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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年前的预言让我成网红（第2页）

大年初一那天，我记得为了摆脱一下疫情带来的“乱心”情绪，特别拉开架式，写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向我介绍的那起“杀妻藏尸案”。“80后”罪犯朱晓东作案手法极其残忍，而罪犯在庭审期间以与其年龄和罪行极不相称的冷静和对法律的漠视，同法官展开了一次次心理和专业上的较量，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简直就像是一只毒蝙蝠！这种人尽管是极少数，但对社会危害极大。”上海高院的一位领导如此说。

毒蝙蝠啊毒蝙蝠！你这个可憎之物，在人群中你害人之残忍，在自然界中竟然有人对你下手狂吃而遭来传染病毒的灭顶之灾！

可憎之物！

阅读朱晓东案件的细节，再看人们追溯武汉疫情的文章和议论，我的笔下不由愤然流出了《毒蝙蝠》的如下文字：

有迹象表明：一种毒性蝙蝠可能最早诱发了武汉2019年的猪瘟，然后由猪瘟再引起“海鲜市场”的冠状病毒暴发和之后的大面积传染，然后是“武汉沦陷”、“全国感染”……

惨痛和惨重的一幕，就在昨天。

百科条目：蝙蝠是翼手目动物，翼手目是哺乳动物中仅次于啮齿目动物的第二大类群，是唯一一类演化出真正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它有现生物种类共19科185属961种，除极地和大洋中的一些岛屿外，分布遍于全世界，在热带和亚热带蝙蝠最多。多数蝙蝠白日憩息，夜间觅食。蝙蝠是飞行高手，能在狭窄的地方非常敏捷地转身飞翔。它有极强的嗅觉，靠声波探路和捕食。

蝙蝠长得可憎，并且有超常能力，而多数蝙蝠身上毒性剧烈，一旦受到它的袭击，性命难保，但我们又很难逮住它，这也让蝙蝠有了“移动病毒库”之称。毒蝙蝠尽管不常见，但它的破坏力不容小视。2020年的武汉疫情，便是我们最近的沉痛教训。

在芸芸的人群之中，其实也有些人似比禽兽还要狠毒的毒蝙蝠。他们总是以超常的冷漠和淡定，用超乎想象的残忍手段，谋杀和剥夺了一个又一个他人的生命。

他们的心毒如蝙蝠。虽然他们属极个别，但留给这个社会和我们时代的阴影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又是那样的巨大和沉重，那些发人深省、触目惊心的犯罪过程和所造成的后果，又太需要我们迅速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同样和变异的案件仍在当今蔓延并更为严重地发生着。

他们几乎都是身强力壮、年纪轻轻的“八0”后、“九0”后，甚至还有更年轻的、文化程度更高的……

他们如同一只只毒蝙蝠，正在黑暗的角落袭击我们，并试图污染和毁灭整个世界……警惕和慎防他们，就是我们生命和精神上的一场免疫战！

这篇便是大年初一留下的一段有关“毒蝙蝠”的“写在前面”之语。

作为一个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现在公众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比如这次疫情中大家都认为只有湖北作家方方一人发声，“全国百万作家集体沉默”。这种说法不尽准确，当然客观上也存在的一种情况是：方方在疫情风暴的中央，以其亲身感受，每天写下的“日记”确实让外界从另一个视角了解到了武汉所发生的事，这种“真情实感”很打动人，自然也很可贵。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当代文学和作家们是不是、能不能真正说“真话”和会不会说“真话”的能力与态度。

新华社在战“疫”时期发了篇很好的社评，题目就叫“让人讲真话，天塌不下来”。文章说，“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质，说真话，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信念，需要不迷信权威、只相信事实的品格，需要敢于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的情怀。事实上，每一次疫情大暴发，也同时是对长期以来社会积存的陋习的一种暴露。比如“非典”时，人们开始知道原来吃“果子狸”，不仅坏了我们的肠道，还坏了我们的生命。这回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也是因为有人狂吃滥吃野生动物蝙蝠、穿山甲一类的动物所致（至少目前专家们这样以为）。一次又一次因乱吃、滥吃把我们害得不轻，但谁会对这些陋习、恶习和不良生活行为造成的后果铭记在心呢？

不仅是传染病疫情所造成的灾难，在其他社会领域的问题也同样如此。比如天津大爆炸，在我经几个月调查采访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灾难主要原因就是人为因素，管理层层松懈，他说应该你管，你说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最后发现似乎谁都有责任，但恰恰“谁都有责任”的结果是，谁都可以不负责任。如此重复、循环，灾难事故还不照常一起比一起更严重地发生吗？

五年前的天津大爆炸，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如果你到过现场或者经历过这场劫难，你会忘却吗？我相信不会。但我绝对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早已把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大爆炸忘得一干二净了。原因之一，是“有关部门”特别是涉事地区的人不愿多提此事，似乎一提就会触到了他们哪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可恨可气的是，像我这样的作家在当初写这部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现场纪实作品《爆炸现场》前后，竟然一直受到莫名其妙的非难。最初是当时任天津“一把手”的市长、市委代理书记黄兴国的百般阻挠与刁难。当时我的作品在出书前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部分内容。记得2016年元旦刚过，《人民文学》在公众号上刊登发表《爆炸现场》作品的消息和当月刊号的目录后，有一天施战军主编非常紧张地打电话给我，说天津作协和文联来人到杂志社，打听和寻问我的作品“什么来头”，希望撤下。“凭什么？他们有这资格吗？”我告诉施战军，不要理会他们。因为那个时间我正好换了手机号码，天津方面的朋友联系不上我，所以施战军主编后来又更紧张地告诉我，说何主席是不是稿子有问题啊，天津政法委的人都来拿杂志去了，看样子他们气势汹汹的，要追杀你似的。严重了！我当时不能说没有一点不安，因为那时也并不知道是黄兴国个人搞的鬼，担心是不是他“上面”的人怪罪下来后他黄兴国迁怒于我？

总之天津方面先后有五拨人来到北京，欲与我“对抗”一番。但后来又不知什么原因，没了下文——我还正等待与他们较量一下。再后来我发现关于作品的出版、宣传等等与《爆炸现场》有关的事情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捣乱，比如原先准备在天津武警总队召开的赠送图书的现场会被突然取消，在天津有关单位举行的作品讨论会也被劝停止，大爆炸一周年时我们已经筹备好的一场纪念性质的诗歌朗诵会也被“叫停”。这事闹得很让人窝火！

黄兴国并不知道我采访和创作《爆炸现场》是受国务院天津爆炸事故调查小组之命，在公安部消防局的直接帮助下开展工作的。即使如此“派头”，竟也屡屡受到“一只无形之手”的不断挑衅与阻挠，更不用说如果我独立采访与写作了，估计天津方面会在当时的黄兴国指使下真的对我下毒手了。几个月后，我看到了黄兴国被中纪委“双规”……后来虽然再没有人“追杀”我，可有关《爆炸现场》一书在多种情形下仍然有“一只无形之手”在背后捣鬼，一直得不到公正的待遇。

这事我至今弄不明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国务院事故调查组领导和专家审查过的书稿，竟然还要受到如此不公待遇，可想而知，真正说真话并非那么容易，虽然天塌不下来，可有些人和有些部门就是既不想看到天塌下来，连房顶上掉些石灰他都不让！

天津大爆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上千条生命的伤亡，这样的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灾难不反思，不刻骨铭心，还有什么事值得我们牢记呢？也因为几十年来见的、看的太多了，所以有时常常激愤着说些希望社会铭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该犯的错误和教训时，感觉很难很难。

看一看写《爆炸现场》后我想跟我们的社会说些什么话吧——

《爆炸现场》：赞美生命的壮丽，实为鞭挞摧毁生命的罪孽

战争和屠杀的现场是血淋淋的，而像天津大爆炸现场又何止是血淋淋的，它远比血淋淋的现场要撼人和惊怵得多！如果说你看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的话，毕竟那还具备了生命的特形。但如果当你看到的是一具白骨时，你就不再认为那是一具生命，而是一个已经剥离了生命的鬼魂与幽灵，它会让人不寒而栗。

天津大爆炸现场真正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当然，还有那些彻底变了形的钢铁废物，比如像集装箱和车子一类的东西，但它们是没有生命的。现场唯一有生命的基本上是人，基本上是消防队员。火与消防队员们的肉体搏杀的结果，留下的是一堆堆白骨与烟烬，很可怕。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形，我是属于从搜救人员所拍摄的录像中看到这些情形的唯一一位作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位通过采访一个个幸存的消防队员们的作家，我因此获得了极其珍贵的大爆炸的另一个现场——“情感现场”的诸多宝贵“镜头”。

我是了解天津大爆炸现场的一名幸运的作家，但又是一位特别痛苦的“亲历者”。许多时候我在反省自己：是不是就该让这个悲惨的爆炸现场的事实带着浓烈的感情去向世界呈现呢？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应该。

应该的结果，就出现了这部《爆炸现场》作品。这是我从事非虚构创作几十年来最刺痛我自己内心的一部作品，其内容的震撼力和痛苦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作品，包括像写“５·１２”大地震、北京“非典”等事件……而正在采写这部作品时，又恰逢２０１５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克列耶维奇，她也是一位非虚构写作者，其获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苏联时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所造成的灾难。老实说，当我拿过翻译成中文的阿克列耶维奇的作品时，我有些失望和欣慰，失望的是：她的诺奖作品不过如此；欣慰的是：我们可以比她写得更好。

我并没有想把《爆炸现场》刻意拿来跟阿克列耶维奇的作品比，但我相信自己的作品具有无法替代的“现场震撼力”，而且一定是其他虚构或假装非虚构的作品所不能抵达的艺术境界。

报告文学（或说非虚构作品）如果没有“现场”的亲历与准确叙述，那必定不会有独特而超然的艺术魅力，那些蜻蜓点水式的假现场也必不能产生强烈的艺术震撼力。然而“现场”对所有麻木的、缺乏敏感的、不知如何撷取生活和情感精华者来说，它仍然会掉入“一般性”之中。客观的“现场”通常是死板的，乏味的，甚至还可能是枯萎的，单一的，那些丰富的、精彩的、立体的、鲜艳的“现场”，则需要作者的嗅觉、视觉和情感的透彻性的寻觅与搜索，甚至有时还需要像消防队员一样冒生命之险去实践与战斗。

《爆炸现场》就是这样一部通过“冒生命之险去实践与战斗”之作。因为我尽可能地去爆炸现场，尽管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硝烟与爆炸声，然而当我站在那个大坑前伫立片刻时，我仍然强烈地感受到爆炸的火焰与气浪是如此的慑人魂魄；尽管我没有像许多消防队员感受自己的亲密战友在瞬间牺牲的场景，然而当我来到重症监护室抚摸着尚在治疗中的伤员那一条条炽焦的伤疤时，我仍然感觉心的彻痛与胆之寒颤……“中秋节”、“国庆节”、“圣诞节”，还有许多个星期天与周六，我与天津消防队员们在爆炸现场一起谈论和回忆“８·１２”夜晚的瞬间所发生的一切。

热的眼泪和冷的眼泪时常挂在我的眶内眶外，牺牲的战友和伤残的战友身影总在我的睡梦中复现，并无时无刻都在与我谈论着、欢笑着，然而多数时候他们是在向我诉说、哭泣、呐喊与追问着……“我们如此年轻，为什么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就离开了自己的亲人与爱人？为什么？谁之罪？啊，谁之罪？”

这是最悲切与沉重的呐喊与追问，它一直在那个爆炸现场的上空徘徊着、回响着……唉，这就是“现场”！无法抹去的生命现场，以及一个作家所能意识与追索得到的关于生命的另一种存在与拷问。也许有人会向我提出质疑：大爆炸是一场悲剧，你为何把消防队员的牺牲写得如此壮丽。其实，消防队员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极其壮丽的，而我之所以把“爆炸现场”的壮丽生命写出来，就是为了无情地鞭挞那些摧毁这些生命的罪孽！他们是谁？他们会是谁？天知之，人知之，良心知之，法律知之。

要感谢公安部消防局各位领导与战友（他们许多人曾经与我在一所警校工作过），要感谢天津消防队员和天津港公安局的同志们的积极配合，才使我有了抵达“爆炸现场”的可能，而我最想感谢的是那些亲历爆炸一线的消防队员，不管是活着的和牺牲的，他们都给了我第一手材料，这是最宝贵的部分。它常常令我不能入眠——如果你经历了，你就无法不去想那些惨烈的场景和死亡的恐怖镜头……

当下中国的灾难太多，多数是人为的，而且灾难的样式与危害程度常常超出我们的意想。比如刚收笔《爆炸现场》，又出现了深圳大塌方事故。即使这些天没有大事故新闻，房前屋后的空气里也会弥漫着永远散不去的雾霾，叫你生不如死的窒息……许多人在感叹：为什么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感觉有些难呢？

为什么？我也想发问！

我想认认真真地发问：天津大爆炸这样的事还会不会再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太可能再来。但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类似的、不同形态的“大爆炸”随时可能发生。

这又是为什么？我们都应该认认真真地思考与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