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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盟国内部危机（第1页）

第19章　盟国内部危机

当巴黎沉浸在解放的喜庆中时，另一座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首都的居民却独自为自由进行着拼死一搏。在盟国进军巴黎的前三周，大约两万五千名波兰地下战士在华沙发动了一场反抗纳粹占领者的起义。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向西进行大规模反攻，把德军赶出了苏联，并波涛汹涌般涌入了波兰。当波兰人正准备起义时，苏联红军就在华沙附近。几天前，苏联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广播声明，呼吁华沙居民加入苏联军队作战。德军增加大量援军对波兰地下军进行了疯狂镇压，并一天24小时对华沙狂轰滥炸。由于兵力悬殊、寡不敌众，波兰地下军向伦敦和莫斯科寻求援助。丘吉尔敦促英国军事首领“尽最大努力”援助波兰起义军，而斯大林却谴责波兰起义军是投机分子，因此驻扎在华沙市郊的红军并未给他们提供任何援助。

在莫斯科，埃夫里尔·哈里曼请求苏联重新考虑波兰地下军的这一请求，声称为波兰地下军提供援助“符合盟国事业的利益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位美国大使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信说：“是时候让他们明白，我们对他们的友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种种迹象表明，只要涉及苏联的利益，苏联就会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除非我们提出抗议。”曾经倡导无条件支持苏联的这位大使突然转变立场，称与苏联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真诚的个人关系”来解决，并断言“斯大林不难应付”。

哈里曼在苏联任职的11个月期间受到了各种形式的屈辱。事实证明他之前对驻莫斯科大使这项工作的预感完全正确——风雨飘摇、困难重重。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把他扔在莫斯科置之不理，正如他们对驻伦敦大使吉尔·怀南特的态度一样。哈里曼到达苏联首都后不久便对霍普金斯抱怨说，华盛顿没人告知他任何信息，他“被置于尴尬境地，完全依靠俄国外交部来了解祖国政府最近所作的决定”。

正如对美国驻莫斯科前任大使的态度一样，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哈里曼几乎置若罔闻。哈里曼对此窘迫不已，而在战争初期，作为罗斯福派往苏联的私人特使，他受到苏联政府的特殊优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恭顺和敬重。傲慢、冷漠的哈里曼也未给美国大使馆的年轻苏联专家留下特别印象——至少最初如此，他们都是俄国和苏联历史学或意识形态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钦佩哈里曼对公共服务的兢兢业业，以及他处理困难工作的惊人能力，但对他无意促进外交努力表示不屑。“他希望跟更高层次的人打交道，”哈里曼的得力助手公使衔参赞乔治·凯南（GeeKennan）说，“他觉得他从与斯大林的一次会面中所了解的重要信息，比我们数月平庸地学习苏联书籍所获得的知识更多。”查尔斯·波伦说：“我一直认为他并不完全了解苏联体制的性质。读意识形态方面的书籍可不是他的爱好。”

然而，哈里曼待在莫斯科的时间越长，他愈发感觉到罗斯福希望发展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真诚政治伙伴关系的愿景几乎是白日梦。苏联对西方盟国非常怀疑，并拒绝告诉他们苏联战争努力的最基本信息——哈里曼对此的感受最直接。他还发现苏联将一些因《租借法案》获得的设备用于民用目的，或者隐藏起来留在战后使用。大使开始敦促罗斯福和美国政府更认真地审查苏联的租借要求，并敦促他们要求苏联给予更多的军事合作。

他说：“他们很强硬，并认为我们也很强硬。”但是，他的建议基本被漠然视之。

哈里曼深受凯南的影响，对苏联的立场变得越来越精明务实。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凯南“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了解俄国的人”。凯南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莫斯科工作过；1944年6月当他再次来到莫斯科工作时，他对大使说：“关于对苏联的政策，我的看法与政府的观点不尽相同。”结果，他的看法很快成了哈里曼的看法。关于凯南，哈里曼后来说：“任何时候我都依仗他，并向他咨询任何问题。”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索尔兹伯里担任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据他说，哈里曼战后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智者”主要得益于凯南。“埃夫里尔和其他人之后经常提到他对苏联问题的精准判断和绝佳策略，”索尔兹伯里写道，“众所周知，他总能先知先觉采取别人之后才想到的措施。”直到凯南来到莫斯科，索尔兹伯里说：“我才开始注意到哈里曼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凯南来到莫斯科后，哈里曼成了他的优秀学生，并慢慢成长。”

哈里曼和凯南认为波兰是“检测苏联战后行为的首块试金石，将反映斯大林对苏联弱小邻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苏联完全未通过检测。凯南说，斯大林政府拒绝援助波兰地下军，并对西方国家表示：“我们打算完全拥有整个波兰。我们对这些波兰地下战士丝毫不感兴趣……我们也不在乎你们对此有何看法。从现在起，你们无权决定波兰事务；你们现在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哈里曼，以及驻伦敦大使吉尔·怀南特，敦促罗斯福至少要求斯大林允许飞往波兰执行远程救援任务的盟国轰炸机使用苏联着陆基地。丘吉尔也赞成这一观点，声称，如果苏联领导人拒绝这一要求，那么轰炸机将直接、强行降落到苏联的飞机场。然而罗斯福不愿与斯大林对峙；当看到华沙起义注定失败后，斯大林才允许苏联飞机场仅对美国一次救援行动开放。顽强抵抗60天后，波兰地下军最终于10月2日向德军投降。约25万华沙居民——华沙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在起义中丧生。而那些幸存者则被命令离开华沙，随后华沙遭到系统的焚烧和轰炸，被夷为平地。

在未来几十年里，华沙及波兰地下军的命运一直萦绕在哈里曼的心头。有一次，当丘吉尔的孙子问他西方盟国为何会允许波兰首都被摧毁时，哈里曼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小温斯顿·丘吉尔回忆说，哈里曼没有回答，“直接转身离开了”。

随着盟军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国，而西方国家日益顾忌斯大林对战后欧洲的野心，怀南特越来越担忧盟国对划分和占领纳粹德国问题无法作出最终决定。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大使写道，他和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制定投降条件协议和划分占领区协议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英美兵力迅速向东推进，即使俄国人也表明，制定盟国占领德国的全面计划势在必行。怀南特说，如果在战争结束前该计划不能最终确定，那么“对德国控制权的争夺战……将随之而来”。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批准了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的摧毁德国工业、将其变成一个农业国的全面计划，因此德国的命运变得更加不清不楚。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上，丘吉尔和罗斯福一样，几乎没有给予认真考虑。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对莫兰勋爵说：“当我们赢得战争胜利后，我们有大量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大多数美英官员，包括两国领导人的亲近顾问，都对摩根索的计划感到震惊，宣称将德国农牧化，不利于战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并将导致欧洲大陆中心出现权力真空。气愤不已的安东尼·艾登对丘吉尔大吼道：“你不能这样做！”关于罗斯福，科德尔·赫尔则惊呼道：“天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由于遭到下级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放弃了此计划。总统对亨利·史汀生说，他不记得自己对此计划表示过赞同。从那时起，罗斯福就表明，在战争结束前，他对签署任何长远的占领德国的计划都没兴趣。“我讨厌对还未占领的国家制定详细计划，”他告诉赫尔，“必须强调的是，欧洲咨询委员会只负责‘咨询’工作，你我都不受其建议的制约。”

鉴于美国政府的不断拖延，一向温文尔雅的怀南特给罗斯福和其他官员发了一封义正词严的电报，用某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可能让他的大使职位不保。”怀南特声称，由于美国政府对签署战后德国的处置计划一再拖延，美国利益陷入“危险境地”。他还说：“我认为，政府给予其为重大问题而成立的任何会议或委员会的支持，都比给予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支持多。”而且，他清楚表明，他所指的政府主要是美国政府。

当战争进入最后数月，明确处置德国的政策的缺失只是西方盟国众多问题之一。随着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一直冲突不断的美英战地指挥官之间的关系陷入了最低谷。北非战役中存在的相互竞争、怀疑和内讧，在欧洲战场上变得更加严重。

由于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在诺曼底的突破缓慢，美国军事首领和媒体宣称蒙哥马利将所有激烈的战争都扔给美国部队、美国部队的强烈攻势与蒙哥马利部队的散漫形成了强烈反差，这让英国人难于容忍。

“据说，英国士兵毫无作为、没有死伤，而美国士兵则在战争中首当其冲！”艾伦·布鲁克在日记中怒写道，“我对这些狭隘的人道主义厌烦透了。我们能不能学着‘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己的盟友’？我表示怀疑！”与此同时，丘吉尔也对妻子抱怨说：“每次与美国人争吵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给予我们赢得荣耀的公平机会。”

美英指挥官们竞相要求艾森豪威尔优先考虑各自指挥的行动，但艾克似乎没有受到他们狂热民族主义的影响，继续强调团结一致、相互妥协和合作精神。但两国将军对此不屑一顾，不断挑衅他的权威。艾森豪威尔掌管着至少来自八个国家的数百万海陆空士兵组成的巨大军事联盟，然而他们似乎对面临如此巨大责任和问题的艾克毫无怜悯之心。

艾森豪威尔的上级马歇尔将军本人也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当英国报纸刊文称，艾森豪威尔只是个名义领袖，实际指挥“霸王行动”的是英国高级指挥官时，马歇尔对此愤怒不已，命令艾森豪威尔对“霸王行动”的地面部队进行直接作战指挥。直到那时，艾森豪威尔才成为盟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地面、海上和空中行动的各个指挥官。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英国的部队人数最多，因此蒙哥马利被任命为盟国地面战统领。但到1944年8月，在法国作战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是美国人，而大部分盟国的军备和物资，包括飞机和船舰也来自美国。马歇尔认为，是时候该突出美国的主导地位了，不管丘吉尔、布鲁克和其他英国人有多反对。

他们当然反对。当官方宣布由艾森豪威尔接管盟军，而蒙哥马利降职到和美国最高级别战地指挥官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一样的地位时，英国媒体和人民怒斥这一任命是“对英国的羞辱”。1942年末蒙哥马利取得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后，他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军事将领，因此他的降级引起了英国同胞们的怨声载道。丘吉尔则含沙射影地对抗美国，把蒙哥马利晋升为陆军元帅——相当于五星上将的军衔——这就意味着，他的级别高于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美国高级战地指挥官。

现在该美国恼怒了。布莱德雷怒气冲天地说：“蒙哥马利就是个三流将军，他所取得的战绩和赢得的战役，其他将军也同样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好。”

对被迫放弃最高指挥权，蒙哥马利感到震惊不已。他从未完全遵从这个命令，在之后的战争中继续挑衅艾森豪威尔的权威，尤其是反对他的战略——要求盟军形成一个广泛战线共同挺进德国，给予各个盟国军队展现自我的机会。蒙哥马利坚持认为，在美国部队的配合下，由英国兵力向东北强势推进能够更容易突破德国、结束战争。虽然艾森豪威尔极度厌恶这个暴躁、傲慢的陆军元帅，但是他也理解和同情这个英国人的感受——对权力突然丧失而感到切肤之痛。因此他认为，尽可能地安抚蒙哥马利很重要。

他决定与蒙哥马利达成妥协，同意蒙哥马利向东北方向的安特卫普——比利时的一座重要港口城市——进军，并由美国陆军第一集团军给予支援。与此同时，布莱德雷的部队继续朝南向齐格菲防线推进，这是德国沿边境线修建的地堡和坦克陷阱防御工事网。而乔治·巴顿率领的美国陆军第三集团军则不得不暂时停止向东推进。原属于第三师的大量石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都转移到蒙哥马利的行动中，毫无疑问，巴顿对此勃然大怒。一年多以前，在西西里岛，他曾声称：“美国必须以征服者，而非盟国的身份赢得战争。”附属于巴顿总部的一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后来说：“即使在他的上级、盟军总司令面前，他也透露出一股不言而喻的傲慢和不怒自威的气场。”在日记中，巴顿反感地写道：“艾克完全被英国人左右，却不自知。可怜的傻瓜。”

起初，艾森豪威尔的夹击战略似乎取得了成功。9月初，英国第十一装甲师攻占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而且港口关键设施完好无损。由于沉浸在胜利喜悦中，蒙哥马利的部队没有清剿滞留在连接安特卫普和出海口40英里长的河湾的德国部队，而之后这些德军迅速得到增援，直到两个月后盟军才得以再次控制河湾、打通港口，从而输入盟国物资和部队。

未能及时打通安特卫普港口运输线是欧洲战场最糟糕的失误之一，严重拖延了盟军进度，致使盟军未能于1944年攻入德国、结束战争。

而在当时，盟军最高司令部中极少有人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由于盟军迅速击败了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部队，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盲目自信，认为胜利就在咫尺之遥，认为在圣诞节前可以结束战争。基于此，蒙哥马利提出了一项新计划——市场花园行动，据他说，该计划能够让他的部队跨越莱茵河，“势如破竹般挺进德国腹地”。该行动要求美国、英国和波兰空降部队占领荷兰的一系列桥梁和运河口岸，为盟军向前挺进搭建桥头堡。而英国第一空降师将攻占位于荷兰阿纳姆城镇的最后一座跨莱茵河大桥——阿纳姆大桥。

蒙哥马利的几名顾问警告说，他低估了德军的力量，而且该计划存在严重缺陷。但蒙哥马利对该警告置之不理，努力劝说艾森豪威尔批准该行动。事实证明，市场花园行动的批评者完全正确：计划不周，行动糟糕，而且德军的抵御顽强激烈。尽管盟国空降部队的表现坚毅果敢，但数千名伞兵阵亡或被俘，敌人仍坚守着阿纳姆大桥。

那年秋冬季，由于在阿纳姆和安特卫普的惨败，盟军仍未突破德国防线，西线战场陷入僵局。为了加强防御，德军沿着德国与比利时和卢森堡之间的森林山丘挖壕沟、建防线。布莱德雷说：“敌军坚守着我们前线与莱茵河之间的每一寸土地，丝毫不退让。天气一天天变冷，我们的部队也越来越凄惨。我们陷入了糟糕的消耗战。”

因为此，盟国将军之间相互指责、唇枪舌剑的局面日益严峻。美国人训斥蒙哥马利和英国人在阿纳姆和安特卫普的争夺战中失败。而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批准自己继续单向挺进的蒙哥马利，指责战争僵局是艾森豪威尔造成的，并不断向伦敦的上级发送电报数落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与此同时，巴顿和布莱德雷批评艾森豪威尔纵容蒙哥马利，甚至艾克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WalterBedellSmith）也加入了这场归咎游戏中，他评论自己的上级兼朋友说：“对待蒙哥马利，他本应该保持强势态度。”

陷入两面夹击的艾森豪威尔在这些不断争吵的将军中努力维持自己的权威。他不再批准蒙哥马利的任何冒险行动，并坚持自己的广泛战线战略。艾森豪威尔身心俱疲，抱怨说自己浑身上下哪里都疼，哪里都有问题。而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他与妄自尊大的战地指挥官们之间的关系。