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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2页）

农民的普遍贫困催生了很多谚语，对摆脱贫困相当不利。在自己的政治遗言中，黎西留曾写下这样一句话：“让富裕起来的人遵守规章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18世纪的民众不会有这么偏激的认知，可他们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要想预防懒惰，只能借助贫穷这唯一的一种手段，要不是生计所逼，农民们断然不会工作。这样的理论跟人们偶尔当着我的面谈及殖民地黑人奴隶时发表的理论完全一致。在统治阶层中间，这个理论流传得相当广泛，经济学家们被逼无奈，只能站出来进行反驳。

军役赋税诞生之初只有一个用途，就是帮国王买兵，以弥补贵族及其附属者被免除的军役，这一点人所共知；可军役这项义务在17世纪又重新归到自卫队名下，由民众特别是农民一力承担，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

自卫队在征集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阻碍，这一点从总督府上那多如牛毛的追击违规自卫队战士或是逃兵的骑警查案记录中就能看得出来。自卫队堪称农民最厌恶的徭役；他们经常逃到荒郊野外，以躲避这样的徭役，为了追捕他们，政府当局不得不出动武装军队。由于现在的强迫征兵制度实施起来非常简单，当时出现的这种状况难免会叫人感到吃惊。

旧制度时期，农民对自卫队的反感到达了顶点，造成这种结果的罪魁祸首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执行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尤其是这种方法会让可能被征兵的人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所有未满40岁的未婚男子都有可能被征兵）；这些人觉得就算自己抽到了豁免签又如何呢，相关政策说不定哪天就改了；而且让别人代替自己去参军是不被允许的；再加上这份差事既难做又充满危险，甚至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农民们自然不情愿去做；但这么沉重的担子偏偏由农民，特别是最穷的农民一力承担，残暴的统治对这些卑微的农民而言愈发显得难以承受，这才是最叫他们生厌的一点。

很多教区在1769年进行抽签时的记录，现在已到了我手里；上头记录着各教区抽到豁免签的那些人的具体情况：其中有一个是贵族家的佣人；有一个是修道院的看门人；还有一个是资产家的仆人，但该名资产家的生活状况堪比贵族。有权免除这项徭役的，只有那些富人；如果一个农民每年都缴纳最高的税额，那他的家人就享有不去自卫队服役的特权：某些人口中的鼓励农业生产就是这个意思。那帮经济学家最喜欢宣扬所谓的平等，但他们却从来不宣扬这方面的平等；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推广这样的做法，即让最穷、最孤苦无依的农民承受更重的压力。有个经济学家曾说：“只有底层平民才能承受士兵那么少的补贴，那么恶劣的生活方式，那么完全的独立性缺失，要别的人来承受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那对他们来说简直太残酷了。”

情况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四在位后期，当时交通主干道要么没人养护，要么由其使用者——国家或是干道沿途一切所有者养护；可交通主干道的养护完全依靠劳役，即由农民全权负责，也差不多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的。既能让道路正常运行，又不用花费任何费用，这条计策真是太方便，太有创意了。这样看来，欧里总监于1737年下令在全国推行这条计策也就不出奇了。有些人拒绝执行这道命令，总督可以将他们关押起来，或是派人去搜他们的家。

从那以后，每逢经济发展刺激人们对道路状况的要求变高时，政府便会为修路让百姓服徭役，这加重了百姓身上的徭役负担。贝里省议会1779年的报告中记载，即便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省份，每年借助徭役完成的工程估价也达到了70万里弗尔。下诺曼底在1787年也得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统计数字。农民们的命运有多么凄惨，从这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唯一一个被文明忽略的群体，当其他阶层因社会发展变得越来越富有时，只有他们每况愈下。

各总督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往来信函中写道，徭役不能用在乡村那些特殊的道路上，只能用在交通主干道，或者按照时人的说法——王室之路上。这种想法简直太奇怪了，唯一需要支付路费的居然是那些最穷、最少出门的人。但在那帮能从中获利的人心中，这种奇怪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没过多久，他们就坚信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1776年，民众试着改徭役为地方税，徭役很快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征税，不平等以另外一种面貌得以存续。

由领主徭役转变为王室徭役，再慢慢扩散到一切公共工程，这就是徭役的演变过程。我曾看到，徭役在1719年居然曾被用于建造军营！相关法令是这样说的：跟这项工程相比，别的工程都是次要的，所有教区都要把最好的工人派到这里来。另外，徭役还包括：把苦役犯押解到监狱里去，把乞丐送到慈善收容机构里去，以及在军队换防时搬动军备：这是一种相当重的徭役，因为那时所有军队的军备都很沉重；要搬运这些军备，只能从远方征调大批车和牛。一开始，这种类型的徭役并不算多，后来却演变成了最重的一种徭役，因为国家常备军的数量在不断增多。我曾读过这样一些资料：有些国家工程的承包人强烈要求调集人手帮他们把建筑工程要用到的木料从森林送到沿海地区的军舰制造工厂里去，这同样是服劳役。一般说来，这些服劳役的人也有薪水可拿，但通常都是很少的一点儿薪水，别人想给他们多少就给多少。军役赋税的征税员实在难做，因为赋税太不合理了，某些情况下还重得出奇。有位征税员曾于1751年写下这样一句话：“很快农民们就交不起军役赋税了，因为他们为帮政府修路交了太多钱。”

要是能有一些有涵养的富人守在农民身边，就算他们不打算为农民提供庇护，最低限度他们能请求那个掌控着一切穷人和富人命运的人对农民们好一点儿，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也有这样做的权力。若果真如此，又怎会出现这些全新的压榨手段？

曾有个很富有的人在1774年的时候给本省总督写了一封信，请求对方找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我曾读过这封信，他的意思是全体村民都将因这条新路走向富裕，为此他列出了很多原因。接下来，他又说要建立集市，食物的价格会因此提升到原来的两倍，他对此非常肯定。这个善良的公民还提到要创立一所学校，培养出更勤劳的人民，以效忠于国王，这花不了多少钱。这些改善工作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他先前却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始于两年前，当时他被国王的一封密函[3]软禁在自己的城堡里。他毫不保留地写道：“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用的，在家乡的两年流放生活让我对此确定无疑。”

可人们却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年使农村中的富人和农民的关联得以维系的保护和附属关系已岌岌可危。这种情况在饥荒发生时愈发明显。中央政府在那样的危难关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内心胆怯，因此感受到了深深的惶恐；那些有影响的个人和政治组织已经被它彻底毁灭了，它却妄想叫他们马上复生，听从自己的召唤，过来帮助自己，结果连一点儿回应都没得到。原来那些人都已死了，杀死他们的正是政府，这种惊诧的发现对它来说已经是常事了。

那些经济状况最糟糕的省份，在面对这种危机时总会出现一些诸如迭戈的总督，强迫富人供养他们的佃农，一直养到第二年农田收获时，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轻率的违背。我找出了很多信函，是1770年一些本堂神甫写的，他们提议总督向教区内所有在教或还俗的富人征税，他们这样写道：“他们不住在那里，却在那里占有大量农田，他们带着从那里赚得的大笔金钱到别的地方去花。”

村庄里总是有乞丐出没，再正常的年代也不例外；原因就如莱特洛内所言，在城市里，穷人能获得援助，而在乡村，穷人们不做乞丐便没法过冬。

那些命运悲惨的人经常受到最残酷的对待。1767年，舒沃塞尔公爵试图将法国境内的所有乞丐一扫而光。为此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这一点从各总督的书信中就能看得出来。骑警队接到命令，要将国内的乞丐全都抓起来；据说，有超过5万名乞丐因此被抓。乞丐中的壮汉被送去做苦工；其余人被送到40多家收容机构里去：这样一来，富人就能在他们身上行善了，这很不错。

旧制度时期的政府在面对上层阶级时，总是表现得温和而谦恭，在面对下层阶级特别是农民时，却总是表现得心狠手辣，动不动就出其不意地加害他们，这跟我先前所言没什么两样。我从未读到过一份总督命令逮捕资本家的文件；然而，农民被逮捕的事件却层出不穷，逮捕他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逼他们去服徭役的，有逼他们去服军役的，还有因为他们做乞丐，扰乱社会治安，所以逮捕他们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审理那些凌驾于平民之上的阶级时，要用到独立的法庭，要经过长久的辩护，整个过程都要对外公开，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但在审理平民特别是农民时，法官会当场做出判决，被告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

内克曾在1785年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平民和别的阶级差距极大，这轻而易举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至于政府是如何成了对付平民的木偶，却没什么人注意了。仁义和人道已经成了法国人的精神特色，对于这样一份屈辱怀有同情心的人，虽然不必忍受贫穷的折磨，但依然为之感受到了无尽的愁苦。”

这些命运凄惨的人处境越来越糟糕，但这并不是他们受压迫的主要表现，阻止他们改善这样的处境，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压迫。他们享有自由权，但他们的愚蠢程度跟他们的农奴先人不相上下，而在贫穷程度上，他们简直称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技术非常先进，但他们本人却连一点儿技术都没有；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但他们本人却依旧蒙昧无知。同类独有的智慧和敏感，在他们身上一样都不缺，但对这两样优势的利用，他们却一无所知；就连自己仅有的本职工作——种田，他们也没有做好。英国有位著名的农业学家曾说：“我只看到了10世纪的农业状况。”行军打仗是他们唯一的特长；最低限度，他们在从事这个行业时，那种与生俱来的跟别的阶级的必要关联还没被切断。

这道既孤立又贫穷的深渊，就是农民们生活的地方；他们被囚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天主教被废止，过程中没遭遇任何反抗，教堂的神圣因此被玷污，在此之前的不到20年间，政府曾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清算一个教区的人口数：在圣桌上，本堂神甫通过点名找出有多少人参加了复活节，这个总数加上对小孩和病人总数的估计，就是整个教区的人口数。这样的情形让我大吃一惊，简直有些畏惧。但是这帮野蛮人的内心已有流行思想从各个方向灌输了进来；它们借助各种各样怪异的方式，经过各种不为人知的通道进入了这个又小又黑的地方。但表面看来，一切一如往昔，农民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也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还是那么快乐，他们已经被压迫得服服帖帖了。

即便身处最深的痛苦之中，法国人也总是表现得很轻松很快乐，但不要被这种假象蒙蔽了；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痛苦的命运，他们只是不愿去想，只想给自己找点乐子，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根本逃避不了这种痛苦的命运。尽管他们好像对身处苦海没什么意见，但只要能给他们指明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他们会马上以猛烈的势头朝那条道路飞奔过去，你若想阻止他们，他们会踩着你的身体冲过去，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视线甚至都不会在你身上停留。

现在我们已经能将这些看得非常透彻了，但当时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平民，特别是农民的精神世界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上层阶级根本无法看清。对于社会事务，农民们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生活方式共同造就的结果。这样的见解，他们从来不在别的阶级面前提起。然而，当穷人与富人共有的利益、怨言和事务差不多完全消失后，遮掩二者精神世界的黑暗就变得愈发深了，二者从此断绝了一切往来。大革命爆发之初，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却个个都没什么危机感，这真是太奇怪了，他们满口民众的美德、顺从、忠实、单纯和快乐，丝毫不理会当时1793年已经迫在眉睫了，这种场景真是既好笑又恐怖，耳闻目睹这些，实在叫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说到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以我刚才叙述的所有细枝末节为依据，想想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时，参照的是哪项伟大至极的规则。

法国的贵族阶级执意要割断与别的阶级的关联，最终，别的阶级担负了绝大多数公众征税，贵族阶级却一身轻；在贵族看来，摆脱这个重担就相当于保全了自己的威信，起初的时候好像真是这样的。可很快他们就疾病缠身，身体越来越虚弱，旁人对此却一无所知，连理都不理他们；越来越多的豁免权没能阻止他们的经济每况愈下。他们一直害怕成为资产阶级的同伴，但资产阶级的情况却跟他们正好相反，资产阶级不光越来越富有，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阶层；他们就在贵族身边，反对贵族，贵族对他们而言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对贵族来说既不是合作伙伴，也不是手足兄弟；很快，贵族就意识到资产阶级是他们的对手，跟着会发展成他们的敌人，最后变成他们的操控者。他们不必再对自己的附属者履行领导、庇护、救援的职责，这全赖那个怪异的政府；不过，他们应该也没遭受什么损失，因为他们在名利方面的特权被保留了下来；他们依旧是走在最前头的人，是领头者，他们自以为是这样的，并且他们身边也的确围绕着很多公证书里所谓的臣子；除此之外的那些人则被称为附属者、自由租赁土地保留者和佃农。他们其实是相当孤立的，没有人会听他们的话，如果到了最后，有人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除了逃跑以外，什么都不能做。

贵族的命运跟资产阶级相差甚远，但二者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那就是资产阶级最后也会脱离人民群众，得到跟贵族相同的结局。资产阶级一直跟农民和农民的贫穷保持距离；他们只想创造新的不平等，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并未密切联系农民，一起反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拼尽全力，资产阶级也是一样，为了获取特权，他们简直连命都不要了。资产阶级是从农民发展起来的，但他们却将农民完全当成了陌生人。资产阶级把武器送到了农民手上，到了这时，他们才察觉到自己已在不经意间激起了平民阶层的热情，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掌控这种热情，做平民阶层的领导者；很快，过去身为激励者的他们就将成为被摧毁的对象。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法兰西大厦几乎成了整个欧洲的霸主，日后它若是倾塌了，会让多少代人惊诧不已；不过，它的衰落与灭亡，对于那些关注它历史的人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实上，大部分法国国王一直采用的分开管理的统治手法，才是上述所有罪恶、错误、要命的偏见出现、维持、发展的源头。

然而，资产阶级和贵族彻底分裂，农民和贵族、农民和资产阶级也分裂开来，当这样的情况发生并扩展到各个阶级内部时，就会有性质特殊的小型组织出现在各个阶级内部，它们跟各阶级一样相互独立，它们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整体，其内部性质是一致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连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能够束缚或帮助政府的团体再也组织不起来了。到了最后，这座君王的雄伟大厦会在社会基石发生动摇的刹那被彻底毁灭。

最终能从上层阶级的过失与错误中获益的，似乎就只有平民。但实际上，就算他们能从他们主人的统治下真正脱身，也摆脱不了他们从主人那里获得的各种错误观念、有害风俗以及卑劣的倾向。在行使自由权的过程中，民众有时竟会套用农奴的兴趣喜好，连驾驭自己的言行都做不到，在老师面前也表现得十分粗鲁。

[1]法国著名教士，曾出任巴黎大主教，对亨利四世相当推崇。——译者注

[2]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曾发生暴动，贵族领导农民为复辟波旁王朝而战。——译者注

[3]国王发布的秘密逮捕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