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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第1页）

姨

一个闷热的夏晚，背下的凉席像被熏烤过似的焕热，睡不着，心头莫名其妙地烦躁与不安。

半夜两点光景，客堂间里的电话铃刺耳地响了起来，就像一根铁钉在锈了的铁皮上来回地划。

不知哪个神经病，深更半夜地叫人不得安宁。我没好气地命令小妹去接电话。小妹是话剧团的演员，交际最广，家中来的电话一大半是找她的。在我看来，演员都有点神经不正常。

“大姐，是贵州来的长途，你来听！”小妹喊。

母亲到北京三妹那儿去了，大姐便成了家中的权威，我无法推脱这个职责。

“喂喂喂响点声，听不清！妈妈不在家你是谁呀，慧姨呀！什么事？什么什么？响点声……”

电话筒对面遥远的那一方，传来很轻很轻的哭泣声。

“慧姨，慧姨，你怎么啦？你说话呀！”

“你姨父不行了……贵阳最好的医院都说没法治了……我想把他送到上海去治疗，要预先联系好医院……你一定要帮帮忙呀……”

那么热的天，我浑身却像落进冰窖里一般的冷，上海医院病床多么紧张，母亲又不在，我有什么办法张罗这一切？

“慧姨……妈妈不在……”

“想想办法吧，你姨父……不能眼看着他死……”又是一阵哀泣，像一把小钢锯在锯我的心。

“慧姨，慧姨，你别急，容我想想办法……等天亮了……我给你拍电报，好吗，”我突然想起这是长途电话。

“要快，要快呀，你姨父已经昏迷了……火车上还要耽搁两三天……”

“明天，明天我一定给你拍电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答应了她，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的。

放下电话筒，我头脑中一团乱麻，并不知道该怎样办。

慧姨和母亲并不是亲姊妹。慧姨是叔公的小女儿。

外公虽则是个开明地主的身份，家境并不富裕。外婆的娘家倒是个有家底的富户，带来许多陪嫁。外婆是个贤慧女子，什么都听外公的。他们夫妻变卖了外婆的首饰，供外公的弟弟（即叔公）到南京去读大学。外公自觉家中出了个大学生，非常光彩，自己再下田耕作未免失体统，便把田租佃给人家，自己整天读读四书五经，抽抽大烟，俨然一副绅士派头了。

外公的24亩田每年收不到多少租粮，他又不会经营，竟弄到难以维持六个孩子生计的境地。叔公为了报答哥嫂培育之恩，决定收养大侄女，培养她读书成人。外公自然乐不可支，痛痛快快地把大女儿送了过去。于是，我母亲11岁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和五个亲兄弟姊妹，来到了叔公一家所在的杭州，那时，叔公已是浙江省政府的一名官员了。

叔公膝下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母亲便和他们一块儿生活了七八年，一块儿上学，睡一张床铺，反倒和自己乡下的几个弟妹疏远起来。

慧姨最小，母亲到叔公家的时候，她才刚刚出世。母亲离开叔公家的时候，她才8岁，按理说她与母亲并没有多大的情谊，然而成年后，她倒是众姊妹中与母亲最知心的一个了。

小时候有些事情记得特别牢。

我10岁那年，慧姨到上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长得很矮小，很白。当时母亲让我叫她“姨”，我还很不情愿，我觉得叫她一声姐姐还差不多。

慧姨大学毕业后分到东北一家工厂里当技术员，在那儿她结识了一位年轻的飞机设计师，她和他是回南方来结婚的。

那个飞机设计师很像电影里的侦察员，老是锁着眉，他姓凌，我们都唤他凌姨父。我们家因为阿姨和姨父太多了，必须冠以姓来加以区分。

父亲和母亲领着远方来的客人到处游览，我总是有幸跟着一块去。有一次，在文化俱乐部里跳舞，慧姨成了整个舞会最引人注目的女子，因为她轻盈得像一只蜻蜓。

我实在不能想像这么美丽而又活泼的慧姨会发出话筒中那种凄伤的哭声，我也实在不能想像那位英俊而强壮的凌姨父会病到奄奄一息的地步。

“文革”中，凌姨父作为知识分子臭老九被下放到贵州深山里的一座工厂里去了，那时慧姨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不顾一切地非要陪丈夫一起进山。“文革”后，母亲给他们写信，说可以帮他们想办法调到南方的大城市里来，因为凌姨父是设计飞机的工程师了。慧姨回信说，凌姨父不肯调，厂里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厂。

凌姨父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十分正统而正直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四妹妹催我：“你还呆着干什么？还不给纷姨打电话？”

一句话提醒了我，纷姨家有电话，母亲不在，她也算是长辈了。

我慌忙翻出通讯本，找到纷姨家的电话，的啦啦地拨起来。

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

电话很快就通了，然而迟迟没人来接，此刻是凌晨3点，难道珊姨家中没有一个人？难道他们全家都睡得这么死，我固执地把话筒按在耳朵上。

终于有人拎起了话筒：“喂喂，哪一个？”声音极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