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十八回 武柏文陈重聚首 故人相赠银鼠袍（第1页）

第十八回武柏文陈重聚首故人相赠银鼠袍

这日晚间众宾朋汇聚石珠巢，酒席自然不菲。江津传统的“九大碗”，吃得众人酒酣耳热，乐乐融融。这帮饱学之士，靠着一点微薄的薪水买回政府的配给米，平日哪有这等享受？

与陈独秀同坐一桌的有邓蟾秋、邓缡仙、邓燮康，以及周光午、高语罕等人。席间谈到了西安事变，邓燮康恭敬地请教陈独秀，张学良、杨虎城为何不杀蒋介石？

陈独秀自到江津以后，知道蒋介石一直注意着他的言行举止，所以平日在公开场合总是沉默寡言，更不谈政治，以避祸从口出。而这一次，或许是因环境不同，气氛不同，谈话的对象不同吧，他竟一反常态，侃侃谈起来。

“西安事变后，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尊重共产党的意见。但最终不杀蒋介石，却是中共与斯大林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延安当时赞成杀蒋的呼声很高，斯大林一个电报，便救了蒋介石的命。斯大林从骨子里从来就没有认为中共能成气候，而是把抵抗日本人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身上。当然，这也是他从苏联自身的安危出发考虑的。因为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如果杀掉蒋介石，那么，何应钦有可能会向日本投降，李宗仁会割据一方，这样一来，中国就会一片混乱，日本就会坐收渔利，加速中国的灭亡。而日本一旦在中国取得军事上的全面胜利，那就会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为了稳定中国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和全国军民一致抗日，是当时唯一可行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西安事变是否杀蒋介石这一问题上，倒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政治家。”

接下来，众人谈到了当前的抗战局势，不少人都显露出悲观的情绪，他们都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

陈独秀侃侃言道：“日本虽是弹丸小国，但自明治维新，国力日渐强盛，科学也相当发达。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战胜日本，要战胜日本，必须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我们要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地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才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

已经辞世的龚灿滨老先生在生前所撰的《陈独秀在津印象》中涉及与陈独秀谈论抗战问题时，则如此写道：“我谈到抗日战争，认为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只剩下川、康、滇、黔和西北边区，我们都很可能做亡国奴。他微微地笑了，精神似乎有点振奋，说：‘不会！我们还有两支逐渐壮大起来的军队，迟早要把敌人赶出去，中华民族是有复兴希望的。’当时我领会，他所指的是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一段话，龚灿滨生前对许多前来江津采访他的党史工作者也都说过，甚至是强调过，自然也就出现在了不少党史文章里。

但是，笔者后来却对龚灿滨的这段记述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因为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生命已临近终点的陈独秀，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抗战，已经完全丧失了必胜的信心。他在1942年3月21日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便充满了悲观的色彩，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也以“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为名，电饬各地新闻检查机构“注意检扣”。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为此发表了《斥陈独秀的投降理论》的批判文章。

这种思想情绪还留有旁证，比如陈独秀在给一直从经济上帮助他的川军将领杨鹏升的信中也说过：“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势日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毙耳！”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陈独秀不会对眼下正在发生的战争充满必胜的信念，即便作为过气的政治家，在大庭广众之下必须表现出对抗战的信心，他也绝无可能把领导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他此时已经并无好感的延安身上。

这些疑点困惑着我，就在龚灿滨逝世前两月的一天，我到斑竹巷看望已重病卧床的龚灿滨老先生。我先把他写的文章中的某些重要片段念给他听，然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疑惑。

自知生命已经临近终点的龚灿滨此时也无所惧，向我敞开心扉倒出了他的苦衷。他说：“第一次采访是1976年间的事，居委会主任带着两个北京来的解放军军官突然到了我家里。那时候，我还是个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黑帽的管制分子，看见解放军进门，心头就慌得不行，居委会主任又声色俱厉地命令我老老实实交代。那种情况下，我吓得来说话都不成句数了，哪里还顾得真假，只能编一些政治上保险的说，反正陈独秀死了那么多年，也没人能证明我说假话。这段话，就是我当时对那两个解放军军官说的，他们后来也都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我看谬种已经传开，也就将错就错，把它写进了我那篇文史资料里。莫看白纸黑字，你指出的那几处地方确实是假的。”

我说：“龚伯，我能在我的文章里，把处在当时那种特殊形式下的你说的假话错话，纠正过来吗？”

龚老幽幽地盯着我，说：“你写吧。哎，写史，本身就应该有春秋笔啊！”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历史的巧合真是令人惊奇。龚灿滨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两月后，陈独秀在石墙院一命归阴；我到斑竹巷看望龚灿滨，两月后，龚先生居然也在斑竹巷驾鹤西去。而如今，我这个提笔写陈独秀与龚灿滨的人，也在斑竹巷已经住了许多年，看样子还将继续住下去了。

来到白沙数日后的一个上午，陈独秀与高语罕趁大家打牌之际，出了石珠巢，到遛马岗去看望台静农。

到达耸立在长江边上的遛马岗，只见一幢式样别致，四周皆有回廊的两层洋楼，掩映在绿树杂花之中，真乃洞天福地。

进得小楼，台静农慌忙接着，并将他父亲、家人与陈、高二人介绍。

台静农说，这幢楼房是邓燮康所修的别墅，眼下他一家、曹靖华一家都住在这里。陈独秀说，何不请曹靖华也过来聊聊，静农说他此刻不在，一早便到国立女师上课去了。

台静农到北大时，陈独秀已离去，但他仍处处以师礼事陈独秀。

陈独秀品了品刚刚泡开的重庆沱茶，笑道：“我从下松林到这遛马岗，见着两处房屋，倒有一番感慨。”

台静农道：“先生因何感慨？”

“你看那下松林，老房旧屋，朴拙无华，再看这遛马岗，红花绿树，别致精雅……”

高语罕猛地在膝盖上一拍：“妙！蟾秋翁长衫马褂，古气横生；燮康君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真可谓房如其人，楼如其人也！”

陈独秀道：“虽说是房如其人，楼如其人，可他叔侄俩都有古之豪侠遗风，当今世上，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高语罕道：“昨晚饭后，翼野（卢前字）兄与我谈到邓氏叔侄，也是感激不尽呢，他如今在白沙镇里天上街住的几间房子，也是靠着邓氏帮忙才租到的。虽说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以前在江津住那两间国难房，不也是风雨飘摇么？他还写了阕《饮虹乐府》的小曲，有‘白沙居，饭香衣暖豆花鱼，移家天上能团聚，且自欢误’句。于他而言，江津白沙，真乃是地下天上之别了。”

台静农道：“正因蟾秋翁如此厚待于人，我眼下才委实不安呢。10月2日乃蟾秋翁七十华诞，可忠、冀野、靖华、建功都已各自有所表示，我们自也不能厚着脸皮去白吃啊……”

“心意，固然是要表示的。”陈独秀说，“我等穷儒，囊中羞涩，何况，蟾秋翁看重的也绝非钱物。我看，待明日欧阳、仲纯他们到后，我们索性联名撰一篇寿序，以赞蟾秋翁毕生之义举。”

“好！先生的主意太好不过！”高、台二人连声赞道。

商妥送礼之事，台静农拿出纸笔，请陈独秀留诗。

陈独秀并不推辞，提起笔来，写了一首与苏曼殊的绝句。诗云：

身随番舶朝朝远，

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沉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