他略略交谈了一番，便发现他患的只是一般性的神经症，但他对患病的精神缘由却一头雾水。我让他做了联想测验，结果表明，他正遭受强大的恋母情结的影响。他出身于豪门望族，有个温柔可爱的妻子，生活得无忧无虑——这一切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嗜酒成性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酗酒是为了麻痹自己，忘掉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取的绝望尝试。但这些都是徒劳罢了。

他的母亲拥有一家很大的公司，这位天资聪颖的儿子在公司里任领导职位。他真的早就应该摆脱母亲的压迫和束缚了，但他却鼓不起勇气辞去优越的工作。于是他只好一直受制于母亲，全因她在公司里留给他一席之地。每当他与母亲在一起或在工作中不得不服从她的安排时，就会借酒浇愁。他心中的一个角落并不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安乐窝，便无视自己的本能，甘愿被财富和舒适引诱。

经过短暂的治疗后，他戒了酒，并觉得自己已经痊愈。我对他说：“我不能保证，当您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以后不会故态重萌。”他不以为然，神采奕奕地回到了美国家中。

一回到母亲的势力范围内，他就又喝开了。随即，他的母亲在瑞典时，特来与我商讨治疗办法。他的母亲是个精明强悍的女人，也是个地道的“权力控”。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与之抗争的对象，并意识到他没有力量去对抗。他的体格亦十分纤弱，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因此，我决定背着他给他母亲开一张医疗证明，大意是说酗酒已使他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了，并建议将他解雇。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这自然让他怒不可遏。

在这件事上，我的所作所为确实不符合常规医者应遵从的伦理规范。不过我确信，为了患者的利益，这样做是必然的。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呢？离开了母亲以后，他自己的个性才得以发展，最终做出了一番辉煌成就——正是因为我给他下了一剂猛药。他的妻子因此很感谢我，因为他不但戒了酒，还单打独斗闯出了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