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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长公子惨遭腰斩 总书记黯然下台（第3页）

汪孟邹高兴地说：“吴稚晖是国民党内说得上话的元老，又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当初延年乔年兄弟俩去法国勤工俭学，正是他帮的忙。就算念着这点旧情，我想他也不会置之不理的。”

当夜，吴稚晖独自在大书房里看书，秘书进屋，将一封信件呈上，说：“先生，这是胡适给你的一封紧急信件，请你出面救助陈延年。”

吴稚晖吃了一惊：“救谁——陈独秀的大公子？”

“是，陈延年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抓去了，现在正关在龙华监狱里。胡适请你出面救救他。”

吴稚晖一把抓过信件，匆匆看罢，冷冷哼了一声，说道：“延年、乔年早就辜负了我对他们的期望，像他们的老子一样，转向了苏俄共产主义，我对他们是恨在心头！想不到，已经落网的陈延年，今天居然求到我手上来了。我今天要救了陈延年，岂不成了共产党人的大救星？可我吴稚晖，此生注定，只能成为共产党的掘墓人。”

吴稚晖拿过信笺，提起狼毫，挥笔疾书：“杨虎小弟如晤：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吴稚晖写罢信，将信装入信封，交与秘书：“你马上送到警备司令部，交到杨虎手中。”

而就在吴稚晖的信还未送到杨虎手中时，陈延年的身份已经暴露无遗。

“陈延年！”杨虎对着被狱警带进办公室的陈延年当头棒喝。

陈延年神情一震，望着杨虎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你说的陈延年是谁。”

杨虎冷笑一声：“把姓韩的带上来。”

满身血污的韩步先被狱警押了进来，他浑身颤抖，见到陈延年，忙将眼睛转向杨虎，有气无力地说：“他就是——陈延年。”

“无耻！叛徒！”陈延年破口大骂韩步先……

1927年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时局的办法。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张国焘、吴玉章、任弼时、毛泽东等人出席会议。

陈独秀说道：“今天，我们召开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了在汉的常委、中委，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也都出席。由于情况紧急，本次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形势恶化后，如何保存和发展农村革命力量的问题。”

任弼时霍然起身，举着一份文件大声说：“独秀同志，我强烈要求，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公开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双眼瞪着年轻的任弼时，沉下脸道：“我知道这份政治意见书，是你任弼时起草的。我也知道这份《政治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央回避农村土地革命问题……”

“可是，”任弼时打断陈独秀：“你知道并不等于其他的常委全都知道，所以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会议上公开宣读。”

陈独秀大怒：“你们这帮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懂得什么？弼时同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陈独秀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要明白，我们的组织原则是党领导团，而不是团领导党！”脾气暴躁的陈独秀越说越生气，一把从任弼时手中抓过《政治意见书》，“唰唰”撕得粉碎。

柳直旬惊诧地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老头子怎么这么大肝火？”

张太雷低声说：“还不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闹的，斯大林命令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组建一支由八个师或十个师组成的红军武装，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老头子认为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领导，在自己不具备条件的前提下，对国民党贸然采取暴力行动，必然招致国民党军队的武力镇压，其最终结果只能给党带来巨大的损失。可是，他的这一意见却遭到共产国际的尖锐批评，所以近段时间以来总是火气冲天，一遇不顺心情的事就暴跳如雷，大骂一通。”

柳直旬听罢惊奇不已：“这么重要的指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张太雷说：“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许多人至今都还蒙在鼓里。”

在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公开向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军官也蠢蠢欲动，相机响应。在中国大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形势下，为解救革命危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5月30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其内容包括：

1。坚决主张实际占领土地，但只应没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还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

2。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

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自己可靠的新军。

4。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这就是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

陈独秀看到共产国际传来的电报后，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强逼着我们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么？

6月7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五月指示。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全面解释不能执行这一指示的理由，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在我们不能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而组建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陈独秀等表面上肯定了“五月紧急指示”精神，但又担心引起同武汉国民党的分裂，主张应当服从国民党。陈独秀对“五月紧急指示”实际上采取了完全拒绝的态度。

当时，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外，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都认为莫斯科太不了解中国的形势，“五月紧急指示”根本无法执行”。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发出《致共产国际电》，指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要设法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重申目前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群众运动也应当服从国民党。”“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该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公然对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说不，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分恼怒。6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讲话，公开指责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罗易认为，中共的答复电报，“只是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电令，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执行问题。接着，罗易向斯大林控告陈独秀，从而直接导致陈独秀被迫下台。

总体上看，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从理论上讲有其积极意义，但幻想依靠汪精卫集团同中共合作来执行这些指示，事实上是与虎谋皮，是根本办不到的。按照陈独秀的话说，这“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

陈独秀继续说道：“要在农村发展武装，湖南是重点，所以必须加强湖南农协的领导，对其进行改组。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人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