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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泥之判（第2页）

江南园林的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宗教的影响。魏晋六朝时，佛教、道教都很炽盛。道教主张居住山林，道士们信奉的“祖师爷”庄子就说过：“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古印度宗教也有隐居山林的传统，有供隐士们阅读的所谓“森林书”。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据说就是隐遁到迦耶山附近的菩提迦耶得道的，因此佛教徒也主张在山林中苦修。于是，很多佛寺都修建在深山大壑的风景绝佳处，本身便成为绝好的园林。如《世说新语》载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高僧传·慧远传》载慧远在庐山创精舍，并吸取了外国建筑的特点；《莲社高贤传》载宗炳在庐山筑室，雷次宗在钟山筑招隐馆。“天下名山僧占多”，僧舍秀丽清幽的环境当然给江南士人的建宅设计以美的启示。如《宋书·谢灵运传》云灵运于会稽立墅，“面南岭建经台，依北阜筑经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向佛寺学习之迹，较然可睹。尤其对于那些有出世之念的礼佛养性之士，他们“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仲长统《乐志论》），清幽的园林就使得他们能够虽居城市，而有山林之想。

东汉末年盛行的隐逸之风，是造成江南私家园林竞立的另一大原因。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汉武帝时东方朔《答客难》也有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曰“失士”，曰“不用”，当然证明在野知识分子古已有之。事实上，伯夷、叔齐、商山四皓都可算得上隐士。不过，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在各地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逐渐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财力和一定地位的人，他们远离城市，不求闻达，但对朝廷的政策和社会形势却产生一定的影响。总之，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出现还是在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这从范晔《后汉书》中增加了《逸民传》而《史记》《汉书》未有，就能看出。

西汉中后期的士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轻视利禄的人物，如杨王孙、梅福和严君平等人。东汉一朝隐逸之风远盛于西汉，据《后汉书·逸民传》云：“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魏晋六朝时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统治阶级集团内你争我夺，动辄灭族斩门。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士人往往把遁入山林作为全身远祸的最好办法。因为深山是朝廷钳制力较薄弱的地方，在那里淳厚的民风和优美的大自然会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这也就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现出的憧憬和追求。更何况老庄和佛典在理论上已对山林隐居作了理直气壮的解释，而且这种山居并不担忧衣食。这些人埋名隐姓，潜居山野岩穴，当然修建了自己的园宅。他们或借山偎江，天地一庐；或虽居城市，一篱隔断尘嚣，而作山林之想。在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下，其园宅大多以简朴淡泊自傲，以饶有书卷气自傲，“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建筑风格与金谷园大异其趣。如东汉仲长统在《乐志论》中描述了一个“背山临流”的庄园，说自己“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孙绰《遂初赋叙》更点明了隐居庄园之“乐”：

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依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

文章洋溢着对自己“五亩之宅”的热爱，明确地蔑视“坐华幕”“击钟鼓者”享受的快乐。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江南士人多以懂不懂得欣赏山水来评判人品的高下，如陶渊明就说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换言之，如不爱丘山，则有适俗之嫌。孙绰曾评卫永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见《世说新语·赏誉》）虽是用反语，显然认为能文与欣赏山水有关。顾恺之为谢鲲画像，他认为“此子宜置丘壑中”，意识到自然景物与人的风神有共通之处。于是，他们就以清幽的自然美为标准来修建园林。北方园林以歌舞女乐、椒房画阁骄世，而江南士人的园林则清山秀水，“一觞一咏”。

王羲之襟怀淡泊，非石崇辈所及。《晋书·王羲之传》云：“（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珣、支遁等皆以文义名世。并筑室东土，与王羲之同好。”王羲之的兰亭，正体现了他的“终焉之志”，亦即隐逸之志，并且代表了江南名士的普遍好尚。

汉魏以来流行于中原的“坞”，开启并兆示了江南园林的兴起。我以为，坞对封建地产模式的演变是一过渡；而吴世昌先生将金谷、兰亭判然而分，忽略了坞在江南园林史上的作用。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字林》：“坞，小障也。”汉末战乱，中原宗族乡党往往囤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引证典籍，列举很多坞垒，义证兼赅，本文不欲赘言。可知坞是战争环境下一种设防的生产结构，是一种富有政治和武装色彩的生产组织，主要基础是强宗豪族拥有的大地产。《晋书·庾衮传》载，坞主先要组织坞民“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然后进行农业生产。可以揣知，土围子里面有作为生产资料的良田园木，甚至还有清景胜迹，如《桃花源记》所杜撰然。这样的特殊庄园适合于战争环境，然而由于其缺乏生产计划和稳定性，也为和平环境所弃取。随着衣冠南渡，偏安江左，远离兵尘的流民们在青山绿水间“求田问舍”，当然再也不用考虑垒石围坞了。他们去掉了土围子，保留了田舍园圃；淡忘了战备观念，浓厚了审美意识；减弱了经济作用，增强了消费功能（如王导的钟山之墅仅有田地八十余顷）。无疑，这种“拆掉土围子的坞”，给了江南士人以新的启示。《太平寰宇记》卷96《江南东道·越州会稽》就记载有“尚书坞在县东南三十三里，宋尚书孔稚珪之山园也”。这种以坞为名的江南园林是极少的，但也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嬗变之迹。

园林建筑艺术本体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园林的兴起。当然，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与艺术观的发展、与姊妹艺术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上古时，人类的艺术观常与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而表现出浪漫倾向，崇尚奇伟瑰异，崇尚神仙魔怪。两汉时注重写实，人们转而崇尚人工之美，精雕细刻，繁文缛节。在思想大解放的魏晋六朝，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崇尚自然美。陶渊明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人的意识愈觉醒，也就愈崇尚自然。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向多方面发展，自然万物愈来愈多地成了人的审美对象，从动物、植物、星云日月扩展到山水等方面，这也是人类审美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正是在魏晋六朝出现了山水画和山水诗。秦汉时，绘画以人物为主。汉末，山水画有些发展，但多为人物画的背景，山水只是人物之附庸，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到东晋、南朝时，山水画才成为独立画科。南朝时宗炳著有《画山水序》、王微著有《叙画》，都是探讨山水画的专著。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写道：“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表现了他对山水的痴迷和喜爱。尤其是在画学理论方面，人们认识到“于扇上画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之遥”（《南史·齐竟陵王昭胄传》），更给园林设计如何表现自然以启迪。山水诗的出现较之山水画可能更早一些。“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的壮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闲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的绚烂，“白云停阴冈，丹葩耀阳林”（左思）的鲜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的旎绮，“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而仍能“如清水芙蓉，自然可爱”，开导了中国山水诗的长河。

无疑，这些姊妹艺术崇尚自然、遗形得神的艺术精神滋润了园林建筑艺术。山水画的讲究咫尺万里，山水诗的注重闲情逸趣，折射在建筑艺术上，就表现出与北部园林迥然不同的艺术意蕴。后于王羲之的庾信在《小园赋》中以比较美学的手段陈述了他的看法：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公之宅？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坏；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欹侧八九丈，从斜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拨蒙密兮见窗，行欹斜兮得路。蝉有蓊兮不鸣，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有堂坳。……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离披落格之藤，烂漫无丛之菊。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

显然，江南名士认为自己的“野人之家”比“南阳樊重”“西汉王公”那种豪华富贵的园宅要高明得多。我以为，从园林建筑艺术的角度，《小园赋》也不失为一篇难得的史料。它记载了士人们园林审美观的进化，揭示了兰亭这样优美的私家园林出现的美学基础。

现在回到王羲之的兰亭和著名的兰亭修禊。

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羲之与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会于会稽兰亭，按照“修禊”的习俗，列坐在宛转的溪水旁，待耳杯顺水流到自己面前即取饮，作诗以为乐。王羲之与谢安兄弟等十一人作四言、五言诗各一首，郄昙等十五人各作或四言或五言一首，不能作诗的王献之等十六人各“罚酒三巨觥”。《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当时做成的几十首诗写的序言。

三月上巳日在河边行修禊事周代已流行。在这一天，女巫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祛病，叫作“祓除”，也叫“修禊”。选择水边，是取其洗污涤浊、洁身求福之义。后来，人们将修禊与踏青结合起来，给迷信活动注入生活情趣，表达了健康的追求和欢乐的向往。在晋代，上巳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其既不同于正月十五的火树银花，也不同于八月中秋的团圆赏月，晋人把无限的欢欣和情意绵绵的祝福投向了三月的上巳。加上至汉代又改临水宴饮为让酒杯浮于水面送饮，耳杯漂流，自相撞碰，更显得趣味盎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觞”（亦即酒杯），浅薄如卷叶，就是这一类酒具。据《六朝事迹编类》卷四载，宋元嘉二十二年，在法宝寺之南造景阳楼，凿天渊池，架石引水，作为宴锡公卿时流之所。可见六朝时流觞之风之盛。王羲之《兰亭集序》就记叙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活动：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序文不事雕琢，独创一格，以清新朴素的语言，记叙雅集盛事。这当然是一次高雅的文化活动。对照《金谷诗序》，“一觞一咏”较之“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游目骋怀”较之“备娱目欢心之物”，确实高雅得多。文章通篇着眼于“死生”二字，指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冷静地注视着俯仰之间化为陈迹的现实，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表现了对超越个人感伤的人类漫长历史的觉醒，于苍茫浩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袁宏道《兰亭记》云：“羲之之兰亭记，于生死之际，感叹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明人马逸姿《流杯渠》亦追怀这种千载风流：“湍湍何处觅清泠，石上空存曲水形。修禊若还逢内史，肯将茧纸写兰亭。”

兰亭较之金谷，不仅以园林建筑、雅集方式及记叙文字、序文书法胜，而且参加者多为胸怀旷逸的江南名士。与会者四十二人，除王羲之外，有其子凝之、徽之、献之，司徒谢安及弟谢万，著名诗人孙绰、孙统、郄昙等以王谢大族为中心的名士。从他们这次雅集所流传的三十七首诗和两篇序看，确实没有金谷诸友那种骄人的富贵气。如孙绰在《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中自称“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他的诗结句云：“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用《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赞美山川之美给予精神上的享受，超过了口腹之欲。《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羲之的儿子徽之“性卓荦不羁”，曾为桓冲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任何职务，回答说：“好像是马曹。”又问：“官家共有马匹多少？”回称：“从来不过问马的事，怎知马有多少！”徽之对俗务如此漠不关心，而对自然山水却充满兴致，尤其喜爱竹子，当时有“竹癖”之誉。他借别人的空宅暂住，才搬进去就命仆人种竹。有人说：“你又不是在这里长住，何必自找麻烦呢？”他却指着身边的一盆绿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简傲》还记载了王徽之过吴中时，有一位士大夫家有佳美的竹林，主人知道徽之要来，就洒扫设施，端坐相待。而王徽之却一乘小轿，径至绿竹猗猗的园林，讽啸徘徊，观赏不已。像这样沉醉园林、遗落人事的名士还有王献之：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兰亭诸友这种贵淡泊、主自然的美学观，真可谓风神高古、遗响千载了！

兰亭和兰亭修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从园林建筑艺术方面来看，兰亭确立了以古朴野趣的自然美为主的江南园林的地位。关于江南名士建园的审美意识，前文已叙及，尤其是从庾信《小园赋》中可以得到参证。当时及以后，就是一般王侯建宅或游园，也喜欢作山林之想。《梁书·萧统传》说昭明太子**山水，有一次泛舟宫池，番禺侯轨极力宣扬此景此情宜叫宫女歌舞作乐，太子不答，咏左思的诗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使轨闻之惭愧而退。昭明太子所沉吟的“清音”究竟何指呢？《世说新语·言语》所载道破了这种心理秘密：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所谓“濠濮间想”，是《庄子·秋水》提出的一个命题。庄子与惠子在濠上观鱼，庄子叹“鱼之乐”，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后多用来比喻别有会心、自得其乐的境地。在这种审美理想——“濠濮间想”的支持下，千百年来，江南园林大多自然古朴，饶有书卷气，讲究诗文兴情以造园，园成则必有书斋吟馆，既是园林，又是读书、吟赏、挥毫、会友的场所。

兰亭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另一深远影响是上巳日文酒之会的方式。在阳春烟景中，一边饮酒欢谈，一边濡毫命笔，“一觞一咏”，给人以强烈的奇妙的**。而且，这种欢聚不是罗列水陆山珍，也不像曹孟德那样“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歌吹沸天，而是“一觞一咏”，重在精神上的“游目骋怀”。这种独特的方式给上巳日笼罩了诗的情调，启迪着后世文人的灵感。刘禹锡有句云：“棹歌能俪曲，墨客竞分题。”（《三日与乐天、河南李尹陪令公洛禊》）苏轼有句云：“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和王胜之》）他们似乎都乐于继承这样的六朝风流。

当然，后世封建文人的上巳修禊大多已失真趣而拘于板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