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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碑（第2页）

父亲还是位出色的雕塑家，画集中有两帧父亲雕塑作品的照片。一帧就是“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塔顶挺立的那位新四军战士全身像便是父亲的杰作。父亲还曾经为壮烈牺牲的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塑像并设计墓碑，那时父亲在三师工作，接到命令，连夜穿越敌人封锁线，乘小木桶泅渡淮水，赶往四师驻地。我们曾听父亲讲述当年的那段传奇，真是惊心动魄！

父亲这些诞生于战争年代的作品，技法纯净而精到，没有丝毫矫揉造作馅谈媚俗之态，也没有半点遮遮掩掩追名逐利之心，故而我以为它们是当之无愧可称作为艺术的。

父亲画集的后半部，收集了他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国画作品近四十帧，这些作品中绝大部分画的是牛，在父亲有生之年的最后几年中，他画的牛已经饶有名气了，求索者已是络绎不绝。

父亲画牛起始于抗战时期，那些描写根据地军民生产劳动的画面中就多次出现耕牛的形象。父亲解放后改行成了诗人，诗画同源，他并未搁下画笔，只是愈来愈喜好作中国传统水墨画了。七十年代中期，父亲从“牛棚”出来，便情有独钟画牛，那以后直至父亲去世，父亲几乎天天画牛，牛在他笔下愈来愈具神韵，憨态毕现，呼之欲出。这现象很值得探究和寻思。我想，这应是父亲历经了尘世间的荣辱升降、世态炎凉之后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吧！父亲最后几年画的牛，笔触更趋简洁，墨韵更趋浑厚，境界纯朴明朗几近透明。可惜天不假人寿啊，倘若老天再给父亲几年时光，我相信父亲的画作会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父亲最早的长诗《东海之歌》也是诞生在战争年代，那是在1940年间。时隔十年，全国解放，父亲随部队进了城，披阅旧稿，又加了一个尾声。那时，父亲还在华东海军画报社工作，并且以部队画家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两年后，父亲转业，却因种种原因改行到作家协会工作。

1955年，父亲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书名就叫《东海之歌》。

以《哥德巴赫猜想》蜚声文坛的徐迟先生是父亲的挚友，他在为《芦芒诗选》作序时写道：“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动人心弦的革命史诗呢？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气韵生动、须眉毕现的，形象化的，又是戏剧性的，真、善、美的语言呢？到哪里再去找《东海之歌》那样的风暴声，海浪声，锚链声、拉纤号子声，枪声、人声、爆炸声、沉船声、呐喊声、歼灭侵略者的战斗声和凯旋归来那样地掷地如有金石声的歌声弦岌之声的共鸣与交响呢？”

“他的感觉就那样锐敏，他捕捉的形象就那样鲜明，他录下的音响就那样逼真，他处理的素材就那样贴身。当诗人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他在生活的源泉里是泡得周身渗透了生命之琼浆似的，洒向稿笺都是诗，他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就像生活本身在创作一样。”

“所有这些诗，都有莎士比亚式的戏剧性的生动情节及完美而丰富的荷马史诗的风味，并具有勃洛克以及马雅可夫斯基那种革命诗歌的某些影响与特点。我最近重读了这几首诗，被它们震动了。在我国新诗创作中，这样的好诗并不多见。”

“一个诗人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歌颂人民歌颂党；一个诗人能够在身后，给后世留下这样的好诗，献给人民献给党。把中华民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侵略的人民战争记录下来，描绘下来，提炼、升华、结晶，他可以无愧于心，他真是不虚此生！它们的作者不是正含笑于九霄之上吗？”

父亲的诗歌风格，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现实主义的、史诗式的、戏剧性的，发展成浪漫主义的、抒情的，席勒式的为时代精神大声呐喊。曾经有一种说法，诗是时代精神的号角。我没有研究过诗歌理论，不知这种说法是否过时。但是，我相信，一个时代必定会产生属于那个时代的诗人。

父亲一生曾出版九部诗集，《红旗在城市上空卷动》、《上海，上海，向前，向前！》、《奔腾的马蹄》等等，从这些诗集的名称便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父亲的诗不是幽闲恬静的，田园式的，而是动态的、战斗的、奔放的；是气势磅礴、热情洋溢、大声疾呼的；不是供人们关在屋子里慢条斯理地低吟的，而是给人们在大庭广众面前高声朗诵的。父亲生前就经常到剧院，到广场，甚至到大街上向广大群众朗诵他的新诗。如今，这样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

记得我少年时代，我们姐妹很少能见到父亲的面。他总是忙，总是外出采访，或到工厂或到农村。当时他是上海作协诗歌组组长，经常要到工人文化宫去指导群众的诗歌活动，开朗诵会或写诗会。在他的创意下，办起了上海诗廊，他为上海的新诗歌运动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劳动。

父亲的诗歌中我最喜欢的是一首“母亲的名字”，这首诗情到深处，却如家常絮语；虽精短，却也具有史诗的力度。

除了那首经久不衰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父亲还创作过许多歌词，当年都非常流行，譬如电影《女篮五号》插曲“青春闪光”，电影《护士日记》主题歌“时代的列车隆隆响”，电影《红色娘子军》插曲“五指山上红旗飘”，以及“高举革命大旗”、“焦裕禄赞歌”等等。

父亲是时代的诗人，是人民的诗人。正如徐迟先生所说：“他紧密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化人人民群众之中，好像易溶的固体物的分子均匀地溶化在水分子的中间，澄清而透明。”

父亲性格率真单纯，待人挚诚仁厚、热情如火。父亲有许许多多朋友，遍布各行各界，有名声显赫的也有默默无闻的，有皓首长者也有少年晚辈。我们家中经常是宾客如云，切磋艺术真谛，谈论天下大事。想起来，少年时的我真是非常喜欢那样的气氛。到吃饭时间了，老阿姨随意炒几个菜，无论年龄长幼，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名气大小，随意围坐一圈，有啥吃啥，其乐融融。

有一位年轻的诗人叫欣原，在他蒙受冤屈的逆境中仍坚持作诗，点着矿烛，他锲而不舍地写出了五千行长篇叙事诗《金刚山》，他辗转将稿子送到了父亲的手中。当时，父亲正身陷“牛棚”，处境险恶，父亲仍连夜读完了欣原的诗稿，十分激动。父亲趁每月回上海休假的日子，冒险约了欣原和一位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炮兵师长在我家会晤，对那部长诗进行分析推敲，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这桩事情被岁月掩埋，无人知晓。直到1998年，欣原的长诗《金刚山》终于出版问世，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纪念父亲的文章，我们才知道了真相。

父亲曾经无私地帮助过许多追求艺术的年轻学子，与他们一起讨论构思，亲自动笔为他们改稿。

直至父亲去世以后，有一位山东荷泽地区的青年接二连三地给父亲寄来他自己的习作，希望得到父亲的指点和帮助。我几次想写信告诉他，父亲已经去世，却每每下不了笔，仿佛是不想打破他的期望，又像是要保留我自己心中的一个幻想。

“诗绝，画绝，如今都成绝响；冷风、热风，从来不失风范。”这是画家、艺术评论家谢春彦在父亲追悼会上写下的挽联，正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父亲很爱他的五个女儿，奶奶曾经埋怨母亲只生女儿不生儿子，父亲便笑道：“五个女儿最好，五朵金花有五千金呐！”

我们五姐妹为父亲竖起了墓碑，黑色大理石的碑身上镌着父亲永远微笑的面容；棱形立柱一侧刻着父亲的诗句，另一侧刻着赖少奇伯伯书写的“芦芒千古”四个字，现如今，赖伯伯也到福寿园与父亲作伴了。春色如茵的福寿园内，有许多父亲熟悉的叔叔伯伯们，父亲应该并不寂寞。

那棱形立柱的背面，镌着我们五姐妹对父亲说的悄悄话——

父亲一直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和良师，他总是以他艺术家的诙谐而带哲理的话语鼓励我们在逆境中自尊、自爱、自立地生活，做人格高尚的人。而我们总是贪婪地汲取着父亲对我们的关爱，依赖着父亲宽厚的肩膀，只顾着自己向前走啊走啊，却没有许多时间回来陪伴父亲，跟他谈谈他的画、他的诗、他的苦恼、他的希望，等到父亲不堪重负旬然倒下，任我们哭哑了嗓子他却听不见了！这是我们不可饶恕的过错！

父亲，将来有一天与您在天上相会，我们一定陪伴你遨游艺术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