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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别（第2页）

直到半月之后，卫生局又向灾区派出了第二批、第三批医疗救援队，而第一批去唐山的医疗队成员大都返回上海。得到消息后，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我想丈夫也是第一批奔赴灾区的队员，人家都回来了，为什么惟独不见他的踪影，莫非他出了什么事，卫生局还瞒着我们，莫非他做错了什么，领导上要惩罚他？我带着杂草丛生的问号冲到卫生局去询问，得到的是截然相反的回答。原来新去的医疗队对灾区情况不熟悉，丈夫便自告奋勇继续留在那里工作了。

卫生局的领导将丈夫大大地表扬了一通，而我心里却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通。

其实我了解丈夫的性格，应该猜到他会那样做的。我开始担心，医疗救援队一批一批轮换着去灾区，每去一批新队员都存在着熟悉环境的问题。丈夫成了灾区救援队的三朝元老，他回上海的日子岂不是遥遥无期了吗？

我必须想办法让他早日回家，灵机一动我便有了主意。于是，我每天都给丈夫写信，隔两三天就往卫生局送一次，我要让他的领导知道他的家人是如何地想念他期盼他回家。

自然是不会有他的回信的，我已经不奢望能得到他的回信了。我只是不间隔地给他写信，写信成了我排遣思念的良药。

我甚至在信中虚构了我因为对他的担忧而积郁成病，希望他能尽快回家。

又过了半个月，他依然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我明白自己嫁了个多么铁石心肠的丈夫。我对感化他已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坚持着每天给他写信，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苦闷。

4。

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去父母家吃晚饭，强打精神跟父母和妹妹们说笑。突然，门铃响了，心想大概总是父亲的诗友画友上门聊天吧，我去开门，门拉开，一个又黑又瘦又高的人影撑满了门框！当时我真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这是我的幻觉，所以我只是呆呆地站着。直到他叫了我一声，我才敢相信真是他回来了，就在人完全失去希望的时候，他突兀兀地出现在眼前了。

当着我父母和妹妹们的面，我不便有些许热烈的举动。我们相逢得异常平静，仿佛他从未离开，与往常一样，踩着他永久牌自行车来接我回家。

那是夏天，武康路上的梧桐树叶非常浓密，遮蔽得路灯光稀落而凌散，整条马路便愈显得深邃幽长。他不说话，一路猛踏。我坐在他自行车的书包架上，听得见他的心脏跳得很重很急。我知道他在生我的气，便也不敢出声。惟一的一次，我们一路上沉默无语。

回到家，进了我们自己的小屋。果然，他发作了。从包里取出我写给他的厚厚一叠信，往桌子上一摔，低声吼道：“你这是做什么，啊，人家灾区天天都在死人，每个人都想伸出十双手去帮助他们。你倒好，装病，动摇军心……”我知道我错了，任他骂，决不回声。原来，真是我源源不断的家信起了作用，领导下命令调他回上海，否则他恐怕会坚持到整个救灾工作的最后一刻。

这就是我的“新婚别”。虽然因为我的脆弱和任性，我们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毕竟我们是相爱的，我做了检讨（只要他能回来，我是宁愿做检讨的），他也很快就原谅了我感情的冲动。于是我们和好如初，并且为我们能够长相厮守而感到幸福。

我无法预料，新的别离又在不远处等待着我们。

5。

次年，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我们两人都报考了，并且都考取了大学。

可惜，我们考取的不是同一所大学，我们“分居”了。重新开始了住男女生宿舍的集体生活。事实上，即便我们考取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也是无法“同居”的。而这一次的“分居”却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太想圆我们的大学梦了。何况，这样的”分居”每星期还能团聚一次，每星期的团聚便是我们的节日。

上大学的日子，较之新婚初期那一段简单平淡的日子紧张得多，丰富得多，快乐也多，烦恼也多。

我很难说出自己究竟是更喜欢哪一段生活，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是上大学再一次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如果在那个国家与社会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头我们没有把握命运赐予我们的机遇，我们满足我们相对稳定的工作，我们贪恋我们还算舒适的小日子，我们沉溺情感不想再“分居”，我们没有勇气放弃已经得到的种种实惠，重新投身于拼搏和奋斗，那么，我们的生活道路肯定会是另外一番风景了。

回首当年，我们都很庆幸当初我们毅然决然的选择。

上大学给予我们最大的收获，便是唤醒我们继续奋斗努力学习的**和理想。我丈夫在上了一年半大学以后，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的研究生。那一年，他的导师原打算招4名研究生，最终只招到我丈夫一名，因为只有他的成绩过了研究生的分数线。复习世界史时，丈夫捧着一本《世界史词典》硬背，背出的条目就撕掉。他便是以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笨办法考出了高分。

丈夫在读了一年半研究生后，获得了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读书的机会，这于我们，既是一桩喜事，又是一桩难事。

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国留学还未形成潮流。我们都隐隐地感觉到，这是使我们的人生跃上一个新台阶的机会，我们不约而同作出决定，决不放过这个机会。那年我们都34岁了，我们原本计划着，再过一年，他研究生毕业，我大学毕业，我们就该生个孩子了。如果他要出国留学，我们的计划就将泡汤。最最让我们难以承受的是：我们将面临夫妻长长的离别，不知道将离别多久，也不知道其间会发生什么变故。我是个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即便我相信我们之间爱情的真实与忠诚，却不敢保证距离与时间不会磨蚀双方的感情。

所以，当我笑着说出“支持你出国留学”几个字时，我的眼泪也跟着涌了出来。

等待离别的日子真是难握呀。我们订了机票，是在一个星期以后。那一个星期中间是什么事都没心思去做的，就眼睁睁地看着那离别的时刻一分一秒地逼近，仿佛看着一只猛虎一步一步地朝你走来，你却束手无策。

这期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公公的一位同事能替我们搞到一张去美国的很便宜的飞机票，可省下我们好几千元钱。那时我们虽是带工资上大学，可每月的工资仅仅36元，几千元钱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数目了。不过，那张便宜的飞机票是隔天的航班，也就是那会将我们离别的时刻骤然提前四五天。丈夫想着省钱，差点就要下了那张便宜的飞机票。扭头却看见我哭得红肿的眼睛，心软了，便婉言谢绝了那位好心人。日后，丈夫常常笑话我，说，当年就为了你两行眼泪，便多花了我们几千元钱啊。

那是我们30年婚龄中最长的一次别离。

当年的留学真可谓“洋插队”，丈夫虽有助教金可供付学费，但仍必须课余打零工以维持生计，根本没有钱买机票回来探亲。那个年代，不仅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大部分家庭还没有电话，往往是弄堂口一间传呼电话亭，值班的大爷大妈满弄堂的喊，“xxx听电话啦！”我们家虽然有电话，而且为了丈夫的出国，公公婆婆还开通了国际长途业务。然而国际长途费用之昂贵，实在不是我们36元工资所能承担得起的。往往在信中与丈夫约定，大年三十几点几分通电话，于是全家人都在话机旁087守着，电话铃一响，每个人掐着秒表轮流与他说上几句，也只能是问候祝福之类的大路话了。

我和丈夫在漫漫两年的离别中最常用的联络方法便是写信了。

在离别之前，我们就约定，每星期必须互通一封信。丈夫的行李里，有厚厚一叠国际航空信封，并且每封都用打印机打好了家庭地址。

丈夫没有爽约，基本上每星期都有信来，我都按顺序编了号。有一次，因为邮路的原因，在应该收到他信的时间里没有收到他的信，我便一下子慌张得失去理智。趁公公婆婆不在家，我擅自使用了国际长途通道，拨通了他宿舍的号码。他曾在信中说过，有什么急事要找他，拨长途可用“对方付款”的方式。他是体贴我，生怕我为节省钱而不敢给他打电话。国际长途台的接线生问我：“用什么方式付费，”我便说：“对方付款。”电话接通了，他紧张地问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说我没收到你这个礼拜的信，生怕你出了什么事。他哑口片刻，道：“信已寄出，你耐心等两天。”为了节省电话费，我们只得狠狠心挂断了电话。隔天我便收到他的信了，好一阵懊恼，白打了一个长途！

事后，他告诉我，就为我心急慌忙的一个“对方付款”，他打工一天的工资就没了。

两年后，丈夫学成回国：将我们互相保存着的信件拿出来，数一数，共有两百多封。后来，丈夫凭藉着这些信件，写出了广获好评的纪实文学《闯**美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