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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2页）

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以及国王在教区的代表，这些身份已经不再属于领主。在教区内，分配赈济，颁布国王的命令，征收赋税，招募民兵，以及实施国家的普遍法律等等这些事务，已经不在领主的权限范围之内。所有这些权利和义务事项，都已经归属于每一个人。与其他的居民相比，除了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之外，领主所拥有的权力与其相差无几。事实上，领主也是一个居民，只不过他的地位稍有不同。在写给下属的信中，总督们一般都会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而已。

同样的景象——除了以个人为单位外，贵族不再以整体的形式从事管理活动——不仅仅发生在堂区，也发生区。这样的现象，只有当时的法国存在。除了法国之外，其他地区的统治居民和拥有土地，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古老封建社会的特征，还能部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英国，管理和统治的大权，掌握在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手里。在德意志，国家一般的事务是由贵族管理和控制的。虽然在某些地区——比如，普鲁士和奥地利——贵族的这些权力已经被国王剥夺，但是，大部分的农村管理权依旧在他们的手里。在某些地方，领主的地位依旧保留，这是因为国王虽然强大，可以控制领主，但还不足以取代他们。

事实上，除了司法领域，法国的贵族已经很长时间，不再染指国家行政了。然而，对于领地的司法权，王权不断地对其进行削弱、限制，尽管法官还在听从贵族中重要人物的指示，以他们的名义审判某些诉讼，而他们也不时地在领地范围内制订治安规章。最终，王权完全控制了它。这样一来，司法权的行使，对于领主来说，只能算做是一项收入，而不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贵族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剩下金钱部分——这部分权利偶尔还会增加，至于政治部分的权利，已经完全消失了。

对于那一部分还没有消失的特权——实实在在的封建权利，由于它们与人民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这里，我还想做一番论述。

这些权利的数量很多，种类也很广泛，而且，它们其中的一部分要么已经转化，要么已经消失。因此，今天我们很难判断，究竟哪些权利是属于1789年那时候的。当时，这些权利中的某些，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是一些含义比较混杂的词语。而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就更加显得含糊不清了。不过，对于18世纪的封建法专家著作，只要我们认真查阅，并进行相关的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数目相当少的主要几种权利，都是由所有现存的权力转化而来的；至于其他的一切权利，它们仅仅是个别的现象，十分孤立，尽管它们也真真实实地存在着。

在法国，众所周知，专门的狩猎权，只有领主才配享有。通常来说，鸽子和鸽舍，也只有领主才会拥有。当地的居民，总是很不情愿地为领主所驱使，使用领主的磨坊磨面，使用领主的压榨机压榨葡萄酒。有一项税费极为严苛，这就是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只要在领地的范围之内，人们每一次购买或者出售土地，都必须向领主缴纳一定的税费。除此之外，年贡、地租以及现金或者实物税，也是领地范围内的土地所必须承担的。一般来说，这些税费不得赎买，只能由地产主向领主缴纳。

在各个地方，为领主服徭役的情况，几乎已经看不到了。虽然在极少数的省份，若干种的道路通行费依然征收，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此种费用，要么被取消，要么降到很低的价格。不过，市场税和集市税，却是所有省份的领主都要征收的。透过这些名目繁多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这些领主的权利损害了土地耕种者的利益，此其一；其二，它们总是不同程度地与土地，或者与土地相关的产品有关联。

毫无疑问，虽然与封建制度的起源、目的与性质不同，但是教会始终与封建制度紧密相连——教会就像被镶嵌在封建制度中一般，深深地渗透在其中，尽管它与封建制度并没有多少瓜葛。由此可知，与一般的领主一样，教会领主也享有很多好处。

依据不同的教职，主教、议事司铎、修道院长都拥有一定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他们征收年贡，分封给他人一定的土地。在所在的地区内，修道院通常也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它的领地。在法国，有一个地方至今还有农奴。于是，这一地区的修道院也拥有农奴。使用徭役、征收市场税和集市税，都是它所享有的特权。此外，修道院还拥有公牛、压榨机、磨坊以及烤炉。如果哪一个村民想要使用，必须缴纳一定的税费后才行。与整个基督教世界一样，法国的教士还拥有什一税的征收权利。

其实，与法国相比，那时候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所拥有的封建权利要大得多，沉重得多。这些与法国一模一样的封建权利，到处都可以看到。指出这一点，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以领地的徭役为例证，就足以说明这种权利在德国是多么的普遍而又残暴，而在法国却又是多么得少见而又温和。

另外，还有一些曾经激起我们先祖们强烈反抗的权利。这些起源于封建制的权利有：什一税、终身租税、土地转让和变卖税以及固定的地租。在先祖们看来，它们不仅有悖于文明，而且还严重地践踏着正义。按照18世纪夸张的说法，它们被称之为土地奴役。那时候，英国随处可见这些权利，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好几种这样的权利留存。然而，对于这些权利的存在，英国人民向来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当英国农业日益发展，并一跃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这些权利并没有影响或者阻碍它的进程。

然而，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那里，却遭到了强烈的仇恨，甚至于当这些权利从法国消失以后，这种仇恨的情绪依旧铺天盖地，难以平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领主再也没有办法管辖法国的农民；另一方面，法国的农民已经成为土地所有者。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只是我认为这些是主要的。

如果农民帮助别人经营土地，那么，经营过程中的压榨和勒索，与他没有一点儿关系。如果农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就不用再交地租。如果农民不再是承租人，那么，他也不用再交什一税。如果农民没有土地，那么，对于封建制度在地产上强加的负担，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应。

另外一方面，如果法国的农民继续由领主统辖，那么，由于这些封建权利是国家体制的自然产物，他们就会接受，而不会觉得难以容忍。

在封建社会里，对于贵族的权势，人们并不是很关注。除了享有特权之外，他们通常还会拥有政权。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的时候，他们原先的个人权利会变得更加强大。那时候，人们对于贵族的看法，就像今天我们对待自己的政府一样。贵族强加在人们身上的负担，大都被人们接受下来，其原因在于，人们想要从他们那里获取保障。尽管贵族的特权和权利，让人们难以容忍，但是他们也负责一些事务：处理公务，接济贫困，依法办事，主持公道，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当他们不再负责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自身拥有的特权，就让人感到无比的强大，甚至于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疑问：他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于18世纪的法国农民，你们尽可以想象一下，或者就你们身边的熟悉的农民，也可以展开想象。很快，你们就会发现，法国农民的性格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改变。对于土地的热爱，他们一如既往。为了得到土地，他们不惜花费所有的积蓄。在他们看来，付出再高的代价，他们也愿意。这就是我在引文当中所描绘的农民形象。然而，在得到土地之前，他们必须给相邻的地产主交税，而不是给政府。农民和这些地产主一样，既没有什么权势，也与政府没有多大的关系。

得到一块土地之后，农民就把自己的心和种子一起播种，埋到地下。对于这么一小块土地，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自豪。因为普天之下，只有这块土地是由他来掌控的。然而，这时候，与他相邻的一帮人站出来，不让他在自己的土地里干活，而是强迫他去别的地方为他们干活。就这样，他被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拉走了。他的种子，也成为了他们收缴的对象。为了保护种子，他想尽办法。然而，不管他怎样做，他们都阻止了他。

在河流的渡口上，他们设立关卡，向他强行收取通行税。在市场上，当他要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时，他们又拦住了他，向他收取一定的费用。回到家里，看着自己种植的小麦，他想要自己吃掉。可是，为了得到面粉，他又不得不去他们的磨坊。最后，他还得使用他们的烤炉烘烤面包。结果，那帮人的税金，有一部分就是从他的那块土地上强征来的。而这些税金，既不能被他赎回，也没有时间期限的约束。

他的幸福，他的劳动，以至于他想做的一切事情，都受到那帮邻人的干扰。他的劳动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被那帮人侵吞了。他好不容易甩开了那帮人，但是另外一批人出现了。他们穿着黑色的袍子，毫不留情地掠夺他的劳动成果。最后，他所剩无几。

关于这位农民的特征、情感、处境和需求，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帮他算一算，他的心头积累了多少新仇旧怨。

虽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封建制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功效。但是，在所有的民事制度中，封建制度算是最为庞大的了。尽管封建制度所涉及的范围不断缩小，但是在它的影响下，人们心中的仇恨情绪却越来越激烈。人们常说，中世纪的旧制度被摧毁了一部分，而残余的那些使人们更加没有办法容忍。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1]内科尔（1732-1804），日内瓦银行家，在路易十六时期担任财政总监，主张改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