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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诗禅相通002（第2页）

如何是西来意？

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衔花绿蕊间。

（《五灯会元》第66—67页）

不仅语言美丽，而且意味无穷。在这里，最高的哲理（道、西来意）、当下和永恒的生命存在、禅人的生活环境与作风以及宗教活动都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又平易亲切的诗意境界结合在一起，交融在一起。这无疑有助于诗人对诗的语言、诗的形象、诗境的思考。

总之，禅所倡导的生存方式、观物方式、表达方式的确存在着全方位激发诗人审美自觉的可能性。

中国古代诗歌和诗论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应作如下说明：

1。庄学、玄学和庄玄化佛学都存在着这种可能。事实上，诗人的审美自觉也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学复兴、玄学崛起、庄玄化佛学出现之时开始的，但理论上的自觉却在禅宗崛起之后。因而，我们将它们合在一起讲。

2。佛学很难激发诗人的审美自觉。佛学虽然重视“入定”中的纯精神体验，但由于执着于人性“无明”，又潜含着“唯我独尊”的宗教意志，热衷于知性思辨，实际上已使手段和目的相背离。它不仅建立了庞大的思辨结构体系，虚无化了人生和世界，而且在“禅定”“禅观”中渗入了为知性和宗教意志所控制的内容，如观想佛学义理、自身污秽、佛界幻境、佛像佛身，等等；大乘空宗所谓“中观”也要求佛徒在宗教义理控制下透过万物的“假有”看到它的“性空”。因而佛学的观物方式实际上已严重地唯我化、观念化、“空”义化了。它反对执我执空，结果又陷入了执我执空。因而，诗人很难从这里获得审美方面的启发。

禅人对于佛学的这一性质以及佛禅的不同是有认识的。除上文所说之外，还有两个著名的例证值得分析。

前面我们引过青原惟信禅师“见山是山”那段话。读一读《雍正御选语录序》对它的解释有益于我们对佛禅不同的观物方式的理解。《序》认为，“学人初登解脱之门，乍释业系之苦，觉山河大地，十方虚空，并皆消殒”，这也就是由“色”悟“空”，由“实”入“虚”，由一般知性、功利系统转入佛学“空”义系统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阶段；然后，“破本参后，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乃至无明者无明，烦恼者烦恼，色声香味触法者色声香味触法，尽是本分，皆是菩提，无一物非我身，无一物非我自己，境智圆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常住不动。是则名为诱重关，名为大死大活者”。这也就是通过否定之否定之后，由“空”转“色”，由“虚”转“实”，由佛学“空”义系统转入禅学以超然心态观物的观照系统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阶段。我们认为，它可以看作是对佛学观照与禅学观照相区别的大致说明。

再如，禅人曾描述参禅的历程说，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描写寻找禅的本体而不得的情况。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描写初通佛禅义理，仍执“空”义观物的阶段。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是描写在当下瞬刻的观照中获得了永恒，体悟了自性，合刹那终古、一滴万川、有限无限于一的阶段。[57]佛学实际上停留在第二阶段，禅才进入了第三阶段。因而，“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是佛的境界；晦堂祖心禅师在“岩桂盛开”之时问黄庭坚：“闻木樨花香么？”并说禅道就在这里，“吾无隐尔”，才是禅的境界（《五灯会元》）。佛和禅一滞于“空”义，与物隔膜，一超然观物，当下即得，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3。一般认为，以我为中心，带着某种知性、功利观念去观物，将对象纳入观念框架，是“以我观物”；在超知性、超功利、无意识状态下“物化”自我，让超然心态与对象自由应和，是“以物观物”。庄、禅提倡的就是这种观物方式。宋代理学家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里使用过“以物观物”这个概念，其含义也是“情累都忘去”，使物我两不相伤，超于物而不累于物，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意思。他还将“以物观物”与诗人审美联系起来考察，说明自己诗作的观物方式。后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用“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来区别“宏壮”与“优美”两个美学范畴，认为：“以我观物”是使物“皆著我之色彩”，创造的是宏壮的“有我之境”；“以物观物”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合物我为一，创造的是“无我之境”。其实，“以我观物”既非庄、禅的观物方式，也非审美的观物方式，如果不从审美过程而从审美最终达成的超然心态和观物方式来看，凡审美必然是“以物观物”，不管它创造的艺术形象是优美还是崇高。另外，庄、禅提倡的“以物观物”，从理论上说是不包括“审美注意”和情感因素的，它只让对象以其纯形式与心灵相应和；审美则必须包含“审美注意”，也可以包含潜在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生情感。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是泛化的“以物观物”方式。我们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两个概念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庄、禅提倡的观照方式与审美观照有一定的联系。说明了这些，我们就可以考察庄玄化佛学与禅对诗人和诗这方面的影响了。

6

先秦诗歌体现了自然生气，我们在前面已有叙述。除《诗经》外，继出的《离骚》等屈原作品，又在诗歌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屈原的忠君爱国是诚挚的，而他能够直斥楚怀王“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终不察夫民心”，坦言“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并以“善”自命，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己任，却体现了大一统封建帝国没有建立以前民主遗风未泯的事实。

《九歌》对人神交通场面的描绘，包含着人对自然强烈的热爱，展示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亲昵，也有对“人化神”形象的生动描写。但是这种人与神、神与神的关系已不那么单纯、乐观，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悲欢离合内容，浸染上不可掩抑的感伤色彩，暗示着古人的心灵已逐渐丰富、复杂：

思夫君兮太息，极芳心兮忡忡。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

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

一种忠信难期、恩爱难再、同心难遇的哀怨之情已袭上了古人心头，笼罩在这些美丽的诗句里，一当它与对人生命运的思考结合在一起，诗的情绪就显得更为深沉、厚重。一方面，命运之神冷酷、神秘、不可知：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

另一方面，人生欢乐又仅在瞬息。《少司命》那美丽的情歌的确能使任何心灵都为之战栗：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

这里有两心相悦、令人心醉的“目成”瞬刻，有“乐莫乐兮新相知”的欢愉**，但更多的是“倏而来兮忽而逝”的飘忽，“悲莫悲兮生别离”的痛苦，“临风恍兮浩歌”的怅惘。刻骨铭心的一瞬带来的只是飘忽、痛苦、怅惘，古人已品尝了这种人生滋味。

因而美总是深含着神秘、孤独、哀伤。“山鬼”的形象及其心理描写，仿佛就是这种观念的象征：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留灵脩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而爱情也总是带着怀疑和一定程度的恐惧：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很明显，充满悲欢离合、矛盾重重、多元交迭的人生已被古人朦胧地把握到了，人生之谜已展现在古人面前。如果说，《诗经》主要充满了自然和人生的明朗之气，那么《离骚》《九歌》等作品则主要充满了自然和人生的幽深之情。一片明朗的阳光和一曲幽怨的人生哀歌，融汇成上古诗歌的交响，为我国诗歌史拉开了辉煌的序幕。

不要说我们民族没有由日神和酒神及其矛盾冲突组构而成的复杂而丰富的人的精神，不要说我们早就超然物外或醉眼朦胧，既没有高贵的单纯和伟大的静默，又没有刻骨铭心的痛苦和迷狂的醉舞酣歌，只能怯懦地退避和自欺欺人地“难得糊涂”。洋溢在《诗经》和《离骚》《九歌》等作品中的精神就显示了我们是一个能凭一股正气敢怒敢骂、敢爱敢恨、敢于直面世界和人生的民族。如果长期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不有意去玷污它、扭曲它，如果它像希腊精神那样及时得到复兴，那么，我们的文学史、诗歌史也许会全部或部分重写，展现出更生动活泼和更令人振奋的面貌，然而，正如前面曾提到的，封建大一统帝国固然在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生产力的潜能，但在封建统治阶级主观愿望上却造成了如何维持统治的包袱。由于封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国家机器的掌握者无论从掠夺财富还是从维持统治方面考虑，愿干、能干、可干的大事之一都是加强思想控制，强化精神统治，这是影响中国文化（包括诗歌在内）的重要因素。

因而，秦汉以后，诗、骚的文化传统就被强分为二，一是以其自身永恒的魅力契入后人心灵，让那一片阳光、一曲哀歌永远滋润着中华民族的心田，一是以其被封建统治者歪曲了的面目控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这两方面在后来的诗歌中都有反映，而在它们的夹缝中，则生长出了既非敢笑敢怒敢骂敢爱敢恨敢剖析现实体察心灵，又非迎逢封建统治者而尽阿谀奉承、卫道载道之能事而企求精神超脱的诗歌。这三方面，大致构成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的总汇。

《诗经》大小序和毛传、郑笺[58]的出现及其逐渐取代齐、鲁、韩三家诗传而独尊并影响深远的事实，展示了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以政教玷污《诗经》的历程。毛诗大序认为诗歌源于人的情志、反映社会精神面貌并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无疑是对的。但是它把情志和诗歌的社会作用仅仅与政治教化必然地联系起来，却是以偏概全；把情歌《关雎》说成是描写“后妃（周文王妃太姒）之德”的“王者之风”，以“教化”释“风”，以“正”释“雅”，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也是主观臆断。这不仅缩小了诗歌表达丰富情志、具有广泛社会作用的范围，而且形成了以封建礼义规范情志，以封建政教规定诗歌社会作用的理论。小序更按照这一理论，对《诗经》进行了歪曲。如果说，大序在释“风”、释“雅”时摆出了一副训诂家的面孔，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那么，小序则主要摆出一副历史家的面孔，对来自民间、出自人们胸臆的诗歌作了许多牵强附会的历史解释和主观臆断，强化了诗歌为政教服务的观念。如第三章述及的那几首动人心弦的诗，小序和毛传、郑笺的判词如下：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也。”毛传：“芣苢……车前也，宜怀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