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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旅行002（第2页）

在奥里萨邦（Orissa）的科纳拉克市（Konarak），我遇到了一位梵学家，他亲切地提出要陪我去参观太阳神庙和众神像。庙里有一座宝塔，从塔基到塔顶都布满了巧夺天工的**浮雕。对这一离奇的现象我们谈论了很久，他解释说这是达到心灵净化的一种手段。我表示反对——指着一群年轻的农民，他们站在这件作品前张大了嘴巴，称赞它的雄壮——这些青年男子此时此刻未必受到了净化，他们更可能脑中充满了性幻想。他回答道：“但这不是关键。倘若他们不完成他们的业力（因果报应中的因缘），又怎能受到净化呢？这些明明白白的**图像的目的正是唤醒人们对达摩（佛法）的认识，否则，芸芸众生就会把它忘记。”

他还说青年男子可以像非**期的动物一样忘记他们的性欲，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见解。可是，这位贤者却坚持认为，青年男子的性欲像动物一样是无意识的，他们需要受到告诫。他还说，为了这个目的，在他们步入大殿以前，外面的装饰就提醒他们要想着达摩，因为除非他们意识到了达摩，并使之完整，否则他们便不可能分享净化。

我们进入神庙大门时，我的这位同伴指着两名“引诱男人的女性”——两个舞女的雕像，都有着诱人的臀部曲线——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入的人。“你看见这两个舞女了吧？”他说道，“她们的含义也是一样的。当然，这并不适用于你我，因为我们的意识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已经超越了这类事情。但是，对这些农民小伙子来说，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导与训诫。”

我们离开大殿之后，走在一条林伽[5]小路上，他突然说：“你看见这些石头了吗？你明白它们的意义吗？我要告诉你一个大秘密。”我感到奇怪，因为我想，小孩都看得出来，这些石雕是阴茎的雕像。但是他非常严肃，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这些石头是男性的隐私部位。”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这些石雕指的是伟大的湿婆神（Shiva）。我错愕地看着他，他傲然地点点头，好像是说：“是啊，就是这样。你们欧洲人这么无知，你肯定想不出这个道理的。”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海因里希·吉穆耳，他高兴地叫道：“我总算听到了有关印度的真事，换了换口味！”

我参观佛陀讲经的桑奇佛塔时，体验到了一阵强烈的情绪，每当我遇到很重要但不知为何重要的事物、人或者思想的时候，便会产生这种情绪。佛塔建在一座小石山上，有一条在绿草地中间的、铺着舒适石阶的小路通向山的顶峰。佛塔、陵墓，或是存放舍利的地方为半球形，根据释迦牟尼自己在《大涅槃经》中所说的那样，像两只碗摞在一起倒扣在地上。英国人怀着最恭敬的心情完成了修复工作。建筑群中最大的一个的围墙上开了四扇极精巧的门。你若走进其中一扇门，便会发现门后小径拐向左边，引你顺时针绕佛塔一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尊佛像。走完一圈之后，便顺势进入更高的一圈。平原的远景，佛塔群，庙宇的废墟，这片圣土的宁静令我着迷。我离开了我的同伴，沉醉在这无法抗拒的气氛之中。

片刻之后，我听到一阵有节奏的锣声由远及近。一批日本朝圣者列队鱼贯而入，每人各敲一面小锣。他们给古老的祷词“唵嘛呢叭咪吽”敲着节奏，锣点正好敲在“吽”上。在佛塔外，他们低低鞠躬，然后进门。进去之后，又在佛像前鞠躬，伴随着赞美诗般的歌。他们走完了两圈过道，在每一尊佛像面前唱一曲颂歌。我注视着他们，我的思维与灵魂与他们同在，我心中有某处在无声地感谢他们，他们帮我抒发了我无以言表的情感，令人惊叹。

我强烈的情绪表明，桑奇山触及了我的某种核心。我在那里看到了佛教的一个崭新的侧面。我把释迦牟尼的一生理解为自性突破并占有个人生活的一个实例。对释迦牟尼来说，自性比诸佛更高，自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代表着人类存在和整个世界的本质。自性包含了两个方面——固有的存在和已知的存在，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世界便不复存在。释迦牟尼看见并掌握了人类意识的无上尊严，因此，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人熄灭了意识的光，世界就会归于虚无。叔本华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也承认这一点，也可以说他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这一点。

基督和释迦牟尼一样也是自性的体现，不过意义完全不同。两者都旨在征服世界。释迦牟尼凭借理性的洞见体现自性，基督则化身为宿命的牺牲者。基督教里的苦难更多，而佛教中所见所做的事更多，两种途径都是正确的。释迦牟尼是历史人物，因此更易于被人们理解。而基督同时是历史人物和上帝，所以比较难以理解。

后来，佛教和基督教经历了同样的变迁：释迦牟尼可以说是变成了自性发展的代表——他变成了人们模仿的榜样，而实际上他自己也布法，说只要脱离轮回，每个人都可以彻悟，可以变成佛。同样，在基督教中，基督是一个榜样，在每个基督教教徒心中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历史的潮流导向了效法基督，个人并不追求自己的完整之路，而只是力求模仿基督所走的道路。在东方，历史的潮流同样导向对释迦牟尼的虔诚模仿。认为释迦牟尼应成为效仿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对他的观念的削弱，正如效法基督预示了基督教思想演变的决定性的停滞一样。释迦牟尼凭借他的洞见，超越了梵天神，而基督也向犹太人呼吁：“你们是神”（《约翰福音》10：34）。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贝拿勒斯和加尔各答三所大学授予我三个名誉博士头衔——三者分别代表着伊斯兰教、印度教、英属印度的医学和科学界。这有点儿过犹不及，我很想避开。在加尔各答，我终于得了痢疾，住院十天，总算能喘气。在新的印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医院就像一个幸福的岛屿，我找到了立足之地，得以静观万物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

基本恢复健康以后，我返回了旅馆，这时我做了一个十分典型的梦，在此必须讲一下。我和我的一大批苏黎世友人和熟人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岛，大概是在英格兰南部的外海上。海岛很小，几乎无人居住。这是一个狭窄的约20英里[6]长的岛屿，南北走向。岛屿南端的岩石海岸上有一座中世纪城堡。我们是一群观光的游客，正站在城堡的庭院里。我们正对着拔地而起的壮观钟楼，透过大门可见宽阔的石砌台阶。我们只能望见石阶向上通往一个圆柱形大厅。大厅内有微弱的烛光照明。我知道这是圣杯城堡，而且当晚正要举行“圣杯庆典”。这一消息似乎是秘密的，因为我们之中的一位酷似老蒙森[7]的德国教授就不知情。我饶有兴致地与他交谈，很欣赏他的学识和闪烁的智慧。但是有一件事令我不安：他经常谈论已不复存在的过去，旁征博引地讲着圣杯传说的英国与法国渊源有什么关系。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传说的意义，也没有意识到它依然存在着，但我却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些。此外，他似乎没有认清我们当下的真实环境，因为他的姿态好像是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我想请他注意环境的特殊性，但纯属徒劳。他没有看见阶梯，也没有看见大厅里绚丽夺目的节日装饰。

我环顾四周，有点儿束手无策，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座高大城堡的墙边。墙角处布满了格子架，不是普通木头的，而是由黑铁铸成，还精巧地铸造了葡萄藤，有叶子、卷须和葡萄串，无一不备。水平距离上每隔6英尺有一个很小的房屋，也是黑铁制成，像鸟笼一样。突然，我看见叶子抖动起来。起初，像是有老鼠走动，但是我旋即清晰地看见一个铁制、戴着兜帽的小地精从一间小屋钻进另一间。“啊，”我大吃一惊，对那位德国教授说，“你看那个，你有没有看见……”

顿时景象中断，梦改变了。我们——原班人马，唯独少了教授——出了城堡，来到一片没有树木、遍地岩石的景色之中。我知道事情未完，因为圣杯不在城堡中，但当晚必须举行庆典。据说圣杯在海岛北端，藏在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屋里，那便是唯一的房屋。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把圣杯带回城堡。我们一行六人动身徒步向北走。

长途跋涉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海岛最狭窄的部分，我才发现海岛由一道海湾分成两部分。海峡最窄处，海水只有约100码宽。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我们疲惫不堪，就地宿营。这一地区荒无人烟，一片萧瑟。很大一片区域没有树或灌木，只有荒草和岩石。没有桥，也没有船。天气很冷，我的同伴也纷纷睡去了。我思考着自己能做什么，结论是，我必须一个人游过海峡去取圣杯。于是我脱下衣服。这时候，我从梦中醒来。

当时，我正困在来势汹汹的印度印象中走投无路，突然，这样一个具有欧洲性质的梦出现了。此前约十年，我发现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圣杯的传说依然有很多人知道，尽管已经有了许多关于这个传说的学术研究。当我意识到这个诗意的神话，与炼金术中的一个容器、一剂药方和一块青金石的相似之处以后，对它便有了更深刻的印象。白天被遗忘的神话在夜晚继续被传诵，曾被意识贬低成陈词滥调、荒唐浅薄的有力形象，又重新受到了诗人的认可，用预言将其复活。因此，它们也会被有思想的人以“其他形式”辨认出来。曾经的伟大人物并未死去，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改了名字而已。“小而轻，力无穷”，蒙着面纱的印度圣人卡比尔遁入了新屋。

这个梦擅自抹去了我对印度的强烈观感，通过早先寻找圣杯和寻找哲人石的意象，我重新开始关心被忽略已久的西方。梦把我从印度世界中拖出，提醒我印度不是我的研究对象，而只是一段路——应当承认它是一条必经之路——引导我接近我的目标。这个梦似乎在问我：“你在印度做了什么？你应当为自己和同伴寻求治愈的容器，寻找救世主，这才是你迫切需要的东西。你的状况岌岌可危，稍不留神就有毁灭千百年来的建树的危险。”

锡兰[8]是我旅行的最后一站，它给我的印象和印度不同，锡兰具有某种南太平洋风情，有一点儿人间天堂的意味，让人在此流连忘返。科伦坡是一个繁忙的国际港口，每天五六点钟，万里晴空总要浇下一场暴雨。我们很快离开该城，进入内部的丘陵地带。古老的皇城康堤裹在一层薄雾之中，温热潮湿的气候使草木繁茂。佛牙寺供奉着佛牙舍利（释迦牟尼圆寂后留下的），这里虽然不大，却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我在寺中藏经室徘徊了很久，与僧人谈话，看着刻在银箔上的大藏经文本。

在那里，我目睹了一次难以忘怀的晚祷。青年男女把大捧的茉莉花撒在祭坛前面，同时轻声吟唱。我想他们是在向释迦牟尼祈祷，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释说：“不是的，释迦牟尼已经涅槃，我们不能再向他祈祷。他们唱的是——今生像这些花的美丽一样短暂。愿我的神[9]同我共享这一功德。”

仪式的序幕是个一小时的击鼓表演，在印度寺庙中被称为内殿的地方举行。鼓手共有五位，其中四位分别站在方形大厅的四个角上，第五位是一名青年男子，站在正中间负责独奏，他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鼓手。他**上身，古铜色的身躯闪闪发亮，系着红色的腰带，下身穿着白色舒卡（一种长及脚背的裙子），扎着白头巾，双臂上有闪光的镯子。他背着双面鼓，走到金色的佛像前“献乐”。他雄劲有力地舞动着身体和手臂，独自敲鼓，鼓音音调奇特，具有完美的艺术性。我从他的背后看着他，他站在内殿的入口前，那里有很多小的酥油灯。鼓声讲的是腹部与心口的语言：腹部并不“祈祷”，而是产生“有功德的”箴言或深思熟虑的言论。因此，它不是对不存在的释迦牟尼表示崇拜，而是觉醒之人为了自我救赎才践行的行为之一。

初春，我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脑中印象过盛，我实在不想下船去看孟买了，宁愿埋头阅读拉丁文版炼金术著作。不过，印度并非没有在我心中留下一丝痕迹，它引我从一种无限去往另外一种无限。

5　拉韦纳和罗马

早在1913年，我第一次访问拉韦纳的时候，就感到加拉·普拉西狄亚（GallaPlacidia）的陵墓似乎对我有某种意义，异常令我着迷。二十年后，第二次参观时，我的感受依然如故。踏入加拉·普拉西狄亚的陵墓中，一种异样的情绪再一次涌上心头，我又一次被深深感动了。我是和一位熟人同去的，我们直接从陵墓进入了正教的洗礼堂。

在这里，率先触动人心的是满盈一室的柔和蓝光，不过，我并没有大惊小怪。我不想找到光源所在，所以并不把这种没有明显光源的奇妙光线放在心上。让我惊奇的是，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参观时看到的窗户，现在换成了四幅巨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画，美不胜收。我似乎已完全不记得这里的样子了。我发觉自己的记忆很不可靠，这让我很是气馁。南面窗上的镶嵌画表现的是约旦河的洗礼；第二幅画在北面窗上，是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画面；第三幅画在东面窗上，我看过就忘记了，不过很可能是乃缦在约旦河中治疗麻风病。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梅里安圣经》，书中有一幅插图是同一个主题，和这幅镶嵌画很像。洗礼堂西面窗上的第四幅镶嵌画最为动人。我们最后才欣赏到这一幅画，故事是基督向沉没于波浪之中的彼得伸出一只手。我们伫立在画前至少20分钟，讨论早先的洗礼，特别是它在过去的奇怪概念，它的起源与死亡的危险有关。这种开始常常与死亡的危险有关，用以表示关于死亡与再生的原型观念。洗礼最初是让人真正淹没在水中，并且有淹死的危险。

我对彼得落水的镶嵌画记忆犹新，画中每个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海水是怎样一种蓝色，镶嵌画的每一个碎片，彼得和基督的对话被镌刻在卷轴上——当时我还试着解释这些对话的含义。离开洗礼堂之后，我立即去阿里纳利购买这些镶嵌画的照片，可是没有找到。时间紧迫——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访问——我只好迟些再买照片。我想，我或许可以从苏黎世订购这些照片。

回家之后，我托一位去拉韦纳的熟人代购。他没有找到照片，并发现我所描述的镶嵌画并不存在。

与此同时，我在一次讨论会[10]上谈论了洗礼概念的渊源，并提到了在正教洗礼堂看到的镶嵌画，这些画的记忆仍然鲜活。与我一起去那里的那位女士，怎么也不能相信她“亲眼见过”的东西竟不存在。

我们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可能同时看到了一样的东西，不过相似到什么程度很难确定。不过，在这件事上，我可以保证，至少我们二人看到的画的主要特征是一样的。

在拉韦纳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经历之一。它几乎不能用常理解释。有一个关于加拉·普拉西狄亚皇后（公元450年逝世）的故事，其中一个情节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有一次，她在冬季极恶劣的暴风雪中从拜占庭前往拉韦纳，她发誓，如果能够平安抵达，她就建造一座教堂，在里面呈现海上的惊险场面。她遵守誓言，在拉韦纳建造了圣乔万尼教堂，装饰以镶嵌画。中世纪早期，圣乔万尼教堂和里面的镶嵌画被大火焚毁。但是，在米兰的安布洛其亚教堂仍然可以看到描绘加拉·普拉西狄亚乘舟渡海的图画。

从一开始，我个人就深受加拉·普拉西狄亚这一形象的感染，感叹她这样一位有教养、难以取悦的女性居然生活在一个暴戾的王储身边。她的陵墓，在我看来，是其最后的遗物，我可以从中窥见她的人格。她的命运和她的整个存在在我心中都如此鲜活。从她激烈的性格来看，她就是我的阿尼玛的贴切化身。[11]

男性的阿尼玛具有强烈的历史特性。阿尼玛是无意识的人格化，她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还能体现出过去的内容。她向个体提供了他本应晓得的过去的元素。对这个个体来说，阿尼玛便是他从过去到现在的一切生活。与阿尼玛相比，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野蛮人——像是虚空的产物，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