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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回 独秀津城做孝子 仲纯介绍识二邓（第6页）

邓仲纯、高语罕、潘赞化、邓季宣、何之瑜等一帮朋友见姐弟俩吵得不可开交，赶紧上前劝解。

邓仲纯说：“外面吊客来了那么多，你们两个至亲躲在屋里吵架，这成什么话？”

潘赞化说：“仲甫，不就是个形式么？你就遂了大姐的心又怎样？”

何之瑜也道：“做儿子的给母亲披麻戴教端灵牌的，自是应尽的本分，老师你就答应下来吧。”

“罢，罢，罢！”陈独秀终于妥协，“大姐，你什么也不用说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依你还不行么！”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少有的违心之举。

响器班子奏响了哀乐，鞭炮“噼噼啪啪”地炸开，刺鼻的硝烟在小城的晴空里飘散。在这一团声浪烟团中，长长的送殡队伍开始了缓慢地移动。小城万人空巷，夹道而观。

陈独秀——这位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代风气的先行者今天头缠白帕，身披麻衣，双手端着拙劣画师匆匆画就的谢氏炭精画像，满面戚然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紧随身后的，是与他同样打扮的儿孙、媳妇、潘兰珍，以及大姐一家。再后，是厚厚的柏木棺材与浩浩****的花圈队伍。

花圈后面，是送殡的人群，客居此地的名流欧阳竞无、高语罕、邓仲纯邓季宣兄弟，潘赞化、何之瑜，专程从重庆、白沙两地赶来的沈尹默、包惠僧、薛农山、台静农、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卢前、曹刍、陈可忠、蒋复聪、魏建功、唐圭章、曹靖华、朱光潜，与江津本城的头面人物黄鹏基、龚农瞻、曹茂池、施怀卿、朱近之，也全都臂缠青纱，络绎而行。

邓仲纯感慨道：“我和仲甫相交几十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屈从于别人的意见。”

南安门外的武城山上，在一团震天动地的哭声中，棺木缓缓移入坑中。陈独秀情不自禁，老泪纵横，双膝一屈跪了下地。后面，亲人们也都齐刷刷随陈独秀跪下，刹那间哭声震野。

一座新坟，出现在山峦之上。

陈独秀语调悲切地对儿子叮嘱道：“松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时，一定要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要让她一个人留在四川做孤魂野鬼，你爹心里是不会安宁的。”

陈松年说：“爹爹放心，儿子牢记在心，一定把祖母带回安庆。”

邓仲纯上前道：“仲甫，我的医院过些天就要迁到黄荆街83号去了，那所院子很大，房子一楼一底，相当不错，盒子门，木地板，四壁落白，采光也好，院子边上还有一排数间平房，这还是黄鹏基出面帮忙给我租下的。你一家人也搬过去和我们同住吧，我和季宣两家住楼下，你们一家老少住楼上。你的心脏也不太好，又有严重的高血压，住到我家里，就如同你身边多了我这个保健医生，对你也会好得多。”

陈独秀悻悻说：“唉，再说吧，再说吧。”

邓仲纯坚持道：“这事，我太太也是同意的。为前次失敬的事，她一直深感愧疚，过意不去，总想弥补呢，仲甫，你就给她一个机会吧。”

江津县城黄荆街83号，一处牌坊式石朝门宅院面向大街。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大块红绸缓缓落下，由陈独秀用笔力遒劲的魏碑体题写的黑底金字“延年医院”的大匾，赫然展现在众宾客眼面前。

邓仲纯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站在门前与络绎前来恭贺的名流商绅拱手应酬：“谢谢各位光临，谢谢各位捧场。”

陈独秀也帮着邓仲纯招呼欧阳竞无、高语罕、曹茂池、龚农瞻等贺客：“朋友们都来了，请到院里坐，院里坐。”

龚农瞻指着身边两位商绅模样的男人道：“陈先生，邓医生，我给你们带来了两位新朋友，这位是邓蟾秋，这位是邓燮康，他们是叔侄俩。瞻秋是重庆盐业公会的理事长，燮康是四川农工银行的经理，既是我们江津县白沙镇人，也是我们川东商界的精英。”

邓氏叔侄俩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交往，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上，载有如下文字：

名绅富商邓蟾秋，及其侄、四川省农工银行经理邓燮康，对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曾予照顾。陈独秀死后的衣衾棺木也由邓氏叔侄所赐。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学者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虽是第一次谋面，陈独秀对邓蟾秋这个名字，却是自到重庆后，便已久仰在心。来到江津后，又通过邓仲纯、曹茂池、龚农瞻之口，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一年邓蟾秋已近七旬，比陈独秀年长八岁，邓燮康则刚过不惑之年。

邓蟾秋，字鹤年，乃江津县白沙镇人氏，早年因经营盐业与创办实业成为重庆巨富。此翁仗义疏财，热心赞助教育、社会公益事业，南京沦陷后，又不遗余力地照顾、资助一大批入川避难的学者名流，因而声名远播，被人誉为“江津之孟尝君”。

邓仲纯初到江津，方方面面也曾得到过蟾秋翁、燮康的帮助，而欧阳大师谈到邓蟾秋时，更是充满感激之情。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欧阳大师将佛学支那内学院由南京迁往江津之初，蟾秋翁捐大洋3000元，在东门外中山公园右侧为该学院购置一块地皮。又在白沙、江津创办“石泉义仓”（蟾秋父名邓石泉）赈济流落到江津的各省难民。

而此刻出现在陈独秀面前的邓蟾秋，却丝毫不露富豪之态，白发鹤颜、素衣布衫，神态慈祥谦和。而其侄燮康则不同，西装革履，头戴礼帽，身披高级呢料大衣，一副新派打扮。燮康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C·T（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读过陈独秀的许多文章，还亲耳聆听过陈独秀的讲演，对陈独秀崇拜得五体投地。“四?一二”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返回江津，先任白沙黑石山聚奎学校校长，后步入金融界，任四川农工银行董事长。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黄永胜、王亚非在《陈独秀寓津纪实》一文中认为：“由于邓家是商人，他们之所以同陈独秀结交，主要是仰慕陈独秀之名声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笔者的看法则是，当时的陈独秀已无什么社会地位，仅是一个因抗战爆发而提前获释落魄津门的重大政治犯，胆小的人还怕同他交往被牵连呢。而邓氏叔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已有相当地位，完全不必靠结交陈独秀这类政治上的末路英雄来抬高自己。他们之所以同陈独秀结交，一者出于景仰，二者出于同情。因为此后有诸多事实证明，邓氏叔侄俩与陈独秀交往甚密，并经常在生活上予陈以照顾。

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并最终为陈独秀主持丧仪的何之瑜先生对陈独秀与邓氏叔侄的关系太了解不过，他在《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中更是如此写道：“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系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邓氏叔侄之热肠，令人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