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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千载良机（第2页）

霍普金斯能和哈里曼缔结友情，还和他的一个爱好脱不了关系。对于生活品质，总统的密友一贯很是讲究。同时，他还喜欢结交有钱有名的朋友。霍普金斯生在艾奥瓦州的格林奈尔。当年来到纽约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年纪轻轻的社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在为了改善贫苦阶级的生活而尽心尽力。不过，他也热爱贵重礼物，喜欢出风头和泡夜店。20多年后，他成为参与罗斯福新政的中心人物之一。那个时候，霍普金斯就和不少纽约商界中的进步人士搭上了关系——当年，对方愿意和他交好，自然也有其目的。此外，纽约的文化艺术界当中也不乏霍普金斯的朋友。就这样，每到周末，霍普金斯或是前往哈里曼那座位于哈德逊湾的40间房间的大宅，或是来到著名报人赫伯特·巴雅尔德·斯沃普的长岛别墅。在这里，他可以呼朋唤友，和伯纳德·巴鲁克、威廉·佩利、乔治·考夫曼和约翰·海伊·惠特尼（JohnHayWhitney）等人一起玩玩扑克，打打门球。

霍普金斯的长相难言英俊潇洒。不过，只要乐意，他可以展现出足够的机智和魅力——他总爱追求漂亮女性，而这些特性又在追逐之中格外管用。“有些怀有敌意的报纸总说他是个花花公子。对此评价，霍普金斯一概是受之泰然。有时候，他甚至乐在其中引以为荣。”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表示，“如此的描述让他自觉魅力非凡。”

1933年，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成了朋友。不过，直到1938年底，两人才真正变得亲密起来。当时，罗斯福刚刚把商务部长一职授予霍普金斯。总统心知，霍普金斯可不是美国商界喜欢的领导人物，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一干成员更不可能对他表示欢迎。而且，霍普金斯要想上任，还必须经过委员会的批准。就这样，罗斯福要求哈里曼帮霍普金斯一把。联合太平洋集团的董事长立即行动起来，他劝说自己担任主席的总统商务顾问委员会亲自出面为霍普金斯背书保证。而后，哈里曼又从其他商界巨亨那里搜集了不少赞颂霍普金斯的信件。哈里曼的努力没有白费。霍普金斯正式上任之后不久，便邀请哈里曼陪同自己前往得梅因（DesMoine）访问。在那里，霍普金斯第一次以部长的身份发表演讲。由此，他抛下了社会改革家的身份，转而誓言要用“全副的热忱和能量”促进美国商业的再度繁荣。回忆起那副场景，哈罗德·伊克斯还有些语带酸味。按照内政部长的说法，哈里曼“一直在努力扶住哈里·霍普金斯，而霍普金斯的手也总把哈里曼攥得很紧”。

反复发作的病痛，让霍普金斯不得不缩短了自己的任期。一段时间的入院治疗过后，他在1940年11月回到了总统身边。这一次，霍普金斯成了罗斯福的主要战时顾问。整个国家的战备活动和武备进程，都要服从霍普金斯的监管。其实，他并没有正式的官职和头衔，却能守在白宫自己寝室的一张方桌边上发号施令。他不知疲倦，总在催促、激励和鼓舞工商界人士尽快达成各项生产任务。尽管相关的目标，事前都被看作不可能的任务。

1941年1月，《租借法案》已经成了美国国会必须讨论的一件大事。此时，霍普金斯也得到了罗斯福的新任务。他即将前往伦敦，确定英国国防需求的同时，还得完成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霍普金斯需要判断一个问题：英国到底能不能抵御德方的猛烈攻势。准备出访期间，霍普金斯公开表示：自己一定做好准备而不会为温斯顿·丘吉尔如簧巧舌所蒙蔽。按照霍普金斯的看法，丘吉尔的能力远远抵不上他的个性。“我觉得，丘吉尔很可能会以世界头号伟人而自居！”霍普金斯告诉朋友。对此，朋友表示：“哈里，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想法去伦敦，那又和一个小地方来的沙文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那样一来你还不如立即取消行程好了。”

在伦敦，丘吉尔也得到了霍普金斯即将代表总统到访的消息。对此，首相只是表示：“这人是谁？”顾问们看出丘吉尔不是很在意，立即提醒首相小心应付。这个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的亲密关系，首相随后也有所知晓。顾问们还告诉首相：霍普金斯一向觉得丘吉尔有些“反罗斯福”的倾向。因此，首相必须为自己洗脱冤屈。他需要向美国特使表示，自己一向对于罗斯福拥有最高的敬意。

各位顾问的种种吩咐，首相都一一照办。而且，他做得相当卖力。在首相的授意下，一辆列车来到特使降落的机场。由此，霍普金斯乘坐专列前往伦敦，并在唐宁街和位于白金汉郡的首相乡间官邸接受丘吉尔的款待。各位部长高官也遵从首相的吩咐，对于美国客人的问题几乎是知无不言。首相还亲自陪同特使走遍了满目疮痍的英国大地。其间，丘吉尔面对每个人，都竭力引荐身边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使节”。

五周的访英行程，让霍普金斯和英国领导人成了亲密朋友。虽然历史学家更加关注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的关系，其实，霍普金斯和丘吉尔之间才显得更为真挚和温暖。虽然两人在出身背景方面差别很大，丘吉尔还是在罗斯福的特使身上发现了可亲可敬之处。首相本身就是个好斗分子，美国特使的尖刻、语言中的机锋和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都让他颇为欣赏。对方的责任心和坚定作风同样吸引了英国首相，更别提霍普金斯正在经受病痛折磨却无惧英国那严酷的寒冬。每到一地，特使都显得活力满满。其实，他只是依靠随身携带的各种药片强撑病体。首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及霍普金斯。丘吉尔觉得，此人“非同寻常……他就是海边伟岸的灯塔，放射出的光芒能够引导舰队顺利归航”。

一场旅行未完，霍普金斯已经成了首相的铁杆仰慕者。这时他才发现，首相并不反美，对于美国总统也并无意见。这些发现，霍普金斯都在信中向总统做了汇报。他还表示：“丘吉尔就是英国政府，这一点毫不夸张……我必须提醒您注意：您在和英方人员交往谈判的时候，唯一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的人就是这位首相。”

霍普金斯为人机智，总不忘记阐发一些尖酸的议论。可是，这一次的英国之旅，他却始终心怀敬畏——无论在首相别墅还是罗纳德·特里的迪奇雷宅邸度周末，还是回到自己位于克拉里奇饭店的房间，或是前往白金汉宫与国王和王后共进午餐，霍普金斯都有些不大自在。其实在这些地方，他的地位都很崇高，要么被英国首相待若上宾，要么就和王后平起平坐。但是，优厚礼遇也无法改变出身，他终究只是个来自爱荷华州的乡巴佬，父亲不过以售卖马具为生。隐隐约约的不安感觉，又开始袭扰他的心灵。后来，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觐见斯大林。其间，他把自己的旅英感受告诉了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在我看来，那段回忆有些悲戚……也有些酸楚，对于霍普金斯个人如此，对于美国也如此。”蔡尔兹表示，“这也是对美国的世界责任和领袖能力的一种讽刺。毕竟，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做好担当领袖的准备。身为世界领袖，又怎么会为了自己的出身而变得缩手缩脚呢？”

随着旅程的展开，霍普金斯对于丘吉尔和英国的感情也愈发加深。1941年1月中旬，英方在苏格兰组织了一场宴会，对霍普金斯的到来表示欢迎。席间，霍普金斯表现得尤其激动。“我很清楚，大家对我回程之后面对总统的汇报内容很感兴趣。”面对宾客，特使如此表态。而后，他转向丘吉尔并开始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你走到哪里，我就行到哪里；你在哪里停下，我就在哪里安居。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说到这里，霍普金斯还略微沉吟，随后加上一句：“直到永远。”此时的丘吉尔，也是眼眶泛泪。霍普金斯的真情流露，给了首相和他的同胞以崭新的希望：显然，美国已经到了放弃中立的边缘——可惜，他们燃起的这点希望却和事实的发展并不相符。

回到美国的霍普金斯“好像完完全全换了个人”。此时，他已经“满心都是紧迫感”——在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看来，霍普金斯就是如此。2月中旬，特使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就曾通过电报向总统先行表示：“总统先生，这个岛国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我国应当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东西……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这个决定，关乎英国在战争中的结局。是胜是败皆在此一举。”

1941年2月，霍普金斯搭乘的船艇驶入了纽约港口。甲板上，吉尔·怀南特已在恭候他的到来。那个时候，怀南特刚刚收到赴英履职的任命状。除了这位新任的驻英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也在迎接的人群之中。其实，霍普金斯出发之前，还曾接到了哈里曼的一桩请求。“哈里，让我一起去吧。我宁愿给你拎包。”商人曾经如此表达愿望，“我和丘吉尔见过很多次面，伦敦这个地方我也再是熟悉不过。”朋友的哀求，霍普金斯没有应允。不过，特使还是暗示：总统会有“一些安排”等待哈里曼去履行。如此机会，哈里曼当然不想错过。自然而然，他一定要和归国的霍普金斯见上一面。

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就已经把朋友交代的事情办妥。在特使的劝说之下，罗斯福下了决心要在伦敦派驻一名专员，以便对租借援助事宜进行监管。霍普金斯还向总统建议：埃夫里尔·哈里曼最是适合当此大任。罗斯福虽然有些犹豫，到底还是应允了这出任命。转天，哈里曼就得到了前往白宫的邀请函。

3月8日，参议院终于（很是勉强地）通过了《租借援助法案》。而后，总统向新闻界表示：“现在，在华盛顿，我们都在考虑一个速度问题。加紧速度，就在当下。我希望‘速度，加紧速度，就在当下’的口号能为千家万户所铭记，从而成为国家的行动箴言。”

总统的话语固然恳切，准备履职的哈里曼却发现：罗斯福的号召并未得到真心诚意的响应，也没有一点付诸实施的基础。1941年初的华盛顿刚刚恢复了元气，可是，“加紧速度”的重要程度并未得到众人的认可。从英国人民绝望求存的战争之中脱身而出的各位记者，尤其感觉到了华盛顿的倦怠和缓慢。他们甚至认为，美国首都仿佛处身在一片自得其乐的孤立境地——“见过伦敦历经轰炸留下的片片瓦砾场，现在的华盛顿看起来也太过清洁有序了。”

1940年秋天，《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遵从上级的调令而从伦敦来到了华盛顿。同一时间，埃里克·塞瓦雷德的工作路线几乎和雷斯顿一模一样。对于自己的新驻地，雷斯顿觉得“非常舒适”。当然，“你必须得住在‘合适’的街区，而且没有阅读和思考的习惯才行”。在塞瓦雷德看来，华盛顿是一个“树木茂密的梦幻公园”，而且“就是这个国家的郊区”。这里“干净清洁又围着篱笆”，与外界的喧嚣完全隔离开来。身处此地，自然难以觉察到世界乱局的严重程度。大卫·布林克利带着北卡罗来纳一家媒体的任命来到华盛顿，后来，他曾把华盛顿比作“一个毫无准备的城市和一个毫无准备的政府。面对突然降临的世界责任，它完全手足无措”。

当然，华盛顿正在前行，它积蓄能量，朝着一座世界都市而迅速变身。其间，全城似乎都陷入了一阵忽然而来的疯狂当中。“那一阵，华盛顿处处弥漫着狂热和混乱，一切事情都不可预料。那种情绪一点也不用夸张。”罗伯特·舍伍德如是说。1940年末，舍伍德放弃了剧作生涯，转而为罗斯福撰写演讲稿。同一时期，华盛顿方面正在为了兑现承诺而忙忙碌碌，相关的紧要事宜一件接着一件：政府需要控制物价，同时兼顾原材料的分配。为了满足战时生产的需要，旧有的工厂需要转向，而一些新的生产机构也亟须建立起来。毕竟，援英方案已经通过，而美国也需要面对可能来临的战争。

许多人都觉得，监督战时生产和动员的工作应当交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来完成，负责这一部门的人也要具备让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表示臣服和统一行动的能力。需要这样一位“经济沙皇”的观点，得到了亨利·史汀生、亨利·摩根索和伯纳德·巴鲁克等人的鼎力支持。他们甚至联起手来，催促总统赶快设置这样一个职位。可是，总统自己却另有想法。罗斯福从来不想把权力交给他人，这次也不例外，总统一心只想加强行政管制。1941年1月初，他主持建立了生产管理办公室（OPM）。而后，又有许多类似功能的政府机构相继成立并运行。它们的职责，都在于管理战时经济。可是，生产管理办公室其实并无实权，它无法逼迫企业转入战时生产，也不能下令把原材料从民营企业调到战备部门。当时，美国经济的复苏形势一片大好，面对民众的旺盛消费需求，企业自然不想拒绝生产那些大众求之若渴的东西——比如汽车。毕竟，放弃这些订单等于放弃利润。如此情况之下，生产管理办公室只能跛足前行。为了督促企业完成总统下的那些急迫的生产任务，生产管理办公室也使出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政府的生产计划和现实一点也不合拍。”回到美国的文森特·西恩在信中向爱德华·默罗表示，“关于‘国防’和‘援助英国’的大话倒是说了不少，却完全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可是，大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个历史时刻的严肃意义。”

1941年早期，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只能位列五流。相较其他世界强国，美国的陆军在规模方面仅仅居于世界第17位。当时，德国陆军的兵员超过400万，英军也有160万之众。嗷嗷待哺、巴望议会拨款的美国陆军的总人数不超过30万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也只是刚刚入伍）。军中甚至连一个装甲师都还未能整备成形。受训期间，新兵们只能拿着扫帚当步枪，并把锯木架想象成为反坦克炮台。一名研究军事历史的学者觉得，当时的美国陆军实在太过不堪。如果“墨西哥的强盗土匪跨过里奥格兰德河入境劫掠”，恐怕美国陆军也不是对手。海军的状况虽然好上一些，但是，大多数船艇的历史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于空军方面，能够参战的飞机也只有2千架。

经过与军方和政府高层人物的数轮会谈，哈里曼终于认识到了一点：“我们的军事能力目前还相当有限。陆海军为了凑出目前这些援助物资，几乎已经大伤元气。接下来，他们已经是捐无可捐了。起码在好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英国人都收不到任何捐助了。”哈里·霍普金斯倒是一直在为英方急切求助。可是，他并未能够打动美国高层，反倒有好些高官觉得霍普金斯如此热情只是着了丘吉尔的道而已。“深更半夜从港口递来一封信函，我们怎么可能严肃对待呢？”这是一位高官抱怨的话语。其中的一字一句，都在指责总统顾问和英国首相之间那出了名的彻夜深谈。

美国军队当中不乏对英国观感不佳的人士。他们觉得：英国的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竭。美军的悉心援助，最终只能成为德国人的战利品。正是由于这股反英情绪，援助事务也变得更为复杂。1940年底，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Knox）曾向一名副官坦承：自己面对“美国海军当中甚嚣尘上的失败主义情绪，真是有些身心俱疲”。在诺克斯看来，这种情绪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肯尼迪大使归国之后发表的那出演讲”。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哈里曼还得说服美国总统，让他在租借协议之外为英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没有几个月的等待时间，这些物资根本不会登上英国的海岸。跨越大西洋的航路漫长而又充满危险。哈里曼觉得，美方军舰应该为途中的英国商船提供护航服务。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史汀生、斯塔克和多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认同。不过，罗斯福对一切形式的护航活动都抱有反对态度。他的政府已向人民和议会作了保证：所谓租借援助条款，其实就是美国避免战争的一种保证。唯有如此，美国才能在不卷入战事的情况下阻止纳粹的扩张（国会当中，佛罗里达籍议员克劳德·佩珀是《租借法案》少有的几个支持者之一。在这方面，佩珀的态度相当坚定。不过，他的理由也来得颇为粗鲁——有了美国的援助，英国人可以“像雇佣兵一样为我们而战”）。美方一旦加入护航，就有和德国的海空力量擦枪走火的可能。这一点，罗斯福当然心知肚明。要知道，这种冲突，当时的美国总统可还没有做好准备。

前往伦敦之前，哈里曼和罗斯福进行了临别会谈。3月初的这次见面，反倒让哈里曼开始思索一个问题。隐约间他仿佛觉得：其实总统对于英国的生死存续并不特别上心。“我总有一种感觉：总统并未认识到我心目中的现实处境。要知道，我觉得德国很有可能……在英国支撑不住之前就将其完全击倒。”赴任途中，哈里曼写下了如此的感想。“总统并不想要引导民意，也不愿意推进参战的过程。他只是想当然地觉得：只要我们的援助能够到位，英国人自己就能把事情搞定。我很担心：如果英国突遭变故，我方的各项援助可能都会来得太迟。”

3月15日，哈里曼抵达了布里斯托尔。在这里，丘吉尔的海军大臣接见了他。随后，特使和大臣登上军机，前往首相郊野别墅附近的一处军用机场。此地距离伦敦北部大约50英里。几小时过后，美国方面负责租借援助事务的特使已在英国首相用于乡间度假的卧室当中安下了身。当时，丘吉尔正因为感冒而卧床休养，可是，他还是挣扎起身并和哈里曼见了一面。“私下里，首相和我谈到了战争的方方面面。”稍后，哈里曼向留守纽约的妻子玛丽写信，“大西洋海战和商船的保护工作就是他心目中战争的决胜关键。”哈里曼告诉首相：自己必须对英国的战备情况和相关需求知根知底。即便最为绝密的信息，英方也不得有所隐瞒。他的意见，得到了首相的全力应允。丘吉尔给予哈里曼的回答，几乎和早前面对怀南特的话语一模一样。而且，首相还表示：“我们不会对您有任何隐瞒。”

怀南特和唐宁街10号接触频繁，同样也与外交部和安东尼·艾登来往密切。1941年，艾登取代哈利法克斯勋爵成为外交大臣。交往之中，美国大使和外交大臣变得非常亲密。他们的许多交流，甚至没有经过外交文件的正式记录——这一点，在国际交往的历史上可是前所未见。艾登觉得，自己和大使“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一点：如果我们之间的对话需要事无巨细的记录——要知道，我们每天很可能有两到三次交流的机会——那么一切事情可能都无法达成”。他们的会面地点，通常选在艾登那“洞穴一般”的办公室。对话开始之前，大使还会习惯地对着大臣书桌上方悬着的乔治三世画像戏谑一番。他们的话题相当广泛，从美国的援助一路聊到英美对待法国维希政府的态度，几乎无所不包。“我和大臣的关系不算正式甚至有些奇怪，”怀南特表示，“它基于个人友情，又和我们国家之间的邦谊息息相关。”

关于怀南特的人缘，哈里曼也曾向总统提及。上任一月有余的特使给罗斯福去信表示：“您的大使赢得了英国各个阶层人士的一致信任和尊敬。我觉得，他在离任之前就会变成英国历史之上最受爱戴的美国人。他富于热情和悲悯，又具备献身精神和敏锐的判断力。”

供职社会安全署期间，怀南特的行政能力一直为人诟病。到了大使任上，这个缺陷也没有丝毫改善。按照使馆里政务参赞西奥多·阿基利斯（TheodoreAchilles）的看法，大使“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行政人员之一”。他常常忘记约谈的时间，还会把英方要员晾在办公室外面长达好几个小时。而且，大使总是把各种机密文件揣进兜里，而后毫无顾忌地游来逛去。在他的住所里，馆员们可以轻易搜出各种机密电报，这些文件通常四散在公寓的书桌乃至地板之上。对于大使的这点习惯，安保人员当然十分恼火。有一次，他甚至忘记首相即将前来共进晚餐，而他的管家也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待到丘吉尔大驾光临，大使却拿不出任何东西可供款待。

1941年5月，爱德华·默罗给纽约的一位朋友去了一封信：“你肯定很想知道一点，怀南特和哈里曼在这边的工作实在堪称一流。美国使馆的工作速度和效率也叫我刮目相看。”不过，丘吉尔虽然很是尊重怀南特，却在哈里曼的身上花去了更多的时间。首相觉得，哈里曼的存在对于本国的战争前途更为关键。时光流转，哈里曼的重要性还在逐日增加：愈来愈多的英国商船遇袭沉没，而希特勒对于希腊的觊觎也在公开化。要知道，希腊一向都是英方的保护国。在北非，德军正有援助意大利盟友的动作。先前，英军已经在意大利军队身上取得了胜绩。当时，丘吉尔只想美国人提供更多的舰船、飞机、武器和装备。要达成这个目标，哈里曼这个新来乍到的美国客人可是必须伺候得当。不过，首相曾经成功降服了霍普金斯和怀南特，这一次，他自然要为了自己的所需所求而故技重施。

哈里曼甫上任，英方就为他在海军本部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英国军方的秘密电报和文件，美国特使都可以随意调看。战时内阁就大西洋海战召开小组委员会的时候，哈里曼也列席旁听。关于运输、补给、飞机制造和食品、战时经济等各部大臣更是要和美国特使时时展开会谈。哈里曼自己也表示：“每位大臣……都对我把最为敏感的信息和盘托出。面对他们的坦诚，我有时候倒显得局促起来。毕竟，他们的许多问题我都只能虚与委蛇。美国具体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其实我也答不上来。”哈里曼还觉得，英方人员并不把自己当成一只“守着美国援助物资的看门狗”，相反，他更像一位“大型企业派来的生意伙伴”。在一封写给“联合太平洋”总裁的信件中，哈里曼坦承：“我现在基本就是英国内阁的一位编外成员了。”面对妻子，他更是骄傲地宣称：“每一周，我都会和首相共度一天。到了周末，我俩更是常常形影不离。”这番炫耀确非虚言。哈里曼在英国的最初八个周末当中，七个都在首相的乡间别墅度过。他可是丘吉尔热情款待的一位座上客。“我真是兴奋透了。”数年之后，哈里曼回想往事也是兴奋不已，“就像一个闯入了战争中央的乡下仔一样。”

怀南特却不喜欢肯辛顿宫的那处堂皇的官方寓所。于是，他也选择成为格罗夫纳广场3号的一个住客。在大使看来，栖居之地的首要要求在于接近使馆。于是，他租下了一处装修简单的三居室。而且，他坚决要求和英国国民同甘共苦——对方必须遵守的配给制度，他也要一体遵行。大使的高风亮节，还让他的管家大感失望。

哈里曼的身家，在美国也能居于最前列，自然，他可不想效仿怀南特那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多切斯特酒店底楼的一处豪华套间，是哈里曼在伦敦选好的住所。10年之前，酒店刚刚落成。纵观整个伦敦，大家都觉得这所酒店在面对德国空袭的时候最是安全。而且，此地的隔音效果也特别有名：卧室的地板和墙壁当中都塞进了压缩海草，外墙则有软木塞隔音。位于梅菲尔的这间酒店不乏尊贵的客人——其中包括英国内阁的各位大臣，也有欧洲各国流寓此地的王族和要员以及世界各国的将军和元帅。当然，轰炸的阴影下，家资饶富的伦敦人也是这里的常客。著名作家萨默塞特·毛姆（Sham）就觉得自家的砖石结构不甚牢靠，于是搬进酒店以避难。伦敦交际圈的一位红人认为，多切斯特酒店就是“专供富人入住的一处金光闪闪的避难所”。至于“现代巴比伦”和“挤满了阔佬的城堡”之类的名头，也是不一而足。

国难期间，大多数伦敦人都在承受食物匮乏的痛苦。多切斯特酒店的各位住客可没有这样的烦恼，他们享用的草莓、熏鱼和牡蛎完全供应充足——其实，伦敦的其他著名食府也是如此。用餐的时候，酒店的乐队还会在一旁演奏助兴。某位保守党成员曾在大轰炸期间来到酒店吃过一次饭。而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想：“我是没见过比今天这场宴会更为铺张浪费的场合，更加销金的事情大概也不会有了。大家吃掉的食物、舞池的拥挤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屋内的灯光和欢乐，与屋外的黑暗与枪炮声形成了鲜明对比，真让人不寒而栗。”

死亡和毁灭的陪伴下，如此的奢侈生活自然不可能符合每个人的胃口。“身处萨伏伊和多切斯特的餐厅当中，我总觉得自己内心难安。毕竟，轰炸方才过去而已。”本·罗伯逊写道，“音乐和食物，就像是对良心的拷问。要知道，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防空掩体中栖身，还有更多的人已经失去了生命。”战火当前，伦敦竟然出现了如此对比强烈的生活场景，爱德华·默罗同样也为此深感揪心。广播中，他曾提起某处避难所里污糟而危险的环境。而且，这家防空洞就位于多切斯特酒店的对面。当然，默罗也说起了酒店自带的防空设施，设施就在酒店的地下室，那里的简易**也铺好了舒适的鸭绒被和蓬松洁白的枕头。

为社交生活乐而不疲之余，哈里曼也得适时收敛爱好。每到工作日，他实在有太多急于处理的烦人事务。和怀南特一样，哈里曼初来乍到就要为英美关系中的种种疙瘩而烦恼不已。随着时间推移，美方的一项要求也愈发坚定：为了抵偿美国的援助，英国人必须出售相应的资产。对此，英方自然大为光火。罗斯福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总统希望丘吉尔能用金钱表达诚意，同时减轻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毕竟，有些孤立主义者担心，英国人会利用租借援助条款而吃白食。1941年初，总统命令一艘驱逐舰前往南非。在那里，美国人收获了价值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并将其搬运回国。而且，罗斯福政府还强迫英方将国营企业美洲黏胶公司出售给了一个美国财团，而后，财团又把公司以更高的价格抛售出去并大行牟利。

美国人的如上行动“就像一个苛刻的治安官，正在对债台高筑、孤苦无依的人进行最后的搜刮”。——愤怒的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当中如此发泄情绪。只是这封电报，首相从来也没敢发送出去。“我敢肯定，你们如果不想用参战之外的一切方式向我们表示支持，你们肯定也不愿意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没法断言自己一定能够击败纳粹。而你们能否获得整装待战的时机，我就更不清楚了。”面对内阁的一位下属，首相干脆地把自己对于美方的怨气一吐殆尽，“因为据我的估计，德国人不但会剥了我们的皮，还会把我们的肉也剔得一干二净。”美国方面那一板一眼的生意经，让英国人简直怒不可遏。尽管哈里曼等人竭力灭火，这股怒气也一直存在，直至战争结束也未能散去。“对于美国的援助，英国人真是怨愤不已。”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在日记中表示，“不过，他们必须吞下对方递来的善果。可是，上帝啊，这枚果子实在让人如鲠在喉。”

哈里曼忙于处理英方的资产。与此同时，他和怀南特还有另一重艰辛的工作：丘吉尔首相也好，一般的英国民众也罢，大家对于美援的期待都在不断上升。他们甚至觉得，美国会在1941年的暮春或者初夏加入战局。如此错误的认识，倒也有着好几个立论基础——霍普金斯“至死追随”的演讲打动了不少人。温戴尔·威尔基（WendellWillkie）的一番评论也吊起了英国人的胃口。威尔基觉得：如果罗斯福能在1940年连任总统，美国就会在4月之前正式参战。哈里曼代表的“租借援助”，也是英国方面的一颗定心丸。其实，霍普金斯倒是几次想给首相和他的人民浇点冷水。哈里曼和怀南特，也在试图安定大家的情绪。

正因如此，怀南特和哈里曼不得不反复告诉首相：虽然他可以掌控英国上下两院，罗斯福却没有这种权力。根据美国宪法，宣战是国会的权责，而总统对此并无发言权。1941年春天的那个时候，国会当中的大部分议席还被孤立主义者所把持。他们可没有一点参与战争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