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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婷长得很漂亮，自己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几乎每天换一套衣，甚至换几套，像个衣架子移来移去，大举收缴客人的目光。她在自家客厅有固定座位，总是侧身若干度，捧一本书造型端坐，配上精心布置的背景和近物，配上最迷人的表情，让客人们能从最佳角度看她，看到侧光或逆光之下脖子、胸脯、腰身的动人线条，上一堂古典艺术欣赏课。

作为马涛的又一个崇拜者，她轻易取代了对方的前妻，成为丈夫的联络主管，长袖善舞地出入沙龙和交际各方，特别是那些洋面孔。据说每次都谈得超精彩，但外人总是不得其祥，只能隔墙猜花。

“哎呀，都是最前卫的学术思想，都是非常非常……”她摇一摇小手，“用中文没法谈，中文太糙了。”

临末还时常对客人交代一句：“这些事你不要说出去。”

问题是，她说出过什么吗？

她说过某作家的婚变，但掐掉了后半截。她说过某哲学家的官司，但掐得只剩一个话头。她说过某位气功大师不久前的来访，又掐掉了对方进门后最要紧的情节。总之，她是一切名人的朋友，对高端社会无情不知，无密不晓，但她既然身负密友们的深深信任，就不能不闪烁其辞，欲言又止，相当于一个保密局。

几年后，他们去了国外，留下了肖婷的一个继女，马涛前一次婚姻的结果。这几乎在朋友们的意料之中。

我很久没有他们的消息。直到后来陆续遇见一些国外来人，才知那边情况并非肖婷以前描述的那般顺利。据说两口子抵达那里时，发现机场里没有红地毯，也无媒体记者迎候，更没有议员或部长，这已令他们迷惑与失望。更实际的是，马涛名气这么大，但各方的招待也只是两顿三餐，管不了日常的营养。肖婷的父亲，一位大学校长，在那里有不少故旧，但他们的资助能力也有限。几个月下来，积蓄迅速流失，两口子不得不开始注意超市的特价食品，还有穷人的食品券。

靠一些留学生指点，他们有时也去教堂混上一两顿，再不济就去大学校园里，寻找一些研讨会的茶歇场合，冒充与会者，嚼上一些饼干，运气好的话还能喝到葡萄酒。

他们倒是得到了政府救济的一间住房，但与邻居一比，也让人生气。那个小胖子资历平平，住的房子却大许多，还有个不错的阳台。凭什么？就凭他以前那顶日报总编的乌纱帽？中国的势利小人多，老外也势利吗？干部的级别待遇居然在这里也有效？”

当过使馆二秘的尼克，以前就认识的马涛夫妇的，耸了耸肩，“喽，没有级别，这里没有。”

“为什么他房子那么大？”

“你是说高先生？对不起，你来得晚，只有这一间了。”

“我不信。”

“骂套——”尼克把“马涛”发音成这样，又挤了挤眼皮，“小伙子，这不是在中国，你不能在我面前抽烟。”

马涛一时尴尬，掐灭烟头，赔笑点头道歉，心里却暗暗窝火。这家伙，在中国时好歹也吃过他马涛的饭，还不止一次，怎么一转背就当面打脸？即便你讨厌烟，即便制止抽烟是你的权利，怎么说也得“请”字在先吧？也得面带一丝笑容吧？

马涛当然更不相信这家伙的搪塞。鬼佬们——他现在私下里这样称呼他们——给那个胖主编送来聘书，从未送给他；多次请那个胖主编去开会，却很少请他去，不就是势利吗？不就是狗眼看人低？不就是帝国主义的臭德性？

他差一点冒出中学时代的革命腔调。

他也受邀参加过一些会，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不过，自己的英语不灵，参加这些会得非常小心，有时听对方巴拉巴拉一大通，却没抓住几个词，只能胡乱点头。遇到一个热情万丈的女记者，金发碧眼，风姿绰约，据说是有名的专栏作家，他好容易折腾一个电子翻译器，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个开头，但对方突然一脸困惑，“你不是井田先生？天啦，对不起。”然后提上皮包走人。

他这才明白，女作家分不清东方人的面孔，刚才是认错人了。

另一次，也许是主办方粗心，会议的Schedule上未注明吃饭地点。他一不留神，在室外抽烟的时间稍长，回来时便傻了眼，不知大家去了哪里。他在会议室周围多方打听也无结果，最后只得找个地方，自己买了个汉堡包。

他离开快餐店时，一个黑大汉追出店门，冲着他大喊大叫——原来是他把提包忘了。他接过提包，忙赔笑感谢，但也许是一时激动，也许是近来心里憋了太多恶骂，一出口竟把Thankyou（谢谢）口误成Fuckyou（操你），一连说了好几遍。他发现对方表情怪异，依稀觉得这种怪异可能与自己有关，但弥补已来不及。对方暴睁双眼，把他当成一个面包上的蛆虫，左瞧右看，斜看正看，最后来一个龇牙咧嘴，手中半瓶啤酒不偏不斜淋在他头上。

还算好，对方的大拳头总算没落下来。

“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他只好直接上普通话，“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感谢你还给我包。你是个大好人。你让我非常感动，非常敬佩！”见对方迷迷惑惑，又把说过的话比划了一番。

“先生，我现在可以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