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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歌中的易说(第5页)

“喜怒哀乐之未发”乃有本性之呈露,也就是个体生命与天同具的超越二元对立之高等知觉性,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发而皆中节”即是率性,即是天之所命,即是道,也就是服从天命,听命于、服务于无上者,故“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个体生命觉悟到无上者才是终极的创造者、主宰者、享受者,于是放弃私欲,不复一味以己意操纵、占有、享受外物,而是“知止”“止于至善”,将身、心、外物用来服务无上者,如此便是修身,便是达道,便是致中和,天、地、人和谐共融,“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故大学之道首重格物,即如何对待外物。“物格而后知至”,不复以己意操纵、占有、享受外物,而是将身、心、外物用来行天下之达道,物来而应之以正,《礼记》谓之“化物而不化于物”。如此便能逐渐觉悟本性,了知天命,在此“知”的基础上,接下来才有一番正心诚意修身的“行”的功夫。其要在达到“诚”,即涤除私欲杂念、纯一精诚、光明虔敬之心。《中庸》曰: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纯一精诚,光明虔敬,即“尽人之性”,将人之所禀于天者归于天;克己复礼,格物敬天,是“尽物之性”,将物之所禀于天者归于天。是以如此“天下至诚”,为达成天、地、人和谐共融之枢纽,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者是也。“诚”不仅是对自我本性的提纯,也包括对外在世界的正确认知和态度。若“不诚”,则不但不能成就自己,抑且不能应对格物使合于天地之道。故《中庸》曰:

人心中培养发皇如此“至诚”,自能以人心安宅天心,动静不违达道,以纯粹、不间断的仁义之心参赞天地之化育,此即《易·系辞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成性存存”,既是通向“至诚”之道,也是《中庸》之最高境界: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恽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博厚者,仁也,爱也,虔敬奉献也,为坤德;高明者,义也,智也,圆融无碍也,为乾道。悠久无疆者,不朽永存也。所谓“至诚”,乃是在圆满智慧指导下的虔敬奉献之心,因其本于人性,合于天地之道,故纯粹超越,永不止息,遍透无碍。《薄伽梵歌》从无上者的角度赞美了“天下至诚”的内涵和表现:

这些人中,知识完全又常作纯粹奉献服务的最为优秀。他对我笃爱至深,我对他也是钟爱备至。

毫无疑问,这些奉献者全都是高尚的灵魂,但更有处于认识我的知识之中的,我把他看作就是像我自己,他投入对我的超然服务中,必能到达我最高最完美的目标。

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生生死死之后,真正处于知识之中的人会皈依我,认识到我是万原之原,是一切存在之始原。这样伟大的灵魂是不多见的。

《薄伽梵歌》的两位主角:克里希那和阿周那

我亲爱的阿周那,谁为我作纯粹的奉献服务,远离功利性活动和心智臆测的污染,谁为我工作,以我为生命的最高目标,与众生为友,谁必能来到我跟前。

崇拜我,将一切活动奉献于我,绝无旁骛,侍奉我,观想我,心意专注于我,菩瑞塔之子啊,对于这样的人,我是拯救他们脱离生死苦海的救主。

只要将你的心意专注于我——至尊人格主神——将你的全部智慧奉献给我,这样,毫无疑问,你必常驻于我。

不怀嫉妒,做众生的良友,不以拥有者自居,远离假我,苦乐如一,宽厚容忍,永远满足,善于自律,坚定地从事奉献服务,心意和智慧都专注于我这样的奉献者,我很珍爱。

不置人于困境,不为人所困扰,在苦乐、恐惧和焦虑中均保持平静,这样的人我很钟爱。

不受活动的常轨影响,纯粹,干练,无忧虑,远离一切痛苦,不为某些成果而苦苦奋斗,这样的奉献者我很钟爱。

对敌友皆一视同仁,对荣辱、冷热、苦乐、毁誉皆超然不惊,保持平衡,远离不洁的联谊,保持沉静,事事满足,不计较住在何处,精神专注于培养知识,从事奉献服务,对这样的人,我十分钟爱。

遵行这一不朽的道路,从事奉献服务,彻底投入,满怀信心,以我为最崇高的目标,对这样的人,我非常非常地钟爱。

“这样的人”或“奉献者”受到上帝的关照、被上帝宠爱。因为不试图成为主宰者、享受者,所以超越了物质自然三种气性的控制,而直接置于物质自然之控制者——无上者——的命令、保护、帮助之下,遂能洞察幽明之变,无为而无不为,以天道帅人道,以人道尽物性、体天道。用《易·系辞传》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了“圣”“神”的至高境界: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

“圣”以明天人之分、达天地之道为其根基,以虔敬奉献、开物成务为其法门,故孔子曰:“……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爱尊亲为孝贤之事,事上帝为仁圣之事,天人两行,而一以贯之者,“至诚”是也。是以“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天道与人事浑然达成一片。

又此“至诚”不累于物,遂超越于物质自然之阴阳气性,故其知照彻明达,圆融无碍,此即是“神”。《易·系辞传》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描述的“易”的境界可以与《薄伽梵歌》旁通互证: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知天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休。

由于知“幽明之故”“生死之说”以及“鬼神之情状”,所以能做到不以拥有者自居,远离私我执着,此即“无思无为”;由于“无思无为”,所以能做到不欣喜,不悲哀,不痛惜,不欲求,吉凶之事,均予放弃,保持沉静,事事满足,不计较住在何处,也即“旁行而不流,乐知天命,故不忧”,此乃“寂然不动”境界;心意和智慧都专注于神,此即“感而遂通”;精神专注于培养知识,同时服务奉献于世间众生,此即“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不怀嫉妒,做众生良友,宽厚容忍,此即“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是以能牺牲奉献,开物成务,尽物性而体天道,参赞天地之化育,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天人的关系,至庄子产生了变化。这位过于聪明的智者以“天人相一”说取代了传承自上古的“天人相分”说。《庄子·大宗师》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入于天。”《庄子·山木》曰:“何谓人与天一?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以人入天,人与天一的同时,造成了以天灭人、天人不分、乾坤失序的局面。庄子之学,终于堕入虚无主义的极端。故荀子批评庄子“明于天而蔽于人”。实际上,人尚不明,何能明于天?然而庄子的天人学说,后来影响华夏文化至深至巨。唐宋以后华夏文化受佛教三界唯心思想的浸染,走向人极独大的道路,从以人入天逐渐演化为以人代天、以人僭天,终至以人灭天的断灭之道。

饶宗颐先生以史为鉴,于《稽古稽天说》一文中告诫当今华语世界:

夫天为至高无上之宇宙大神。“面稽天若”,是谓“天教”。“天命不可错”,三代以来,莫不惶惶汲于是。《周诰》于格知天命,语尤恳挚,载祀八百,自非偶然。而孔子乃以天道远、人道迩为说,天不远人,而人自远之。愚妄之徒,至欲以人灭天,焉得不蒙天谴也耶!儒虽不非天,而实远天。无宗教之国家,即无精神文明;今吾华已无宗教,宜恢复黄古之“天教”。[298]

诚哉斯言!“灭天理而穷人欲”的结果,只会是物欲横流,礼崩乐坏,剩下一片没有爱敬、没有自然之美的钢筋混凝土的原始丛林。《易·系辞》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天、地、人的位置若不摆正,如何能成就礼乐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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