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哨所的第七天,分析结果才最终确认。
不是什么微型标签或高科技信标——技术组在那些生活垃圾的碎纸片边缘,发现了几乎被磨平的、用特殊药水书写的痕迹。经过复杂的显影处理,几个模糊的数字和简写地名浮现出来,指向边境线另一侧的一个小镇。
“是老手法。”高城看着那些复原的信息,脸色沉静,“用最简单的化学药剂,写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没有电子信号,没有金属部件,就算被找到,也很容易被当作普通污渍忽略。”
李建国看着那些字迹。它们藏在食品包装袋的折痕里,写在烟盒的内衬上,就像灰尘落在灰尘上。
“所以对方很谨慎,”他说,“也很专业。”
“而且经验丰富。”高城补充,“这种手法至少流行了二十年。写这些东西的人,可能比我还老。”
简报室里,边境地图再次被铺开。这次关注的不是七号区,而是那条蜿蜒的国境线,以及线两侧的几十个村落、山口、河谷。
“他们的网络可能比我们想的更大。”高城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七号区只是一个点。如果这个组织存在了这么久,他们一定有更多的通道、更多的藏匿点、更多我们不知道的路线。”
他看向李建国和陈锐:“你们的任务变了。不再是定点监控,而是要摸线。”
“摸线”——侦察兵的行话,意思是沿着一条可能的通道或边界,进行系统的、细致的侦察,找出所有可能的出入口、联络点、活动痕迹。
“从七号区开始,沿着这条山脉走向,向北三十公里,向南二十公里。每一条能走人的小路,每一个能藏身的山洞,每一处靠近水源的平地,都要看,都要记。”
高城顿了顿:“这次没有高科技设备支援。上级调整了策略,这种涉及境外的敏感情况,大规模技术侦察容易引发外交纠纷。我们要用最原始也最不会出错的方法:人的眼睛,人的脚。”
李建国明白了。这是要回归侦察兵最本质的工作:用双脚丈量边境,用肉眼识别异常,用经验判断危险。
“时间?”
“两个月。”高城说,“你们两人一组,我再从连里调两个老边防给你们,组成一个西人侦察小组。每十天回来汇报一次,补充物资。记住,这次的任务不是抓人,不是拦截,只是看和记。遇到任何情况,优先隐蔽,保全自己。”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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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的准备完全不同了。没有吸波面料,没有消磁处理,只有标准的野战装备:迷彩服、作战靴、背囊、步枪、望远镜、指北针、地图。唯一的“高科技”是一台带有长焦镜头的数码相机,和几个大容量存储卡。
补充进来的两个兵都是边防连的老士官。一个叫吴大勇,三级军士长,蒙古族,壮得像头牛,据说能徒手按住发疯的牦牛。另一个叫周明,二级军士长,瘦小精悍,是连里有名的“山路通”,能在山里不靠地图走三天不迷路。
“两位班长。”李建国和陈锐敬礼。
吴大勇咧嘴一笑,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别客气,往后两个月,咱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周明只是点点头,己经开始检查装备,动作麻利得像在数自己的手指头。
第二天拂晓,西人小组离开哨所,沿着山脉的走向,向北出发。
没有路,只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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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李建国就体会到了“摸线”的含义。
这不是行军,不是巡逻,是比绣花还细的活。每走一百米就要停下来,观察、记录、拍照。吴大勇负责地形和植被,周明负责辨认兽道和人迹的细微差别,陈锐负责警戒和测量,李建国负责汇总记录和绘制草图。
“看这儿。”周明蹲在一处碎石坡前,用匕首尖轻轻拨开几块石头,“石头底下的苔藓颜色不一样。这块翻动过,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李建国趴下来看。确实,石头底下的苔藓是黄绿色的,而周围的苔藓是深绿色,还带着湿气。
“人为翻动?”
“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大动物。但看这石头的摆放——”周明指着几块石头形成的简单遮挡,“像是故意盖住什么。”
他们小心地搬开石头。下面没有地道,没有藏匿物,只有一片相对平整的地面。但在地面中央,有一小片被压实的泥土,形状很规整——像是箱子的一个角曾经长时间压在那里。
“运输中转点。”吴大勇判断,“有人在这里卸过货,休息过,然后把箱子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