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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效法东方的时代希腊哲学的灵知渊源（第4页）

瑜伽士比苦行者伟大，比经验主义者伟大，比追求功利者伟大。因此，阿尊拿呀！无论如何，要立志成为瑜伽士。

在所有的瑜伽士中，谁对我信仰坚定，长处我中，内心时刻想着我，以超然的爱心服务于我，谁就能通过瑜伽和我最亲密地连在一起，谁就是最高级的瑜伽士，这就是我的意见。

瑜伽士超越一切世俗职责，唯一的目标就是觉悟自我和侍奉神明。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古希腊灵知人与瑜伽士之间无可置疑的传承关系。

古希腊哲学的开山祖师之一毕达哥拉斯，就是一位先知型的灵知派学者。他出身于希腊萨莫斯岛的一个雕刻匠家庭，在波吕克拉底的宫廷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后来外出旅行，到过许多地方。传说他到过腓尼基和埃及，并在埃及住了很长时间，与那里的祭司交往。据他的门徒记载，他还到过印度，在埃洛拉（Ellora）一地接受了韦陀灵知的启迪，并研究了韦陀诸经中早已相当发达的天文学、数学和几何学。

毕达哥拉斯的生活方式完全像一位韦陀式圣哲：素食，自律，简朴，接受门徒。他收了三百门徒，并建立了一个带有很强的政治和宗教色彩的盟会。这些门徒来自四面八方，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毕达哥拉斯和他们一起过着一种僧团式的集体生活，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同时潜心研究哲学和科学。轮回思想、五大元素的设想、几何理论、食物禁忌，毕达哥拉斯兄弟会的宗教哲学特征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思索，与古代印度均有密切的对应物。研究希腊哲学的权威学者E。J。厄威克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构成毕达哥拉斯和克罗多那的毕达哥拉斯兄弟会的‘信条’，乃至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每一条学说，几乎都是印度学问和印度瑜伽的基本学说的精确再现，其精确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印度吠檀多派教徒今天毫不犹豫地主张：毕达哥拉斯是他们的一员，是他们学派的伟大阐述家之一。”[120]

按黑格尔的说法，毕达哥拉斯是希腊的第一个民众教师，他所创建的毕达哥拉斯学园，对以后希腊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派的生活方式，其核心是“爱智慧”。毕达哥拉斯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发明和使用“爱智”即“philosophy”（哲学）这个用语的人。传说，毕达哥拉斯有一次同弗琉斯的统治者雷翁谈话，当后者称赞他的天才和雄辩，并询问他的技艺是什么时，毕达哥拉斯答道，他不是技艺的大师，只是一个爱智慧的人（哲学家）。并解释说，生活中有些人为的是名，有些人为的是钱，可是有少数人作了最好的选择，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来思考自然，**智慧的人，这就是哲学家。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把哲学即爱智慧本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比那种追逐名利更好的生活方式或生活道路。这是毕达哥拉斯一切言行的目的所在，他的全部学说和世界观里都渗透着这种基本精神。

而“智慧”又是什么呢？有一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名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他们把数当作世界的本源，是永生不死的大神，人的灵魂可以在对数的研究或玄思默想中实现净化，使之上升为纯洁的灵魂，摆脱肉体轮回的命运，达到神的境界。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数论哲学的要义所在。可以说，古希腊数论哲学本质上乃是一种灵知哲学。

毕达哥拉斯把数看作世界的本源，认为数具有完全、匀称、和谐的德性，三者乃神意之所在，亦人心之所求，因而如何化神意为人心，也就成了灵知的根本任务。将数赋予神性的意义，以神秘的数字形式表达世界的构成和本质，显然与瑜伽数论哲学的传统相通，与中国《易经》中的数术传统也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薄伽梵歌》也将哲学和爱视为觉悟自我和神的两种互相生成的力量：

只有无知的人才认为，奉爱瑜伽与物质世界的分析性研究（数论哲学）不同。真正有知识的人说，致力于其中之一，都会取得两者的结果。

认识到分析研究所达到的境地也可通过奉爱瑜伽而达到，并因此视分析研究与奉爱瑜伽为同一层面，这样的人便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仅仅弃绝所有活动，而不为神作奉献，不会令人快乐。但是，有思想的人从事奉献，却能够毫无迟延地到达至尊。

“到达至尊”，即意味着经过净化的灵魂，“摆脱肉体轮回的命运，达到神的境界”。

柏拉图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论述过灵魂问题，如《斐多篇》《国家篇》《斐德罗篇》《蒂迈欧篇》等。他的基本观点是，个体灵魂是宇宙灵魂（韦陀灵知体系中“超灵”的等价概念）的分有者，灵魂就其最真实的意义上讲，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它起着连接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作用，它是真实的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边界。柏拉图视灵魂为永生，灵魂被身体束缚，“犹如牡蛎之于贝壳”，躯体是灵魂的坟墓，是灵魂渴望从中得到净化的邪恶之源。灵魂在人死后进入其他生物体，其高低等级的不同根据灵魂在以前的身体中所获得的关于善和恶的知识的程度而定。追求智慧就是要将灵魂从被束缚的状态下解救出来。

在人与神的关系中，苏格拉底则认为在神为人所创造的各个部分中，灵魂是最重要的。只有灵魂才能认识神，判定万物是否符合神的意志。灵魂与肉体是两个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实体。灵魂是自我运动的，所以它永远不会停止运动，它是永恒不朽的；肉体是被灵魂赋予生命的，灵魂推动身体就如同水手划动船。灵魂曾经把握到的理念世界中的纯粹真理因肉体的障碍而忘记了，但是，感性世界中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使得灵魂能回忆过去，因此，学习无非是回忆，是一种重新觉醒；死亡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灵魂从肉体中解放出来，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得到纯粹的知识，因此，死亡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解放，通过死亡，我们从心灵里驱除掉肉体快乐及痛苦所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所以，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教人学习死亡：“其他人似乎没有认识到，那些以正确方式从事哲学的人，实际上正是在致力于使他们自己做好死亡的准备。”

柏拉图把人的本质领会为灵魂。灵魂在肉体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与肉体的结合是偶然的，并且在与肉体的短暂结合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灵魂在肉体中的时候是生命之源，提供了呼吸和再生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失败了，那么，肉体就会衰亡……”

可以说，阐述肉体—灵魂—超灵，也即宇宙—人—神的关系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这也正是韦陀灵知文化的核心。在肉体—灵魂—超灵，也即宇宙—人—神的关系中，韦陀灵知体系将灵魂定义为神的一种“边际能量”，通过培养灵知，灵魂得以从肉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觉悟到自身与超灵的属灵关系，正如《薄伽梵歌》所载：

应该理解，物质自然和众生都是无始的，其变化和物质形态都是物质自然的产物。

据说，自然是一切物质因果的原因，而生物则是此世诸种痛苦和享受的原因。

物质自然中的生物就这样循着生命的道路，享受自然的三形态。这是由于生物跟物质自然接触的缘故，于是，便在不同的生命种类中遭遇善恶诸事。

在这个躯体中，还有另一超然的享受者。他就是神，至尊无上的拥有者，以监察者和准许者的身份存在，被称为超灵。

这一知识涉及物质自然、生物、自然形态的相互作用，理解它，肯定能获得解脱。不管现在的处境怎样，他都不会再次投生于这个世界之内。

“无始”的“生物”，意指灵魂，躯体是灵魂与物质自然接触而产生的短暂结合。躯体不断变化而灵魂不朽。但灵魂不应该作为“此世诸种痛苦和享受的原因”而存在，因为他是超灵的一部分，属于超越尘世的神性世界。所以，《薄伽梵歌》也将肉体的死亡看作通向解脱之路的最后考验：

人离开躯体时，无论想到什么境界，琨缇之子呀！他必能到达那境界。

从其终极意义来说，整个韦陀灵知文化就是“教人学习死亡”的文化，苏格拉底的哲学以及精神要义似乎只有在《薄伽梵歌》中才能找到最终的根源。

事实上，苏格拉底本人就是一个巫师、法术家。他使用富有魔力的言语治愈灵魂的痛苦；他相信自己被神灵选中，为雅典的公民们指出真理；他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超越他的肉身的存在，达到出神（extase）状态，并且“升至天堂，因为他曾经在那里”。[121]

就像《薄伽梵歌》中所描述的奉爱瑜伽士一样，苏格拉底坚信，灵魂永恒，通过追随哲学和“练习死亡”，灵魂得以从肉体释放，然后，“纯粹而且不带身体的污秽”的灵魂将奔向一个“像他本身一样光辉的、纯粹的”，“看不见的、神性的、不死的、有智慧的地方”——“来到慈祥而且智慧的主神面前”。

因此，逻辑学本身并非目的，它是打破肉体枷锁的工具。“哲学接管了灵魂，而且通过温和的劝导，试图把灵魂解放。哲学为灵魂指出，借着眼睛、耳朵以及所有其他感官得来的观察是完全靠不住的，因此它劝告灵魂，除非他必须那么做，否则最好避免使用它们。”[122]

如果西方第一个逻辑学家、辩证法的发明者苏格拉底确实是一个使用逻辑咒语的巫师、修炼瑜伽禅定的玄秘瑜伽士，那么，整个西方哲学史是否需要进行价值重估？

在饮下毒酒前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宣称：“我认为我自己跟天鹅一样，都是神的仆从，都忠心服侍同一位神，而我的主人赐给我的预言能力也不比天鹅差。我对离开这个人世也不比天鹅更忧伤。”据苏格拉底的解释，天鹅是主神的仆人，当它们觉得将要死亡时，因为意识到即将离开肉体并投身到主神面前的欢乐，会叫得比它们一生中任何时刻更大声、更甜美。天鹅的主神，也即苏格拉底的主神，就是阿波罗（也有可能是克里希那？）。因为在古老的韦陀典籍里，达到最高灵性境界的瑜伽士也常常被称为至尊天鹅（Paramhamsa）。

“理想国”并非空想

在政治方面，柏拉图提出了一套等级制的社会制度。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国家只能依靠少数优秀人物，而这种优秀人物必须具备高贵的品德。这体现了一种精英治国的思想。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观念，于公元前377年前后写下了代表性著作《理想国》，构建了人类世界的第一部治国纲要。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在《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柏拉图考察了当时的四种政府体制，即重视纪律和军事力量的斯巴达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认为它们都不是理想的政体。与这些政体不同，他提出了“理想国”的社会构建。他认为不懂哲学的纯粹政治家不能治理好国家，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权才能给国家以出路，把国家治理好。为什么柏拉图把治国理政的重任放在了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身上呢？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使其具有知识，能够达到对国家本质即“善”的认识与把握，而一般人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是一门学问，是一种知识，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握它，因其具有执政能力，所以具有执政资格。这样，哲学家执政就被视为是最合理的、最好的执政方式，并且也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